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工匠精神不仅是精湛技艺更是价值目标。历史上，养由基射剑百发百中，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卖油翁熟能生巧，这些事例都是指所练技艺炉火纯青。“惟手熟尔”，是工匠精神的典型案例。然而，“惟手熟尔”就只是靠机械重复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可见，工匠精神超越了机械重复。它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精神，蕴含着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等特质。

“执着专注”在行为上绝非一时的热情或短暂的投入，而是长期在某专业领域做到极致，围绕终极目标不断提升品质，专注一行，精进一艺，用一辈子办好一件事。例如，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樊锦诗来到敦煌，至今已在敦煌守护整整60余年，带领团队从抢救性保护迈向科学保护，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活”下去，诠释了“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被称为“敦煌的女儿”。能够做到坚持，是对“时间复利”的深刻理解，即不追求“速成”，而强调慢工出细活，从时间维度来讲就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长时间投入有利于拓展“单一领域投入”的深度。能够做到深耕，是对“垂直复利”的精准把握，即不追求“广度扩张”，而强调精耕细作，从空间维度来讲就是在特定领域持续积累。这样的坚持和深耕是在主体积极发挥主动性的基础上的自觉行动，而不是缺乏思考被动的机械重复。机械重复的过程是枯燥的，更容易让人或半途而废，或浅尝辄止。

“精益求精”在思维上要求对现有知识、技术和流程进行深度解构和再审视。不满足于表面的“能用”或“达标”，而是持续追问“为什么是这样”“还能怎样更好”。这种追问迫使思维深入事物本质和底层逻辑，不仅是不断内化的过程，更是实现内在驱动创新与发展的途径。以太钢“手撕钢”研发为例，在引进世界顶级生产线、外国专家多次尝试失败后，太钢自己组建攻关团队。团队经历711次试验，攻克452个工艺难题和175个设备难题，最终实现使用国产设备轧制出0.015毫米“手撕钢”。太钢成为全球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箔材唯一批量生产商，拥有30余项核心专利。在追求精益的过程中，团队成员培养了永不自满、主动求变的思维习惯，不断主动建构和重构对技艺、材料、工具的理解，实现优化突破。然而精益求精并非总追求惊天动地的突破，而是强调微创新，也就是无数微小、渐进式的优化，追求优化必然意味着尝试未知的方法和路径，失败也就成为寻找优化的必经之路。精益求精在思维层面上倡导创新与发展，强调自主求变，相信“量变引起质变”。而机械重复是缺乏创造性的重复劳动，这不仅会使人失去了工作的激情，而且还固化了既有的实践路径，更重要的是弱化了探索新模式的动力。

较之机械重复是磨洋工混日子，敷衍度日，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缺乏长远打算；“一丝不苟”在思维上，远非日常理解的“仔细”，而是崇尚认真和严谨，它代表了一种对细节极端苛求、对过程绝对规范、对标准严格执行、对误差零容忍的态度与行为准则。例如，中国商飞C919螺栓拧紧力矩的“三次确认制度”是保障飞机装配质量和安全性的重要举措，它比一次拧紧具有提高装配精度、减少预紧力衰减、降低螺栓损坏风险、增强连接可靠性等优势。“三次确认制度”本质上是将“认真”转化为“对细节的极致把控”，将“严谨”转化为“对流程的绝对敬畏”。它要求工匠在认知、行为和结果三个层面上都达到高度的精确性和一致性，实现内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工匠同时保持对细节的警觉性，在每个步骤中主动对照检查，确保行为与规范高度一致，杜绝“差不多就行”的思维，实现将理性之脑与赤诚之心毫无保留地交付于当下工作的生命状态。

追求卓越不仅是技艺的修炼，更是心灵的淬炼与价值的共鸣。在情感层面上是近乎信仰的热爱，这种热爱超越功利，成为支撑工匠忍受枯燥、对抗浮躁的内驱力量。比如，在我国首型舰载机歼-15的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对自己的女儿说，“歼-15就像爸爸眼中的另一个孩子”。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对材料、工具皆怀敬畏，对作品、成果皆怀虔诚，在造物过程中无处不体现着情感的投入，不容敷衍，不敢僭越，以谦卑之心回应万物之灵性。同时，工匠将人格尊严熔铸于造物之中，拒绝让粗制滥造玷污双手，因为每一次交付都是对自我价值——“这即是我灵魂的模样”的宣誓，可谓是“制器即修心，物成则人成”。

由此可见，工匠精神的本质远非停留于机械式的劳动重复，而是一种动态的超越，将重复性过程转化为创新的熔炉和价值的源泉。在当代高质量发展语境下，这种超越精神不仅打破了“简单劳动”的误读，更成为制造品质升级的核心动力：当重复工作被赋予艺术性和创造性时，它便构筑起中国智造的坚实根基，为民族复兴注入持久的创新活力。

（摘编自佟磊《工匠精神何以超越“机械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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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声音”：女性视角下的关怀伦理

《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风格朴素诙谐、深藏家国伦理底蕴的作品：郑木生赴南洋谋生意外身亡，受他恩惠的女子谢南枝，十八年以他的名义给其发妻叶淑柔写信寄钱，两个素昧平生的女人以信守望一生，影片引发了学界对其伦理层面，尤其是女性意识与主体性议题的广泛讨论。影片中两位女主人公，谢南枝与叶淑柔的戏剧性人物关系，是故事的情感原点，但这一核心关系出自导演虚构。影片九成内容，包括代写书信、日常风物等细节，都来自真实口述与文献考据，潮汕地区也随处可见这两位女性原型，整体真实性毋庸置疑，但这一虚构究竟只是为了戏剧效果，还是源于导演对女性的独特认知，成为影片留给观众的核心疑问。

这一关系的设定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其戏剧性不止于“催泪”的效果，更为影片提供了中国影史中罕见的女性情感书写和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叙事，又不同于启蒙叙事的伦理表达。“做人要有情有义”，这句话一开场就被醒目地置于开头。导演说：“这句话我从小听到大。从奶奶到妈妈，这是我身边所有的女性长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这或许意味着导演事实上有着一种自觉的女性视角，并试图在这一特定的人物关系中提出一个值得深究的伦理问题：一个女性为什么可能在没有制度强制、没有血缘契约的情形下，心甘情愿地为另一个与己无干的人付出半生？传统伦理从未对女性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所谓“情义”，多半是男性的道德标准。女性主义更不必说，自娜拉叙事以来，女性获得主体性的唯一方式似乎就是出走和反抗。

与之前许多伦理情节剧和“新女性”的故事背景相似，谢南枝和叶淑柔同样面临着历史的离乱和漫长的等待，但影片里既没有压迫者的暴力、家族秩序的撕裂——无论是郑木生还是南枝的父亲，不仅不是压迫者，反而是最忠诚的守护者，只不过他们都无力抵抗大时代的风浪和个体命运的无常，也没有受害者的隐忍、不甘与反抗，两位女性对自己“虚度”的青春无怨无悔，对奉献的一生甘之如饴。对影片最尖锐的批评正来自此，这是在赞美男性的情义，还是女性的牺牲？这一叙事是否“回归传统”、令女性意识“倒退”？或者说，这是女性书写的另一种声音？

