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新文学乡土叙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产物，经过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不仅深度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而且以其文化自觉，留下了泽被后世的精神遗产。由于客观上存在“乡土中国”的学理背景和认知逻辑，“乡土文学”的研究者，长期以来都将“乡土”视作不证自明的整体概念，在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各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反复言说。到底该如何理解“乡土”的含义？这是我们必须首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谈及“乡土”，学界精英无一例外地都会高频引用费孝通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原创观点，但却大多选择性遮蔽其后更有深意的理性判断：“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据费孝通体认，乡土中国的广大农民，以土地为生，“人”从属于“土”而非“土”受制于“人”。“土”作为安身立命所在，又和“人”所处基层社会——“乡”紧密联系在一起。费孝通还断定农耕经济赖以存续的“土”营构了传统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土”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凸显。费孝通有关“乡”“土”的前瞻理念已经凝聚成为社会学研究界的广泛共识。在历史学研究界，美国人费正清有着和费孝通殊途同归的观念表达：“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文化语境不同、研究专长各异的两位顶级学者，先有“土”后有“乡”的趋同阐释，为我们去重新思考新文学乡土叙事“乡”与“土”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思辨的契机。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贺敬之《回延安》）等这种永不消逝的个人情愫，进而演变成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更是经验层面上的共情通路。由此可见，“乡”与“土”不可分割亦不可偏废；不管是由“乡”言及“土”，还是由“土”言及“乡”，无不指向“人”与大地母亲——“土”的血脉深情。“真正的财富只有人和土地。人离开了土地就一文不值，土地离开了人也一文不值。”这是人尽皆知的基本常识，形成如此观念也有迹可循。

中国是世界农业发祥地之一，历史上以农耕文明为主，人们“赋予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从不把土地视为一种类似其他物品的财产”。不可移动的土地，是农耕文明最为重要的物质条件，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渔猎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农耕社会，土地是民生之本。农民择地定居从而耕织自足，在“土”之上产生熟人社会——“乡”。在先秦时期，古人就有“夫民之所主，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管子·禁藏》）、“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管子·水地》）等土地观念。孟子更是将土地视作不可或缺的“恒产”，极力主张“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千百年来，历代农民顺天应命，在土地上尽其所能地去精耕细作，自然生成了安土重迁的人地观念。在农民的朴素认知中，即便是土地产出有限、抵御风险能力贫弱，种地谋生依然是他们的本分，“以更为勤勉的劳动从大自然身上榨出她那贫瘠的奉献”，“如此绝对纯真而又如此依附于土地”，这是其韧性生存的强大内生动力。这一点就连在中国游历多年、曾任北洋政府宪法顾问的美国人古德诺都深有感触：“他们之所以如此热爱耕种土地，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把这种中国文明的特质给予了他们，他们的祖先在天性中就有某种对农业的宗教式的崇拜，犁对他们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圣物。”那些因故抛家舍业、背井离乡的农民，倘若变卖祖传田产，毫无疑问会被当作败家行为；而待其身处老境时，又多半有叶落归根的人生执念。土地也是立国之基。《诗经》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即以守土为民为切入口，描述西周前期天下归心的理想状态。杜佑更是从“谷、地、人”去阐明自己的“治政”观：“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通典·食货·田制上》）“谷”生长于“地”、“人”谋食于“地”，“地”的首位度不言而喻。

总之，“土”是中国农民的命根、中国文化的灵魂、治国理政的重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乡土”这一语词并非并列结构，而是一种偏正结构，“土”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正如某位社会学学者所言：“传统农民的乡土性或乡土意识正是和‘土’这个农民谋生的根基和‘种地’这一农民最为基本的经济活动紧密相连的。”当我们重新审视新文学乡土叙事时，在明晰“乡”与“土”辩证关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对因土地观念差异而呈现不同文化自觉的启蒙文学、革命文学、唯美文学三种乡土叙事样态，有新的探索与发现。

