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说起来诗也是不平等的，说诗不平等不是指诗有优劣之分，而是说同样好的诗或同样坏的诗却有绝对不同的价值。也就是说诗除了内在的本值以外还有外在的附加值，这附加值往往还成了诗的主要价值。附加的价值自然来自附加的意义，而附加的意义则来自两件事物：一是时间，一是阅读。时间和阅读常常是比原作者更重要的创作者。我们读《诗经》就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的《诗经》已同当年孔子面前的《诗经》不是一回事了。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两千年的存放已大大改变了这些文字的品质。

时间首先就唤起了你的尊敬，远古的诗比当代的诗更能吸引你凝神关注，这就像是人们重视异乡情调而轻视本地风光，甚至与“远来和尚会念经”这些粗鄙的谚语也有几分理通之处，源于一种很难解释但又毋庸置疑的心理规律。比如说同样是说大话，身边侃爷的豪言壮语，你常常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听，但《卫风·河广》中说道：“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这大话你听着就有几分惊心动魄了。

长长的时间隧道放大了古人的声音，远古的神秘与隔膜甚至使当时人们的街谈巷语对今人来说都带上点神祇的味道。人们对古代人的感觉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带着子孙对宗祖的敬畏，带着生不满百年的过客在无法克服的时间面前必有的自谦，另一方面也带着几分现代人的优越感。敬畏和自谦使人们觉得古人深不可测，连举手投足都大有深意；而那种不能自禁的优越感则又使人们对古人的短处心怀宽容，对古人的一颦一笑都感到惊喜。当然，时间为古诗增添魅力还由于古今语言的奇妙差异。语言在时间的流逝中自然演变，古今的语言同中有异，这相似的影影绰绰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诗经》的语言乍一看来实在是不解其详，但仔细推究又能够恍然大悟，这种掘土见泉、登山望景一样的过程使你有一种创造的喜悦，使你对自己终于获得的理解与欣赏备加珍惜，你无意之中变成了作者的同谋，你会从哪怕是平白无奇的句子中体味出无限深长的意味。

阅读在作品增值中所起的作用应该说仅次于时间。这两种因素还常常纠结在一起，作品存在的时间越长，所获得的阅读机会当然就越多，作品所积累的理解和意义也就越深厚。具体到《诗经》，重要的还不是这部作品受阅读的广泛程度，而是它在阅读中所处的地位。作品的阅读地位关系到它所产生的功能，这种功能又反过来改变着作品自身的状态。比如说一束光如果它没有为人照明它仅仅是一束光，而一旦它在黑暗中照亮了人们它就成为一盏灯；一束光和一盏灯的意义是不同的。

《诗》本来不过是田野的民谣、宴饮和祭祀的侑曲，《诗》最初是诗，在长期充当了经的角色之后就成了《诗经》。“诗”是它的本来面目，而“经”则是它的后来面目。《诗经》作为经所经历的阅读是一种神圣阅读，神圣阅读赋予它一种庄严性和绝对性，因而那些本来是偷情幽会的诗也就神圣起来了。

对于《诗经》，明代以后有一种思想解放运动，说要把《诗》就当成诗来读，现代批评家更是主张剥去了它作为经的光环。这种阅读立场非常正确，也非常益人心智；但这主张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诗经》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它确实还同其他诗不一样。就因为它曾经充当过经，它的存在就已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已成为我们民族生活与心理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它的精神已进入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人格和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它的赋予；甚至它还是我们一个重要语源，我们今天许多日常的成语就来自《诗经》。因而我们今天读《诗经》不仅是由于对古人的好奇，而且还由于对自己的好奇；不仅是一种旁观，而且是一种自省。——就因为《诗》曾经被当成经来读，它于是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经，再也回不到纯粹诗的状态了。或者可以说把《诗》当诗来读是一种文人眼光，而把《诗》当经来读则是一种史家见识；作为一个读者你或者偏执一端，或者兼具手眼，那就看你的高兴了。

（摘编自李书磊《〈诗经〉辨》）

材料二：

甲骨文“美”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萌芽，而且是与“善”联系在一起的。此后的传世文献《易经》《尚书》没有“美”字。《诗经》出现大量的“美”字，并且不再与“善”相关联，而是由更高的价值词“好”来统摄。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从道德意识中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这是中国美学思想的真正开端。

《诗经》所有“美”字都形容人，表明中国美学思想一开始就不是艺术美学，而是“人的美学”。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是人的觉醒，其内涵是人的情感的解放，尤其是男女爱情的自由表达。因此，《诗经》里的“美”字全部出现在《国风》中，这意味着中国美学意识首先出现在民众中，即并不是后儒解释的伦理政治思想。同时，《诗经》不仅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诗学反思，而且开始具有诗歌艺术的美学反思，即是艺术美学思想的萌芽。