事实上，在木生死后，影片讲述的主体已悄然发生转变。谢南枝和叶淑柔是两个隐藏在历史叙事和日常话语中伟大女性的特例，在属于男性的英雄史诗隐没之后才正式登场。如果一定要说“情义”是男性伦理，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女性视角下的伦理概念，“关怀伦理”的理论线索或许可为我们理解两位女性的人生选择提供一些新的思考。1982年，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在《不同的声音》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改变西方伦理学面貌的命题：在主流伦理之外，存在着“另一种声音”，即女性对道德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方式与男性不同，她们更注重具体关系和具体情境中的人及人的情感，更注重于情感回应、关怀与责任，而非抽象的权利与正义原则。吉利根将之概括为一种女性主体的“关怀—责任伦理学”。此后，关怀伦理学的另一奠基人内尔·诺丁斯指出：“关怀他人和被他人关怀就是人的基本需要，因而关怀体现了生活最终极的本质。”但这种关怀从来不是单向的施予，而是一种在关怀关系中生成的互惠性责任。关怀关系的形成需有三个环节：“首先是需要被关怀者有某种需要，然后是关怀者能够辨认出对方的需要，并做出相应的关怀反应，最后被关怀者向关怀者的关怀行为表示认可和接纳，这样的关怀关系才是有效的，并能维持和巩固下去。”

在这一理论视角下，谢南枝作为“关怀者”、叶淑柔作为“被关怀者”以及两位女性之间所形成的“关怀关系”已然清晰可见。她们的行为逻辑不依附于任何一种道德法则或教条主义，而是彼此对具体之人的情感回应与关怀付出。当木生意外离世，南枝写好讣告前往银信局投递，这里成为影片的戏剧性转折点：她孤立站在银信局门口，身旁都是和她一样弱小无助的普通人，有人寄钱赎女，有人寄钱救母。她忽然听见那句木生曾写下的相思语“暹罗没有春天，我一想到你，就看到了春天”，瞬间共情了远方淑柔将要承受的打击，于是决定将讣告换成平安批。

这不仅是一次情节的，更是一次伦理的转折——从男性的情义伦理转向女性的关怀伦理。更重要的是，南枝辨认出的不仅是淑柔经济上的需要，还有她们共同的情感需求。淑柔在木生坐牢期间已经和她通了两年的信，从淑柔的身上南枝学到了一种生存的力量，一种在漫长等待中守住内心安稳的方式。“自与您通信以来，您的坚韧与聪慧，始终照耀着我，我也有幸与你一样，成为了母亲，同感为人父母之责任。”是淑柔教会南枝如何成为一位温柔又有力量的母亲。

诺丁斯认为关怀伦理的基础是“自然关怀”，是一种出于本能、类似母性的、无法抑制的关怀，如同扮演淑柔的素人演员看到照片中的孩子脱口而出：“你走这么早，孩子们怎么办？”正是母性的关怀让两位女性所做的一切都像是她们生命的自然延展。她们的主体性实践不是以出走、反抗、觉醒的逻辑展开，而是在日常中对他人处境的深切理解、对具体情境中的生命关怀中得以实现。她们的“开枝散叶”并不依赖于“木生”，而是基于各自生命的独立性与完整性，说出女性主义的“另一种声音”。

而南枝与淑柔的关怀关系的最终建构，在于被关怀者向关怀者“表示认可和接纳”，“双方在这样一种平等互惠的关怀关系中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应该说，直到2018年谜底揭开、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她们之间的关怀关系才真正得以完成。这是一段虚构的关怀叙事，但或许是女性主义最美好的愿景。

（陈捷/文，摘编自《电影艺术》2026年第4期文章《给阿嬷的情书》：骨血里的“情义”和忍不住的“关怀”，有删改）

【摘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谢南枝与叶淑柔两位女性跨越半生的动人故事。这一核心人物关系虽属导演虚构，但整体细节具有高度真实性。有批评认为该片是在赞美男性的情义或女性的牺牲，甚至质疑其是否令女性意识“倒退”。然而，若引入关怀伦理学的视角，便能发现这其实是_________。卡罗尔·吉利根提出，女性道德更注重具体情境中的情感与责任。片中谢南枝在银信局门口的转变，正是出于对叶淑柔处境的_________。这种关怀关系的建立，不仅完成了双方的情感联结，更展现了女性不以出走或反抗，而以_____________来实现主体性的“另一种声音”。

【关键词】《给阿嬷的情书》；关怀伦理；女性视角；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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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型，但以之为书写对象的乡土小说创作却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这既表现在书写乡村现实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明显减少，更表现在年轻作家日益远离乡土书写，乡土小说的创作者数量呈现明显萎缩状态。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倡导和实施也许是乡土小说振兴的良好契机。一方面，乡村的现实变化是真实客观的存在，具有切实的书写意义。近几十年的乡村发生了大的变革，这一过程中，既包含传统向现代的剧烈文化冲击，更有无数激荡人心的命运变迁，是孕育文学巨著的良好土壤。而且，经历了数十年的变迁，乡村社会形态正逐步趋向稳定，有利于作家们的深入把握和思考。另一方面，“新山乡巨变”作为国家推动和倡导的文学计划，可以在物质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提供帮助和便利，推动作家深入书写乡村，让更多的作家投入到对现实乡村的关注中来，也有利于扩大乡土小说的社会关注度。

当然，要将机会化为现实、让乡土小说真正振兴，并非易事。

首先是创作姿态的调整。现代乡土小说一直以启蒙为精神主导，对乡村持批判和俯视的姿态。在今天，并非要完全放弃批判精神，但更需要对乡村保持平等和尊重的姿态。从文学创作层面说，只有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才能真正深入了解和关注书写对象，才能产生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同情，从而抵达文学的本质精神；从接受层面说，平等和尊重的态度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作家的真诚，然后作者才可能得到农村读者的认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乡土小说进入和影响乡村。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文学经典，长期受到读者的喜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作家对乡村和农民怀着深情，以及对其没有距离的关切和感同身受。

漫长的文化积淀是制约我们改变写作心态的最大难题。在文化心理上祛除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拥有对乡村和农民真正的关切，是作家们了解乡村的最重要前提。只有了解乡村，才能真正写好乡村，才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乡土小说作品。从当前创作看，不少作家的创作姿态没有完成这一重要的调整。在当下很多乡土题材的作品中，特别是在对农民生活的书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某种无形的文化和身份优越感，以及遥观和漠视的叙述姿态。如果缺乏平视的姿态和深入的关切，就不可能真正贴近人物生活和心理世界，也不能塑造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更难以真正真实客观地展示乡村生活。与之相关联，乡土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也应该适度考虑农村大众的接受问题。正如茅盾当年论述的：“一种新形式新精神的文艺而如果没有相对的读者界，则此文艺非萎枯便只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不能成为推动时代的精神产物。”（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如果没有广大农民读者的接受与认可，乡土小说创作就很难称得上成功。这并非要求作家放弃现代的文学形式，而是适当考虑包括农民在内的读者的接受水平，使作品的表达更生活化，与文学自身的追求并不矛盾，而是可能相互促进。