（节选自张冀《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土地观念与文化自觉》）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人民性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特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学说的显著标志。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能够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源于这一科学理论能够有效组织人民投身实践，并在实践中造福人民。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性的认识是在人类实践中形成与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具有内在统一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人民性和实践性从来都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的。一方面，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是一个政党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了对江山与人民关系的科学认识，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百年来，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中国实际出发、把握历史主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投身到热火朝天的实践活动之中，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世所瞩目的人间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而是由人民来评判。评判的标准就是人民的满意度，评判的具体内容就是人民的获得感，评判的结果就是民心向背。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坚持和彰显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和实践性的重要途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完整的制度链条，包括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社会民主、基层民主、公民民主等民主政治的全部要素，涵盖了民主过程的一切领域，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以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有效保证了全体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我们党创造性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使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摘编自姜迎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

材料二：

近年来，各级各类民乐团体在国内外舞台上的活跃表现，展现了民族音乐的多样性，推动了民族音乐的创新与发展。民族室内乐作为一种小而精的民乐合奏形式，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作为专业院校的职业乐团，依托雄厚的学术底蕴，始终将“人民性”作为工作核心，在挖掘与传播中华民族音乐文化、音乐创作、演出策划等方面彰显出独特的发展路径。

推动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紧密贴合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期待。民族室内乐在音乐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已形成了自身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表演者将精湛的技艺与人民的情感紧密相连，通过生动的演绎传递民族音乐的内在情感和精神内涵。

在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中永葆活力。乐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通过公益演出、艺术宣讲、展演活动等方式，深入多地市县、高校、企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乐团深入延安、兰考、吕梁等地，组织专场音乐会、示范教学专家课、校园音乐会等活动，用音乐传承中国精神、讴歌伟大时代，服务基层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用文艺打通最后一公里”。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今天的音乐工作者秉持文艺的“人民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优秀作品和精彩演出回应时代需求，服务社会民众。

（摘编自刘洁   罗馨玫《新型民族乐团秉持人民性的艺术实践》）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经交代清楚。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成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求知识，把未知化为已知。在社会上发表一种见解，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会引起广泛的社会效果。对实际情况不正确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前，犹豫过。所以该书初次出版时在“后记”中向读者恳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再发表”。“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尝试什么呢？

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离今已有三十七年。三联书店为什么建议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我不知道。我同意他们的建议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回去的。现在把它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猛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至于本书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需要花一番工夫。

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三十七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客观的条件，我没有能在这方面继续搞下去。当三联书店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重头读了一遍。我不能不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而今老矣。回头看，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代也越觉得可爱。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贡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让我在这种心情里寄出这份校订过的稿子给书店罢。

（《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费孝通   1984年10月11日）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特点的学术著作。此书缘起于作者讲授________课程的经历。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论著，《乡土中国》对研究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________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具有开创性意义。阅读此书要抓住并理解其中的重要________，如“礼俗社会”“差序格局”等。这些都是作者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中提炼出来的，用以归纳某些现象，并从理论高度解释这些现象。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②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

③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④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⑤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⑥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①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新中国文艺发展的理论基础。这一讲话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明确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②毛泽东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他进一步指出，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一论断确立了文艺的“人民性”原则，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熟悉人民的生活和语言，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

③在文艺批评方面，毛泽东提出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统一的原则。他并不否认艺术标准的重要性，但强调在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他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也反对只讲艺术不讲政治的形式主义。他要求文艺作品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④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过度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限制了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这种观点忽视了讲话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当时中国正处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文艺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工具，必须服务于抗战这一最大政治。而且，毛泽东并非不重视艺术性，他明确反对缺乏艺术力量的创作，要求文艺作品具有感染力。

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影响深远。它催生了一大批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作品，如歌剧《白毛女》、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讲话所确立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至今仍然是中国文艺工作的基本遵循。