（摘编自黄玉顺《中国美学意识的觉醒——〈诗经〉美学思想研究》）

静女《诗经·邶风》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花是春天的象征，花的盛开意味着春天的到来。然而，日渐发展的城市，与纯真的大自然有了一层淡淡隔膜。都城内的诗人，未必能第一时间感知春天降临，反倒要经由卖花者的活动来获得春天降临的真实感。陈师道《和谢公定雨行逢卖花》云：“逢花驻马尚多情，天不违人旋作晴。不使近诗增纸价，得知春入凤凰城。”春天来到都城的讯息，是经由被卖的花朵传递到诗人那里的。

对于都城之内的诗人而言，卖花不只是单纯的商业活动，还是春日风物的真实载体。以卖花书写春日风物，成为城市尤其是都城诗人的常见手法。“京师巷陌新晴后，卖得风流更一般”（林逋《杏花》），“三月名园草色青，梦回犹听卖花声”（赵葵《柳花》），“海棠阴浅日黄昏……卖花声过忽开门”（吕夏卿《春阴》），等等，这样的诗句实在不胜枚举。

卖花给人带来的不只是视觉的享受，还有听觉上的独特美感。《东京梦华录》的“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就是真实写照。叫卖是宋代城市发展起来的特色，自北宋开封时就已如此，南宋亦仿照北宋。叫卖声甚至演化为专门的技艺。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称：“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卖花声的存在，从听觉上也给予文人一种新鲜的刺激。这类卖花声通常来自流动性的商贩。正所谓“帝城只卖担头枝”，都城内流动性的卖花者极多。这类花贩所卖之花，多为朵花、把花，不会是大型盆栽。轻巧的货品，让卖花人可以轻松穿越街巷，以叫卖声招揽客人。声音具有穿透性，就算隔着高墙，也能由户外传播到室内。街巷的错落，又增加了卖花声的幽深感，卖花声的响起与远去，都牵动着居室内的听者。这让深处居室之内的文人获得了一种新的感受外界的方式，不必看到花担上五颜六色的花朵，只凭耳中传来的叫卖声，就能感知时令的变化和城市节奏的展开。

对于寓居都城的诗人而言，卖花传递的时令变换，往往会牵动思乡的心绪和客居的落寞。戴复古《都中冬日》的卖花书写，书写了都城客居的情境：“脱却鹴裘付酒家，忍寒图得醉京华。一冬天气如春暖，昨日街头卖杏花。”京华之地，居大不易。对于一生未仕、漫游江湖的戴复古而言，更是如此。典当衣裘，只图得一醉。幸而临安的冬季天气和暖，街头已有杏花叫卖。“昨日街头卖杏花”，不只是临安冬日的风景，同时也是对京华客子的抚慰。“忍寒图得醉京华”则有着江湖游士的辛酸无奈。

对任职都城的士大夫而言，美丽的鲜花不但装点着他们的生活，也调整着他们的心态。《六一诗话》称：“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都城明明拥有最特别的风景，士大夫却因公务繁忙无暇游赏，只能从卖花担上欣赏桃花李花的盛放。卖花带来了四季流转的美好，安慰着王事鞅掌的士大夫。杨万里《初夏清晓赴东宫讲堂，行经和宁门外卖花市》：“众红半霎聊经眼，不枉皇州第二年。”都城花市的商品紧紧呼应着四季花时，让诗人不必执念于回归故园、退居乡里。花市让杨万里感受到了都城特有的繁华，也纾解了他渴盼回乡的寂寞。

卖花书写中所折射的时序变换、所承载的客居心绪，是宋代作者对都城时间与空间的真切感知，是宋代作者对都城生活节奏的新鲜体验，更隐含着他们关于都城的新思考：该如何自处于都城之中？是在自我与都城的碰撞中伤感，还是努力融入都城生活的节奏？宋人的感受与思考，促使花卉买卖成为体察都城生活及世态人情的精妙视角，而卖花也日渐成为表达都城时序变换与诗人居处心态的成熟事象。

（摘编自周剑之《花担上的帝京：宋代卖花诗词的都城感知及文学意蕴》）

材料二：

南宋都城临安，气候温暖，城市里面购买鲜花的非常多。宋代种花业之所以昌盛，是因为不仅买花的人多，而且购买的量也大。婉约派大词人柳永在《剔银灯·何事春工用意》中形容道：“渐渐园林明媚，便好安排欢计。论篮买花，盈车载酒。”可以想象，在那明媚的春光下，一辆辆装满鲜花的马车从花园里出来，喧阗而又热闹。