其次是思想意识的深化。在20世纪90年代，当乡村社会乍临文化转型，不少乡土小说作家表现出对乡村文化的眷恋，为其吟唱出失望而深情的挽歌。在今天看，这种姿态所蕴含的主要是作家的文人立场，却缺乏足够的精神高度。文学虽然不是简单的文化工具，但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具有更深远的文化视野，应该比普通大众看得更远、思考得更深，其作品才能启迪和影响大众。在今天，这一问题尤其显得突出。因为与当前中国乡村变化相伴随的，是更为复杂而全面的科技转型。高科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进一步刺激了乡村社会的变化。甚至说，在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比其单独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在思想上都难保持清醒，乡村大众更容易发生思想的混乱和迷茫。时代呼唤优秀的乡土小说家，期待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思想的深邃、开拓和创造性，对乡村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一定帮助，为其发展提供某些启迪。如此，乡土小说将自然地进入到新的境界和高度。

最后是深度写作意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为中国作协倡导的文学活动，当然有自己的现实要求。事实上，作家们投入到对乡土现实的关注，进行乡土小说创作，本身就是对这一活动的积极回应。文学应该关注现实，但是，作家不能将文学创作写成简单的宣传话语，而是要具有文学的高度和深度，体现出文学的独特价值。这样才能既实现乡土小说振兴，也更好地呼应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深度意识的具体表现就是要真正揭示乡村中的问题，从正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写作。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深度意识所需要的不是为了预设目标而人为设置的、结局不言自明的伪问题，而是真正源自生活、充满复杂纠结的真问题。作家提出这些问题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解决，甚至根本无法解决，但是，发现和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文学的价值。目前的很多乡土小说在这方面有严重的匮乏。真问题、深刻的问题非常少见，更多都是人为制造的虚假问题。人物形象塑造也是这样。如果把“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人物写成简单的英雄赞歌，那是塑造不出真正的新时代新农民形象的。只有将人物融汇到时代激荡和社会变化中，让人物在时代的问题和矛盾中洗礼、成长，才可能产生有血肉有灵魂的优秀人物形象，并真正描画出真实的乡村时代镜像。

“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呼唤乡土小说创作，乡土作家也有责任关注当前乡村社会这片热土。

（摘编自贺仲明《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中振兴乡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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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世界上多种语言并存，这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优胜劣汰”是一种规律，“协同进化”也是一种规律。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曾说：“应该说，协同进化的观点比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进化论，在反映自然进化时更全面、更准确。”这个观点也适用于我们观察当前世界的语言关系。

没有众多语言的并存，几种强势语言也难以形成和发展。汉语现在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汉语在历史上不知吸收了多少其他民族的语言成分，才得以严密和丰富起来。汉语如果不是通过佛教从印度语言中汲取大量营养，就不会有如下一些佛教典故的成语熟语，如“一知半解”“对牛弹琴”“闭门造车”“空中楼阁”“五体投地”等。傣语与壮语、布依语属于同一个语支，由于傣语吸收了大量的巴利语词，壮语、布依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因而各自丰富了自己的语言，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成果。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只剩下一种语言，它将因缺少外来资源而枯竭。那将应了施莱哈尔的预言：语言生命经历了产生、成长的阶段，而走向死亡。但施莱哈尔的语言生命学说是错误的。上帝可以把建造巴别塔的人们的语言分化，但谁也没有力量把五彩缤纷的语言同化为一种。只要世界政治是多极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世界语言就必然是多样的。因此，我们对世界语言的前途不必过于悲观。但当前的事实是世界语言在迅速减少，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力保护面临危机的语言，使其在未来的时代继续显示自身的价值，因为它们是各自民族千百年来适应特定环境的宝贵文明成果。

多语言的共存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幸运。只懂得自己母语的人，眼界必将受到限制。18世纪的普遍唯理语法的代表们只看到一种拉丁语，把拉丁语奉为一切语言的语法的典范。这种谬误后来为历史语言学纠正了。20世纪前期博厄斯对美洲印第安语的调查，更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到萨丕尔写《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的时候，他已注意到语言成分表达的各种类型的可能性，而且明确指出：“各种类型又可以无尽地互相组合起来。像英语甚至拉丁语这样比较简单的语言，只能有限度地说明这些理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从庞大的语言仓库里找例子，不只从我们较熟悉的语言里找，也从陌生的语言里找，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一种可能性不是实际上用到的。”

以“先进”“落后”的标准来评判语言，这是一种短浅的眼光。实际上，每一种语言都是有人类以来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发展的结果。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现存语言间存在的差距是极其微小的，现存的语言都是完善的语言。首先，每一种语言对于现实中存在的东西，都能表达出来；其次，每一种语言对于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单凭想象的东西，也能表达出来；第三，每一种语言根据自己语言的逻辑，都可以推理出未来的世界。在本质的意义上，语言之间不存在进步和落后的差别。现有的差别，诸如使用面的宽窄、使用频率的高低、人群覆盖面的大小、拥有信息量的多寡等等，都是社会、文化的原因造成的。只要社会条件具备，每种语言本身所拥有的能量即它的表达和应用功能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结构上的差异、风格上的差异、气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现在还无法作优劣的判断，目前，使用面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这只是一定时期内社会优势的选择，而不是语言构造本身价值的选择。

（摘编自张公瑾《语言的生态环境》）

材料二：

放眼世界，语言文字生态的主要情况可以这样描述：英语在国际交流、新闻舆论、教育、学术等诸多领域都独占鳌头，在语言技术和互联网上的垄断力更为强盛。英语的一语独大，在帮助国际社会的语言沟通上有积极意义，但是也对语言多样性、文化多元化构成严重威胁，形成对世界语言的第一波语言压力。其他一些有国际影响的语言，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中文、阿拉伯语、俄语、日语等，一方面更加重视国际语言传播，希望在第二语言方阵中获得更多利益，另一方面也在自己本社团内加强语言规范和语言统一，以稳住后方，但也把来自英语的语言压力向其他语言传导。语言压力的层层传导，引发各个层面的语言竞争和语言矛盾，并使得弱势语言更快地走向濒危。印刷术的出现本就大范围地改变了语言生态，一些没有文字的语言被严重边缘化；广播、电视的普及加速了有官方地位的语言及国际大语言的传播，其他语言几乎失去了竞争能力；网络与语言智能的发展为濒危语言保护提供了希望，但是另一方面，也只为少数语言保留了国际应用的空间，且更进一步助长了英语的强势，多数语言只能在小范围内发挥交际作用，甚至最终退出交际领域，只发挥文化作用和用于学术研究。若无有效措施，语言矛盾、语言濒危将充斥着世界语言生活；一些语言、地区和人群将因得不到语言技术的支持而更加边缘化；语言技术用于战争等非和平目的的情况需要引发世界关注。