（摘编自张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45个单位及特邀人士的代表（包括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所致开幕词中，坚定地说出了那一句标志着新中国成立的名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相对于1946年1月在国共重庆谈判基础上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所达成的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和平建国、民主建国意向，很快就被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方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的炮火无情摧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新政协会议”），意在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主联合政府”，进而建立起有助于最终形成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一种全新的民主政治制度。

毛泽东在为1949年元旦而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再上溯至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再到194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开启了建国大业的理论思考，并逐步为迎接新中国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长篇著述，明确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明确地提出唤起民众，结成国内的爱国统一战线，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一历史性的结论，从建国意义上延续着为历史所证明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思想。

“协商建国”发生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全国选举还不可能实行的历史背景下。“协商建国”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展现政治魄力，做出政治决断的结果，本质是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不同于选举民主。现在一些人片面强调选举民主。实质上，民主的核心内容应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享有主体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核心问题是把人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摆脱一盘散沙的离心力，勠力同心，众志成城以平天下、立强国。民主与共和的国家建构任务是首当其冲的。通过整合国家权力的集中与人民权利的保障，突显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中国式民主区别于西方民主的重要特征。片面地强调选举，忽视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反而遮蔽了民主的本来面目。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终止，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继续存在。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形式，那么“协商建国”的过程就是人民政协通过“协商民主”，以制度化方式最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协商建国”不仅是政治协商与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制度化的开端，亦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的开端。它开启了新中国国家制度建构的惟幕，形塑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初始格局。

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彰显出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和制度优越性。我们要“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推进事业发展。

（摘编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历史地位述略》）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网络媒体传播时代，公众成了信息生产的主角，由“旁观者”转为“当事人”，形成了“人人都是媒体”的传播环境。因此，新闻媒体开始有意识地转向新闻的深度报道。新闻媒体通过对事件真相的挖掘，或有待追踪报道的新闻点，或新闻事件本身蕴含的可议论话题的发掘，发表具有独到见解和新闻价值的观点新闻，以影响受众。如何发掘观点新闻的特殊功能和作用，记者、编辑如何采编运作好观点新闻、占领观点舆论市场，成为新闻媒体迫切需要面对的新的课题。

后真相时代，真相姗姗来迟，公众表达便捷而多元，各种利益集团和一些意见领袖为了自身利益发声，舆论市场观点爆炸，形形色色的观点遍布网络，容易造成舆论混乱和人心不稳，甚至造成社会焦虑和社会动荡。在此传播语境中，特别需要客观、理性、权威的观点新闻引导舆论，化解舆论风险和危机。

如今学界大多集中于对新闻观点的关注，而忽视了观点本身也是新闻事实的一种形态，新闻媒体借助受众关注的各种观点新闻的报道，为受众提供多种意见，或在舆论市场众声喧哗时为受众解除困惑、提供决策指导，抑或通过权威、理性观点的传播，在事实的娓娓道来中形成观点，对舆论进行有效引导。

新媒体背景下观点表达情绪化极为严重，更需要主流媒体的观点新闻包括新闻评论能够扬长避短，保证权威性。而同时“公民记者”的涌现也使得微观点的呈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因此，当今新媒体时代无论对于传统媒体或新媒体中的普通受众而言，观点新闻学都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新课题。

观点新闻依托于新闻自由而出现，研究观点新闻的观点新闻学是一门隶属于新闻学的具有特殊规律的分支学科。观点新闻自新闻诞生之时就与事实、事件性新闻相伴而生，对事实、事件的分析判断以及新闻中观点的呈现也是观点新闻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只有研究把握好观点新闻的操作运行规律，才能够进一步发挥观点新闻的思想性和引导力以及在新闻传播事业、社会发展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媒体以传播信息为要，满足公众阅读需要，“观点纸”时代慢慢向“新闻纸”时代转变；而现在的媒介环境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之后，进入到网络新媒体时代，网络赋权，全民传播。全民传播带来信息的过载和冗余，反而使公众无所适从。在这一媒介环境之下，人们渴求权威、科学、理性的观点新闻指引和舆论引导，因而，信息传播由“观点纸”到“新闻纸”再进入到“观点纸—新闻纸叠加”的新信息传播时代。