（摘编自李宇明《当前的语言生态——序〈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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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12月16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公布。从“全民阅读”连续12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专门为其立法，阅读从个人志趣进入到公共政策和法治视野，这不仅是对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回应，更蕴含着涵养文明、传承文脉的深远考量。

鼓励每一个人都去阅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条例》的用意，在它的名称中已经体现出来：以制度保障来营造氛围，助推人人参与阅读。《条例》写入了此前国务院公开发布的对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复中同意的自2026年起将每年4月第四周设立为“全民阅读活动周”的内容，指出全民阅读促进工作的重要性，鼓励每个人都去阅读，让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条例》打破了“阅读是个人私事”的传统认知，将其纳入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意味着政府、社会、家庭需共同承担保障阅读权利的责任，让阅读从“少数人的习惯”变为“多数人的权利”。

在青少年心中种下阅读的种子。青少年是阅读主体，其阅读习惯往往影响他们的一生。有人说，当下学业压力大、互联网诱惑多，青少年的阅读常常面临时间被挤占、资源难获取、质量无保障等困境。有的学校阅读活动被应试科目挤占，农村与偏远地区的青少年缺乏优质读物，短视频、鱼龙混杂的网文网游等又不断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加之青少年的心智尚未成熟，对阅读内容的甄别能力有限，不良读物和过度娱乐化、碎片化的“浅阅读”内容，也冲击着青少年的阅读生态。《条例》特别注重让青少年伴随书香成长，如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在阅读内容管理上，《条例》指出，出版单位应当根据阶梯阅读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出版适宜不同年龄段少年儿童阅读的出版物。教育部、中宣部今年启动实施的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专门提出构建中文阶梯阅读标准体系，组织专业机构从阅读频率、阅读数量、阅读种类、阅读意识、阅读习惯、阅读能力等多个维度构建青少年阅读指数。倘若青少年的阅读时间有所保障，资源触手可及，内容质量可控，无论城乡都能获取优质读物，那么家庭的陪伴、学校的培育、社会的资源就能在立法框架下融合并形成合力。每个青少年都能在优质阅读中开阔视野、增长智慧、塑造品格。

让阅读空间成为“城市会客厅”。书香是最温润的城市竞争力，从鳞次栉比的公共图书馆、社区书房，到街角巷尾的24小时书店、无人借阅点，再到公园里的读书角、地铁里的阅读主题专列，阅读提升城市的气质，城市涵育阅读的土壤。那些在图书馆里潜心钻研的学者、在书店里静静翻书的青年、在社区书房里亲子共读的家庭，勾勒出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图景。然而，当文化娱乐方式日渐多样，传统的书店、阅览场所已经不能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该如何唤回人们对阅读的注意力？重塑阅读空间的功能价值、降低阅读门槛，让人们有更多理由、更多机会阅读，或许是一种解法。《条例》指出，有条件的全民阅读设施可以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适当延长开放时间；新建、改建和扩建居民住宅区配套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应当包括全民阅读设施；鼓励实体书店改善阅读条件、开展阅读活动，发挥全民阅读服务功能。加强阅读设施建设的初衷，正是要打破“空间孤岛”，打造真正开放、共享、兼具审美与温度的“会客厅”。这既意味着物理空间的重构，也意味着文化功能的升级。具体来说，阅读设施不再局限于“阅读”，而是能承载多元需求、促进人际连接的公共平台。它不止于有书可读的基础供给，更追求为人们提供读得舒心、读有所获、读有共鸣的精神体验。

《条例》的出台，是一份实实在在的责任清单。当阅读权利成为法定权益，当书香飘进每个家庭、每个社会角落，人人有书读、人人读好书、人人好读书的绮丽画卷也将徐徐展开。

（摘编自之江轩《为“阅读”立法，有哪些深意》）

材料二：

后来我上大学进了清华。清华给我的教益极多，这当中它的图书馆又是我的一大恩师。它比“公书林”更神气：文艺复兴式的红色外表，大理石的门厅，玻璃地板的书库，软木地板的阅览室——当时新建的第三阅览室好像有一个足球场那么长，其中各种精美的书刊闪着光，宽长的书桌上两端各立一个铜制的高台灯，它们在一个19岁青年的心上投下了温情和宁静的光，是后来任何日光灯、白炽灯所不能比的。就是在这个“指定参考书阅览室”里，我和我的同学好友们读了柏拉图《对话》的英译本，西洋哲学史，古罗马史，希腊悲剧，英国16、17世纪诗剧，等等，进入了一个知识上和情感上的新世界，一片灿烂！

（节选自王佐良《上图书馆》）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传统工匠精神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崇德”的文化，这种文化精神是一种“道德的精神”，即“做人”的理想标准。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对工匠的生产活动进行制约，促进工匠的职业道德规范的形成。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具有鲜明的“以德为先”“德技兼求”的文化特征。

德行是中国古代评价工匠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工匠用以规范自身职业行为的首要准则。民间谚语说“艺无德不立”，人们认为，工匠的人品比工匠的技艺水平更为重要。在这种评价氛围中，工匠普遍将“德行”放在首位，不仅重视技艺的传授，更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

“以德为先”“德技兼求”意味着传统工匠不能单纯地追求技艺，不能一味地“尚巧”，“巧”受“德”的规约。“尚巧”要植根于民生，造福百姓，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利于百姓的事情上。如果不考虑实用，一味地追求精巧就是“奇技淫巧”，这是主流的传统思想极力反对的。因为“奇技淫巧”不利于民生，而且惑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德技兼求”要求在技术活动中将“尚巧”与“尚实”辩证地统一起来。“重德”“崇德”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国传统工匠精神深蕴家国情怀。

“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规律”“事理”。作为“规律”“事理”的“道”与技艺的关系首先是“技合于道”。“技合于道”就是“技术的应用要合于自然物性、人类生存之道”，“就是使人为规定的程序合于自然的程序的过程”。任何技术活动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任何器物制作要符合自然规律。

优秀的工匠往往不会满足于“技合于道”，而是更进一步通过“技”实现对“道”的领悟，即“由技进道”。技术活动合乎操作者、工具、对象的自然本性，也就达到了“道”的境界。“由技进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道”的体悟与把握；二是在审美的意义上，“技”与“道”是相通的。

达到“道”的境界的工匠在劳作时常常会处于一种“忘我”的状态，表现为人与物的和谐通达，包括人与工具、人与产品、人与自然、身与心的和谐通达，从而实现“道技合一”。‘道技合一’是一种身心不受束缚，超脱世俗牵绊，沉浸于自我追求和自我创造的理想境界。这是一种忘适之适、天人合一的状态，也是一种艺术的境界。

工匠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工作价值观，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工作价值观，也是一种人格理想的实现。

传统工匠在生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优秀品质，表面看来是工作态度和行为，实际则是传统工匠的工作理念和目的追求。首先，工匠精神是一种信念，无论是“专一坚守”，还是“敬业诚信”，都表明中国古代工匠个体是有信念作支撑的。其次，工匠精神反映了工匠追求的目标，这种目标能激发工匠表现出相应的行为，如激发个体在工作中表现出积极主动、专心专注、一丝不苟、追求品质等。再次，工匠精神可以作为一种准则，指导人们对与工作相关的行为、策略、事件等进行评估和做出选择。

作为一种价值观，工匠精神是特定的情境中显示出来的，也就是说，工匠精神是价值观在工作场所的具体表现，离开了工作场所，工匠精神就无从显现。因此，工匠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工作价值观。这种工作价值观推动个体在内在动机的驱使下注重个人技能提升，追求工作本身的乐趣和在此过程中获得的声誉和影响力，享受全身心投入工作所带来的内心充实、平和与淡然。

对传统工匠而言，工作不仅有“安身”的需要，也有“立命”的精神生活的追求。这种精神生活追求在工作中就表现为对产品质量的追求，一种纯粹的把事情做好的愿望。

工匠的人生追求使其人生境界得以提升。传统工匠在工作中不畏劳苦，不计较物质利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劳作，这是一种安贫乐道的境界。同时，传统工匠在劳作中心无旁骛，高度专注，是一种忘我的境界，也是一种自由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就没有功利毁誉之心，宠辱不惊，淡泊宁静，不急功近利，不心浮气躁。当工匠的劳作摆脱了外在的功利目的及其束缚，进入一种自由状态的时候，工匠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就能获得精神的充实与愉悦，从而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获得人生意义的满足。

（摘编自梅其君、韩赫明、陈凡《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基本内涵、文化特征与本质》）

材料二：

随着通信技术的升级换代，各种电子元器件电路信号交联数目庞大，系统复杂度呈指数式增加，主板维修集成度高、修理难度大，多件产品故障排除，一度成为业界拦路虎。

在联想工作16年的刘元刚主动挑起这份重担，他告诉记者，如果把主板维修比作给病人治病的医生，如何能快速地判断“患者”生了什么病，而且能马上把“病灶”切除是制胜的关键；一旦没有发现，就只能“盲目”换料，维修成本高，且效率低。刘元刚通过对电路原理图的仔细研究摸索，自创了电流倒灌与压差性技术，并搭配红外热成像设备，极大程度提升了故障主板的诊断准确率，降低主板报废及物料成本，攻克了板件测试难题。

而这一切都是从“0”开始的。从主板维修“门外汉”变身质量控制“把关人”，除了刘元刚对业务的熟练程度外，也与他参与武汉工厂的学历提升计划有着紧密的关系。早在2018年，他所在的单位就和武汉知名高等院校合作，给工厂员工提供一个学历提升平台，刘元刚顺利取得了华中科技大学的继续教育专科学历。

（摘编自《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三位来自一线工匠们的故事》）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农业文化遗产指的是一种活态的、至今仍在生产领域发挥作用的生产系统。我国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留下了众多的农业文化遗产。为保护传承几千年来的农业文化遗产，2012年，当时的农业部开始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评选活动，至今共列入5批118项。这些遗产是中华传统农耕方式的优秀代表，有的形成了循环生态利用的模式，依然造福于当地。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遗产时，发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中国的农业遗产中，水稻元素最为显眼。这与水稻在中国传统农业中的重大作用相匹配。中国是重要的农业文明起源地，在万年前开始驯化水稻，唐宋以来，经济中心开始向南方转移，水稻承接了经济中心转移的重要任务，使中华农耕文明始终得以延续。水稻起源于南方地区，将沼泽地变成良田。稻田所处的低湿地含有的营养物质成分高于北方旱地，水稻的产量优势得到发挥。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人口迁移至江南一带，推动了当地水稻种植。隋朝大运河的开通，便于将南方的粮食向北方输送。唐宋之际，经济中心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宋代已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出现。水稻与鱼、鸭、蟹、虾、鳅等在稻田中共生，形成小的种养系统。自公元9世纪保持至今的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耕田除草、松土增肥、吞食害虫等功能。这种生态循环减少了系统对外部化学物质的依赖，水稻、杂草构成了系统的“生产者”，鱼类、昆虫、各类水生动物构成了系统的“消费者”。系统自身不需使用化肥农药，就维持了正常循环，保证了农田的生态平衡，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其突出代表是“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和“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2005年6月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水稻还成就了高山梯田与丘陵梯田。只要有灌溉条件，人们就会选择种水稻而不是旱地作物。其中，云南元阳稻作梯田、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是其突出代表。在云南元阳的高山上，山顶为森林，接着是村庄、梯田，底下是河流，这个梯田系统被解读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这里的田随山势地形变化，坡缓地大则开垦大田，坡陡地小则开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隙也开田，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1300多年来，哈尼族人生生不息“雕刻”出了一幅幅山水田园风光画。2013年，该遗产在第三十七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水稻还与小麦形成了稻麦轮作的水旱轮作系统。这个系统中，因为土壤环境在干湿中轮换，相应的作物病虫害因为转换失去了固有的生存环境，危害大大减轻，“云南剑川稻麦复种系统”就是其代表。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生活在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境内的人每年5月6月栽种水稻，10月11月水稻收获后翻耕播种大麦或者小麦，麦茬翻耕后再栽水稻。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农业面临的问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因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农业的振兴和农村发展目标的实现，得到广泛认同。到今年为止，中国共有15个农业文化遗产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现代农业系统相比，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古人生存智慧的集中体现，应该加以保护、传承与利用。

——徐旺生《农业文化遗产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何谓学生腔？尚无一定的说法。

在这里，我并不想给它下个定义。

不管怎么说，学生腔总是个贬词。那么，就我所能见到的来谈一谈，或不无好处。

最容易看出来的是学生腔里爱转文，有意或无意地表示作者是秀才。古时的秀才爱转诗云、子曰，与之乎者也。戏曲里、旧小说里，往往讽刺秀才们的这个酸溜溜的劲儿。今之“秀才”爱用“众所周知”“愤怒的葡萄”等书本上的话语。

不过，这还不算大毛病，因为转文若转对了，就对文章有利。问题就在转得对不对。若是只贪转文，有现成、生动的话不用，偏找些陈词滥调来敷衍，便成了毛病。

为避免此病，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必须多想。想每个字合适与否，万不可信笔一挥，开特别快车。写文章是极细致的工作。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看用得恰当与否。连着用几个“伟大”，并不足使文章伟大。一个很俗的字，正如一个很雅的字，用在恰当的地方便起好作用。不要以为“众所周知”是每篇文章不可缺少的，非用不可的。每一篇的内容不同，它所需要的话语也就不同；生活不同，用语亦异；若是以一套固定的话语应付一切，便篇篇如此，一道汤了。要想，多想，字字想，句句想。想过了，便有了选择；经过选择，才能恰当。