（摘编自靖鸣，冯馨瑶，史剑辉《观点新闻学》）

材料二：

纯粹的观点新闻是单纯以他人的观点为报道内容，客观呈现他人观点，记者通常会围绕某个主题采访相关人员并对其观点进行直接报道。对于纯观点性新闻报道，并不是简单地转述和呈现他人观点那么简单。媒体需要敏锐地捕捉最有价值的观点信息进行传播，记者首先要十分清楚受众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最迫切想了解哪方面的情况，同时记者还要明确这些问题和情况谁最清楚，谁的观点最有权威性或者说谁的观点能够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然后再据此展开新闻采写和报道。

相比于直接以他人观点为报道内容的纯观点性新闻，多元化观点新闻则同时将事实与观点都作为报道的内容加以呈现。多元化观点新闻是以报道新闻事实为主，同时辅以他人观点对事件的相关信息作出说明或解读，事实与观点并举，在为受众提供事实信息的同时，还能通过对相关观点的呈现帮助受众进一步了解事实的重点和核心。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观点穿插于整个行文之中，通常以夹叙夹议的形式呈现，需要记者收集大量的资料，从多角度对相关人员进行采访。

（摘编自陈昱，何志武《新媒介传播环境下的意见表达与观点新闻话语实践》）

材料三：

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我是真的希望工匠精神可以变成我的墓志铭。”不久前，一位生产智能电器的企业家如是感慨。企业对高精尖、炫彩酷的不懈追求，同工匠精神的不谋而合。

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艺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

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摘编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9 . 阅读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利用杂种优势以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是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之一。植物雄性不育性的发现，如一把钥匙，打开了两性花植物杂种优势利用的大门。使不少两性花植物，如高粱、向日葵、甜菜等的杂种优势能广泛应用于生产。近年来，我国的杂交水稻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开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摘自袁隆平《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有删改）

材料二：

遗传育种学界对水稻这一严格自花授粉作物具有杂种优势现象普遍持否定或怀疑态度，袁隆平根据自己对水稻的长期观察，经过与玉米等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现象的比较后，对水稻无杂种优势的观念提出了质疑。袁隆平于1964年正式开始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探索，两年后终于发现水稻具有杂种优势。袁隆平将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成功经验迁移到水稻物种上，由此       了“三系法”籼稻杂交路线。所谓三系杂交水稻是指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三系配套育种。不育系为生产大量杂交种子提供了可能性，借助保持系来繁殖不育系，用恢复系给不育系授粉来生产育性恢复且有优势的杂交稻。从“三系法”的操作程序上讲，成功的关键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不育系材料。

（摘自雷毅《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思维与方法——以袁隆平“三系”法杂交水稻为例》）

材料三：

南方水稻集中育秧、东北实施大垄密植、黄淮海地区推广耐密高产抗倒玉米品种……各地进一步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加大合理增密、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推广力度，促进粮食单产水平持续提升。

全国粮食亩产399.1公斤，比上年增加4.4公斤，增长1.1%。其中，玉米亩产446.7公斤，增长1.6%；稻谷亩产480.4公斤，增长0.7%；小麦亩产396公斤，与上年持平；大豆亩产135.9公斤，比上年增加2.5公斤，增长1.9%。

（摘自新华社北京2025年12月12日电，记者胡璐、王雨萧、古一平）

2 .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小说与事件

张定浩

①今天的很多小说书写者对理论往往有一种轻视，但轻视理论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摆脱理论。相反，他们往往深受同时代最流行的理论思潮浸染而不自知，它们写得越是才华横溢，就越令人厌倦，因为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只能见到两种人：一个叙事的暴君和一群失败者。

② D.H.劳伦斯告诫我们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但今天的很多小说中已经没有故事，只剩下一个叙事者，他要讲的唯一故事，就是他自己正在讲故事这件事。叙事者以一种貌似谦虚的受限视角，刷出了远超故事中人的存在感，甚至篡夺了原本属于人物的精神生活和行动能力。对很多小说书写者而言，这种流行的受限视角其实和伪全知视角一样，体现的都仅仅是他们自身。他们最终只是在想象他人的生活，而没有学会搁置自我，让故事中人自行生活，这两者的差别，正如白日梦与梦。

③众多文学评论为由失败者构成的小说世界辩护，认为这反映了现实，体现了小说家对当下现实的敏感。但何谓现实？波德里亚认为，我们通过大众媒体看到的现实，其实早已是一个被解码和编排过的“拟像世界”（《拟像的进程》）。不幸者被迫从活人降格为苦难的符号，成为有关失败现实的案例与信息；而我们作为幸存者，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真的安慰到他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在消费他们。要改变这一切，就要拒绝将生活简化成苦难以及有关苦难的信息。进而，就要在一个现实逐渐被拟像取代的信息世界中，用虚构的方式重建一个生机勃勃的艺术世界。假如生活确实是糟糕的，人已经习惯于拟像，那么就让这糟糕的生活和在拟像世界长大的人去重新学习效仿这个生机勃勃的艺术世界，而非相反。

④当代认知科学已经清楚地表明，类比是人类认知的核心，而且参考答案不唯一。如果 abc变成abd，那么ijk 应该变成什么？大多数人会说ijl，但实际上还有其他参考答案，比如ijd，甚至abd，这完全取决于每个人如何理解从abc到abd之间所应用的概念。

⑤借助类比，人们得以通过熟悉的事物去猜测和理解陌生之物，而每一件新加入的陌生之物都会对我们头脑里熟悉的概念进行重组。相对于我们传统所说的归纳（从表象到本质）和演绎（从本质到表象），类比思维更为灵活，它认为不存在绝对的表象和本质，人是处在各种生生不息的关系中，并不断根据新的类比来形成和调整对于表象和本质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好理解为什么一个虚构的小说世界会对真实世界发生实际作用，因为阅读小说的人不断在进行类比，小说人物的种种道德境遇、价值判断和情感诉求，甚至某种独特的语法表达，都会丰富或打破读者现有的认知概念，并帮助他去反思和重组自我。但每个读者的类比方式又不尽相同，都携带着各自已有的认知体系和能力。小说既不高于现实，也不低于现实，它和古老的神话、童话以及民间故事乃至一切艺术形式一样，平行于现实。它作用于现实和读者的方式是自由类比，而非机械地反映、焦虑地见证和单方面的教谕。而虚构和阅读，由此方可共同成为一种积极的道德实践。

⑥一个好的小说并不满足于指向某种既定规则和既有参考答案，它不被某种设定好的因果关系束缚，小说家并不是事先在生活中发现了新事物和新问题，然后选择合适的材料和情节予以技巧性的表达，再假设他的读者都是和他一样的小说家，好迅速发现这种技巧并为之击节叫好。小说家和读者的关系不是这种熟练演员和老练看客的关系。小说会生成一个事件。这事件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有它本身的发展逻辑。因此，随之而生的技巧也是一次性的、不可复制的。所谓原创的意思本身也是如此，即起源性的，只发生一次。

⑦将小说视为一次事件，有助于小说家从那些蜂拥而来的、困扰他的现实信息中摆脱出来，因为重要的不再是现实发生了什么超出他想象的事情，而是去思考对他而言、进而对某个人物而言发生了什么。这是唯一切身和可以真实把握的东西。同时，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发生，并不仅仅发生在他作为个体的意识中。他不能再仅仅从内部思考所谓人性，而是要从外部思考人。正如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所说：“将某物看成虚构，意味着允许自己在此事物的外围去思考并感受它。”这里的“某物”，也包括作者自身。

⑧那些美妙的小说，许诺给读者的不过是一个个开端。读者会把自己放进这个开端，去迎接一些即将为自己而发生的事。

（文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