多想，便能去掉学生腔的另一毛病——松懈。文章最忌不疼不痒，可有可无。文章不是信口开河，随便瞎扯，而是事先想好，要说什么，无须说什么，什么多说点，什么一语带过，无须多说。文章是妥善安排，细心组织成的。说值得说的，不说那可有可无的。学生腔总是不经心地泛泛道来，说得多，而不着边际。这种文字对谁也没有好处。写文章要对读者负责，必须有层次，清清楚楚，必须叫读者有所得。

幼稚，也是学生腔的一病。这有两样：一样是不肯割舍人云亦云的东西。举例说：形容一个爱修饰的人，往往说他的头发光滑得连苍蝇都落不住。这是人人知道的一个说法，顶好省去不用。用上，不算错误；但是不新颖，没力量，人云亦云。第二样是故弄聪明，而不合逻辑，也该删去或修改。举例说：有一篇游记里，开篇就说：“这一回，总算到了西北，到了古代人生活过的环境里了。”这一句也许是用心写的，可是心还没用够，不合逻辑，因为古人生活过的地方不止西北。写文章应出奇制胜，所以要避免泛泛地陈述。不能出奇，则规规矩矩地述说，把事情说明白了，犹胜于东借一句，西抄一句。头一个说头发光滑得连苍蝇都落不住的是有独创能力的，第二个人借用此语，便不新鲜了，及至大家全晓得了此语，我们还把它当作新鲜话儿来用，就会招人摇头了。要出奇，可也得留神是否合乎逻辑。逻辑性是治幼稚病的好药。所谓学生腔者，并不一定是学生写的。有的中学生、大学生，能够写出很好的文字。一位四五十岁的人，拿起笔来就写，不好好地去想，也会写出学生腔来。写文章是费脑子的事。

用学生腔写成的文章往往冗长，因为作者信口开河，不知剪裁。文章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长要精，短也要精。长不等于拖泥带水，扯上没完。有的文章，写了一二百字，还找不着一个句号。这必是学生腔。好的文章一句是一句，所以全篇尽管共有几百字，却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越长越糟，白耽误了读者的许多时间。人都是慢慢地成长起来的。年轻，意见当然往往不成熟，不容易一写就写出解决问题的文章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青年才该养成多思索的习惯。不管思索的结果如何，思索总比不思索强得多。养成这个好习惯，不管思想水平如何，总会写出清清楚楚、有条有理的文字来。这很重要。等到年岁大了些，生活经验多起来，思想水平也提高了，便能叫文字既清楚又深刻。反之，不及早抛弃学生腔，或者就会叫我们积重难返，总甩不掉它，吃亏不小。思路清楚，说得明白，须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勤学苦练是必不可少的。

说到此为止，不一定都对。

（摘编自老舍《学生腔》）

材料二：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

（摘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这是一个极普遍的经验。陶渊明何以爱菊呢？因为他在傲霜残枝中见出孤臣的劲节；林和靖何以爱梅呢？因为他在暗香疏影中见出隐者的高标。

移情作用是和美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移情作用不一定就是美感经验，而美感经验却常含有移情作用。美感经验中的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

姑先说欣赏自然美。比如，我在欣赏一棵古松，古松的形象引起清风亮节的类似联想，我心中便隐约觉到清风亮节所常伴着我的情感。真正的美感经验都是如此，都要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移情作用最容易发生，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分辨所生的情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物。

再说欣赏艺术美，比如说听音乐。我们常觉得某种乐调快活，某种乐调悲伤，这也是由于移情作用。音乐的命脉在节奏，听者心中自起一种节奏和音乐的节奏相平行。这种或高低或缓急的节奏，于听者心中感觉一种欢欣鼓舞或是抑郁凄恻的情调。

再比如说书法。移情作用往往带有无意的模仿。我看赵孟頫的字时，仿佛对着临风荡漾的柳条，不知不觉地展颐摆腰，全身的筋肉都松懈起来，模仿它的秀媚。从心理学看，这本来不是奇事。凡是观念都有实现于运动的倾向。在美感经验之中，注意力都是集中在一个意象上面，所以极容易起模仿的运动。

移情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宇宙的人情化”，因为有移情作用然后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可具人情，本来无生气的东西可有生气。从理智观点看，移情作用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迷信。但是如果把它勾销，不但艺术无由产生，即宗教也无由出现。艺术和宗教都是把宇宙加以生气化和人情化，把人和物的距离以及人和神的距离都缩小。它们都带有若干神秘主义的色彩。所谓神秘主义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不过是在寻常事物之中见出不寻常的意义。这仍然是移情作用。从一草一木之中见出生气和人情以至于极玄奥的泛神主义，深浅程度虽有不同，道理却是一样。

（摘编自朱光潜《谈美》）

材料二：

我们的感情是要经过一番洗涤，克服小己的私欲和利害计较。矿石商人仅只看到矿石的货币价值，而看不见矿石的美的特性。我们要把整个情绪和思想改造一下，移动方向，才能面对美的形象，把美如实地和深入地反映到心里来，再把它放射出去，凭借物质创造形象给表达出来，才成为艺术。

中国古代曾有人把这个过程唤做“移人之情”或“移我情”。《舟还长沙》说：“侬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自己住在现实生活里，没有能够把握它的美的形象。等到自己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相当的距离，从远处来看，才发现家在画图中，溶在自然的一片美的形象里。但是在这主观心理条件之外，也还需要客观的物的方面的条件。在这里是那夕照的红和十二珠帘的具有节奏与和谐的形象。

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内容，有表现、有深刻意义的具体形象。形象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中每一个点、线、色、形、音、韵，都表现着内容的意义、情感、价值。所以诗人艾里略说：“一个造出新节奏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感情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这里就是“美”，就是美感所受的具体对象。它是通过美感来摄取的美，而不是美感的主观的心理活动自身。就像物质的内容结构和规律是抽象思维所摄取的，但自身却不是抽象思维而是具体事物。所以，专在心内搜寻是达不到美的踪迹的。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形象里去找。

但是心的陶冶、心的修养和锻炼是替美的发见和体验作准备的。创造“美”也是如此。捷克诗人里尔克在许许多多的事物里、经验里，去踪迹诗，去发见美，多么艰辛的劳动呀！他说诗不徒是感情，而是经验。现在我们也就转过方向，从客观条件来考察美的对象的构成。改造我们的感情，使它能够发现美，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我情”；改变着客观世界的现象，使它能够成为美的对象，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世界”。

“移我情”“移世界”，是美的形象涌现出来的条件。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中的文章《美从何处寻？》）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在数字化时代，虚拟现实技术正重塑着戏剧艺术的创作逻辑与感知范式。传统戏剧舞台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第四堵墙”，即在舞台三面实体墙之外，面向观众假设存在的一堵看不见的墙。它将整个空间分隔出“演”的舞台区以及“观”的欣赏区，戏剧内容以及叙事策略都遵循这一空间范式进行设计。而虚拟现实戏剧借助计算机图形学、空间定位技术以及三维建模算法将传统剧场的物理空间转化为可交互的沉浸式空间，打破了传统的观演关系，使观众从被动接收者变为空间的主动建构者和叙事的实时影响者，提升了互动性与共创性。

在空间层面，虚拟现实戏剧将自然环境、历史建筑等实体文旅空间直接转化为表演场景，使场景本身成为故事的重要部分。例如，“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将全息投影、智能交互、虚拟现实等技术运用于《幻城剧场》《麦子啊麦子》等剧目以及夜间328米长的夯土墙光影秀中，让观众移步换景，获得人在景中、景在戏中的体验。

在叙事层面，虚拟现实戏剧使观众能够通过选择与互动，直接影响故事走向，形成多元化的生产模式。在传统戏剧的创作与呈现体系中，从剧本撰写、角色塑造到舞台调度，每一个叙事环节都经过预设，观众仅能沿着既定的叙事轨迹被动接收信息，“第四堵墙”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单向的叙事权力结构。然而虚拟现实技术彻底颠覆了这一格局，通过生物传感技术、人工智能算法与实时数据处理系统的深度融合，推动戏剧叙事控制权从创作者中心化的掌控，向观众参与转变。比如虚拟现实戏剧《蛙人》，舞台空间是由可360度旋转的座椅和中央表演池共同构成的，观众通过佩戴虚拟现实眼镜以陪审员的身份参与到一桩陈年旧案的审判当中。如果观众在虚拟场景中置身紧张剧情时，出现心率急剧上升、瞳孔放大的情况，系统会据此判断观众的情绪状态，从而动态调整剧情走向。这种人机协同的叙事模式打破了传统戏剧中创作者对叙事的绝对掌控，使观众从被动的故事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意义生产者。

在知觉层面，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整合多感官体验，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审美感受，进而重塑了戏剧的审美范式。在传统戏剧艺术中，观众主要依赖视听觉获取信息，这种知觉体验本质上是基于符号的间接感知。它强调观众与作品之间需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以便进行冷静的审美判断与理性思考，“第四堵墙”正是维持这种距离的物理与心理屏障。而虚拟现实技术凭借强大的数字技术整合能力，能把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全方位调动起来，打破了现实世界的感知局限，极大丰富了戏剧的感官呈现，强化了观众的沉浸感。正是这种颠覆性的知觉体验，不仅改变了审美本身，更催生了戏剧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权力博弈。

面对这种全新的观演关系与博弈，既有的理论阐释却显得力不从心。根植于实体剧场空间与线性叙事逻辑的传统戏剧理论体系，逐渐式微，陷入深刻的失语困境。为应对传统戏剧理论的阐释困境，跨学科理论融合已成为在虚拟现实时代戏剧研究的必然趋势。戏剧学正在与计算机科学进行深度对话，计算机科学中的算法生成、人机交互、虚拟现实等技术原理是理解虚拟现实戏剧叙事逻辑与交互机制的关键。将计算机科学的技术思维融入戏剧学研究，有助于从技术底层揭示虚拟现实戏剧的创作规律。神经美学与认知科学的引入也至关重要，研究者通过运用脑电监测、眼动追踪、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技术，能够探究观众在虚拟剧场中的生理感受与情感反应机制。

虚拟现实戏剧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仍面临一定的问题。部分项目存在内容挖掘与形式呈现本末倒置的现象，陷入重技术轻内涵的误区，导致文化体验停留于表层；部分项目面临多维关系的平衡难题，包括观众自主性与叙事完整性的协调、高频互动与演出秩序的协调以及商业逻辑对艺术本体的潜在侵蚀。虚拟现实戏剧的未来发展，不应止步于追求更强烈的感官冲击，而应通过典型人物、精巧结构与凝练语言，回归戏剧艺术的本质，坚守深刻的思想和人文艺术这一核心。

（摘编自徐嘉铭、张博《论虚拟现实技术对戏剧“第四堵墙”的理论消解》）

传统戏剧强调“观”“演”需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观众进行冷静的审美判断与理性思考。而虚拟现实技术打破了“第四堵墙”的区隔，在空间层面，它将传统剧场的物理空间转化为_______；在叙事层面，它颠覆了传统的单向的叙事权力结构，使观众得以具身介入叙事空间。面对经典理论阐释遭遇的新挑战，戏剧研究需要走向_______。不过，真正能超越时间、打动人心的戏剧，始终在于对_______的坚守，回归戏剧艺术本质。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农耕文明催生了数以万计的乡村聚落。在自然和文化的共同约束下，当地居民通过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适应和改造着周边的自然环境，塑造了独特的景观形态和社会关系。这些保留至今由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就是乡村遗产，也是研究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的重要的“活”文本。因此，乡村遗产兼具“历史文化遗产地”和“乡村生产生活承载地”的双重特征，包含了山体、水体、建筑、植被等有形的物质层面，也蕴含了哲学观、生产技术、生活智慧等无形的精神层面。

在遗产保护领域，价值认定是保护的前提。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通常被理解为历史、审美和科学价值。所以，对乡村遗产的认知与保护首先应以价值为导向。作为乡村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乡土建筑是指散落于村镇中、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除了一般的居民住宅外，还包括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祠堂、商铺、作坊、桥梁等建筑。乡土建筑是乡土文明的物质和精神载体，其建筑形态和建筑装饰等更为多样复杂，与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密切，很多乡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建筑中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乡村遗产视野下审视乡土建筑的价值时，不仅要关注建筑本体的价值(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包括建筑自身的历史久远度，与重要事件、人物或文化的关联度，某一地域或民族建筑类型的代表性，或者艺术审美上的价值)，更要研究其背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摘编自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乡村遗产视野下的乡土建筑》)

材料二：

在乡村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中，应尝试在原生土壤中理解、尊重当地居民关于遗产的种种认知和实践行为，协助他们找到一条可持续的保护道路。

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的永泰庄寨与不同家族的迁徙繁衍有关。诸多家族搬迁到永泰后，开始建造居所。一些家族在营建过程中更注重安全性，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家族共有的聚居防御空间。由此可见，永泰庄寨正是“家文化”的社区凝聚力的外在表现。而面对部分庄寨倒塌损毁等现象，所采取的保护手段要重在通过现代的组织方式，强化庄寨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传承，增强当地居民对乡土的归属感和对乡村遗产保护的参与感。所以，对庄寨的修缮既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也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

另外，运用文化景观的方法和视角重新认知乡村遗产的价值，注重挖掘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土地利用模式、景观内涵和文化观念，是近年来乡村保护的一个重要突破。

对当地居民来说，乡村文化景观是他们悉心培育的结果，蕴含着他们在和自然共处中摸索出的生存智慧与相处模式。在西南地区的一些村落中，可以看到当地居民对各类自然要素的灵活运用，包括气候、土壤、水体、石材、动植物等，如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榕江大利村古建筑群、石阡楼上村古建筑群等。与之互为表里的是敬畏自然、亲近自然的观念，这是他们所秉持的遗产观念，或者说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

保护乡村遗产，我们还需要将其放在城乡关系的视角下进行定位。明清时期，商业氛围有所改善，江南市镇经济发达，不少乡村集市朝着市镇方向发展。同样，在现代频繁的城乡往来中，乡村向城镇“破界”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比如位于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村，历史上诸葛村村民凭借水运条件，在勃兴的兰溪药业中脱颖而出。中药业、商业和农业的并行，塑造了诸葛村的文化面貌，使城乡间互动更加频繁。从其古建筑与村落格局可见，业态的更新与诸葛村乡村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20世纪90年代后，诸葛村逐步走出了一条旅游利用、文物保护和社区发展的融合之路。2018年，诸葛村带动400余位当地村民直接从事旅游业，年接待量达60余万人次，旅游年综合收入突破亿元人民币。通过对家园的共同维护和旅游产业的开发，诸葛村的集体经济和社区凝聚力得到了较大提升，既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了解乡土文化的平台，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乡村遗产价值转化，这在中国众多乡村遗产保护案例中是较为难得的。

(摘编自刘邵远、杜晓帆《乡村遗产：田野中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过发展的“外源型”和“内源型”的争论。最典型的是，联合国大会决定以60年代为“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并制定了《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采取“外源型”发展模式，试图让发展中国家复制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仍然进步缓慢。到20世纪90年代，“内源型”发展模式逐渐成为联合国向国际社会推介的一种新型发展理念。“内源型”发展模式指的是“基于社会本身的文化特征和行为结构来构建自己的发展方式”。“内源型”发展战略否定了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唯一性，否定了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文化发展的模式。

历史文化资源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物化形式与现实载体。在各个村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是各个村落独特的文化资本，也是各个村落内源性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挖掘、有效利用乡村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乡村成百上千年积淀下来的“静态”历史文化遗产，转变成与乡村现代化进程有机嫁接起来的“活态遗产”和“动态遗产”，成为乡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摘编自李宇军《用好乡村历史文化遗产》)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情境】

你是一名高中生，加入了学校的家乡文化生活现状调查课题小组，小组成员共五人，研究时间为一学期，拟定的研究对象是“家乡商家招牌”，请你阅读资料后参与小组讨论。

【资料】

①在一个研究的开始，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问题。所谓研究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你想通过你的研究来回答关于这个世界某一方面的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研究问题不是“论文题目”，也不同于论文的“主题”或“主旨”，而是你在一个研究中非常具体地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它应该以疑问的形式问出来，以问号结尾。一篇学术文章不可能回答一个领域的所有问题，那么你应该为读者指明这样一篇文章的篇幅到底能够回答那个问题的什么方面。学术论文要求作者思路连贯、架构严谨地探讨学术问题的答案，只有当你的问题尽量具体而明确的时候，这种探讨才可能成功，才可能有意义。

②研究问题从目的上分类，可以分成三大种类型：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关注“我应该研究什么问题？”；描述性研究关注“如何描述这个问题？”；解释性研究关注“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这三种类型的研究层级是由浅入深的。

③探索性研究一般是在某一个问题还没有被清晰定义出来的时候最合适的一种研究目的。它常常被用于初步了解某个问题的大体情况，探索进行下一步研究的可行性，因此很多前导研究都属于探索性研究。当我们对某一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后，就可以进行描述性研究了。与探索性研究不同，描述性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科学观察具体反映出某一个问题的客观情况。描述性问题经常问的是“什么”“哪里”“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过程”等问题，把真实情况用系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没有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事实是这样。最常见、最典型的描述性研究就是“人口普查”。解释性研究，顾名思义则是把重点放在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上。对于一些问题，已经不仅仅需要去客观反应和描述事实了，而是需要依托现有的理论和文献，提出相关的解释变量。因此，解释性研究里一般会设计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变量，并试图理清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

④那么我们确定一个“好的研究问题”的标准是什么呢？这里提供以下五点。

⑤该研究问题是否是你和别人所在乎的？好的研究问题应该是有意义的、重要的，应该是对某个领域的理论建设或实践操作有贡献的、能推动知识车轮向前发展的问题。比如对于公共管理而言，研究“为什么有的公务员工作效率高，有的效率低”，就要比研究“公务员的外貌有什么共同特征”有意义。

⑥该研究问题是否可以争论？一个问题如果已经有了很明确的答案，或者这个答案很容易查到，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问题，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它意义不大。很多问题虽然最初看上去可以作为一个研究问题，但实际上领域内基本达成了一定共识，研究没有太大的意义。比如“员工的情绪是否对其工作绩效有影响？”但是，这类问题可以转化成更加具体的、挖掘进一步未知空间的问题。比如“什么样的工作内容下员工情绪对其绩效影响最小？”。

⑦该研究问题是否过大或过小？好的研究问题应该既具体又有研究的空间。比如，我们来看以下两个研究问题（内容为虚构）。研究问题1：“为什么鸡会横穿马路？”研究问题2：“在2020年5月1日，有多少只鸡横穿了北京中关村南大街的马路？”第一个研究问题过于宽泛，问哪种类型的鸡，问在哪里的鸡，问在什么时间横穿的马路；而第二个问题过于具体，导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研究的空间，有监控的话数一下就好了，其研究结果对其他研究也没有很明显的推广意义。那么比较合适的研究问题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折中一下，修改成以下的研究问题：“是哪些环境因素，导致2020年在北京多次出现小鸡横穿马路事件？”

⑧该研究问题在给定的时间和资源下是否适合和可行？这一个标准要求我们考虑研究问题的规模、所需的资源、所需的时间等因素，做一个实际的考虑。你是否拥有经费、合作者、现成的数据、足够的时间，这些都将影响你能回答的问题的规模。这一点要求我们把梦想牵回现实，脚踏实地地考虑自己的现实资源，去解决能力范围内的问题。

⑨该问题要解决的是“事实”问题，还是“观点”问题？社会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是用来反映和总结社会规律的，它能解决“事实”类问题，比如“美国人的财富分配是否是平均的？”，而不能解决“观点”问题，比如“美国的财富分配是否应该更平均？”。在价值问题、偏好问题、信仰问题上，是没有办法争论和达成统一标准的。

（节选自《做研究是有趣的：给学术新人的科研入门笔记》）

老师为了帮助同学理解研究问题的三大类型，针对“家乡商家招牌”举出三个例子加以阐释。“家乡商家招牌的语言特色”是探索性研究，选题对家乡招牌的语言特色并未清晰界定，①______，才能为后续更深入的研究打开局面。描述性研究则根据科学观察客观呈现事实，例如“家乡老街与新街商家招牌有什么差异”是描述性研究，研究需要通过对老街和新街的商家招牌进行科学观察，②______，而不解释为什么事实是这样。“家乡商家招牌用语与辨识度相关性研究”属于解释性研究。选题包含③______，整个研究需依托“消费者认知理论”“广告用语传播理论”等理论，通过调研理清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