商业发达和文化昌盛，使得扬州、成都、洛阳等宋代名城的花市也各有“色彩”。宋人家铉翁《上元夜》也写道：“沙河红烛暮争然，花市清箫夜彻天。”红烛争燃，箫声连夜，洛阳花市的繁华与热闹程度自可想象。成都则二月举办花市，尤以海棠花为最好；扬州的开明桥“春月有花市”，市上卖的芍药的价格有时会比洛阳牡丹还要贵。

为了方便鲜花买卖，南宋政府甚至还专门设置了用于鲜花交易的花市。北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回忆北宋时的洛阳风俗。文中对当时人们赏花、购花的情景作出细致的描写。在鲜花开放之际，吸引了各方人士来到花圃，面对群芳，举杯畅饮，纵情放歌。暮色降临，花农们用竹笼小篮盛着鲜花来到花市“唱卖”。可见，北宋花市，当以夜间最为热闹。尤其是在每年正月十五的元宵之夜，在火光交错间，鲜花争妍。这盛大美景成为宋代文人雅士笔下的一幅美景。诗人文彦博曾夜游花市，在《游花市示之珍慕容》中写道：“去年春夜游花市，今日重来事宛然。列肆千灯多闪烁，长廊万蕊斗鲜妍。”在灯光闪烁间，诗人夜游花市，故地重游，恍惚间，去年美景再现眼前。

（摘编自贾玺增《四季花与节令物：中国古人头上的一年风景》）

《临安春雨初霁》

陆游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补充译文：

这些年世态人情淡薄得似纱，谁又让我乘马来到京都作客沾染繁华？

住在小楼听尽了一夜的春雨淅沥滴答，明日一早，深幽的小巷便有人叫卖杏花。

铺开小纸从容地斜写着草书，在小雨初晴的窗边细细地煮水、沏茶、撇沫，试品名茶。

不要叹息那京都的尘土会弄脏洁白的衣衫，清明时节还来得及回到镜湖边的山阴故家。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建安风骨，又称“魏晋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不、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悲凉慷慨之中，亦有命运无常、人生短促的不安心境，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掀起一个诗歌高潮，被后人尊为典范。

建安风骨的内涵包含以下几方面：文风清峻，给人一种利落大方之感；通达脱俗，不拘小节，沉雄激荡；气盛词壮，畅所欲言；华靡。在建安诗作中，华靡之风自曹植始，形成于七子后。

（摘编自卢劲《建安风骨》）

材料二：

建安是后汉献帝的年号，生活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学家们，敢于抨击时弊，敢于在不同作品样式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前人提到建安文学，大多用“建安风骨”来指代，即内容充实，风格劲健，有一股内在的力量的文章风格。建安作者以此来对抗彩丽繁绮而又空洞无物，或者低级庸俗的文风。而之所以形成“建安风骨”，一方面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另一方面的决定因素是对汉乐府民歌的继承和创新。

建安前后，阶级斗争激烈，政治和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社会极度动荡不安。建安前爆发的黄巾起义摧垮了东汉皇朝的腐朽统治，但接下来军阀混战，三国鼎立，战火不停，生灵涂炭。而上层统治者却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

生活在如此时代背景下的建安文学的主要作者们——曹氏父子、建安七子，还有蔡琰——都饱尝了战乱的苦楚，目睹了百姓无家可归、饿死街头的凄惨场面。所以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时代的烙印体现得尤为明显。建安风骨首先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孕育了这种文学风格。如王粲在《七哀诗》中描述了一幅惨绝人寰的普通百姓流离失所图，严重的饥荒竟迫使母亲不得不忍痛抛弃亲生的骨肉。全诗情景交融，语调悲怆，“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母亲那痛苦而又无奈的表情，好似一幅幅悲惨的画面，展示在世人面前。这首诗被后人誉为“汉末实录”“诗史”，反映了诗歌创作的一种新精神，在建安文坛上，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

建安作者们没有被现实的残酷和苦难吓倒，更没有醉酒消沉，得过且过，而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把重整山河作为己任。他们在各自的作品中，表达了一种高昂奋进的情绪，慷慨悲歌地表现出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理想，犹如在黑暗里点亮了一盏明灯，给人以鼓舞和力量，使迷茫的人不再迷茫，消沉的人从此昂扬战斗。正如古人所言，文学亦写实亦传情，诗人们正是本着文学这一特色，很好地通过诗歌把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而尽显“建安风骨”。正如曹操《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此诗为北征乌桓凯旋途中所作，本篇以神龟起兴，言生命必有终时，表现出了诗人不信天命、努力进取、志在千里的英雄豪迈气概和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融会深刻的哲理于生动的形象之中，感情真挚，意境深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建安文学在继承汉乐府民歌本色的同时，又注重用辞和文采。诗人们汲取汉乐府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走直抒胸臆的道路，创造出富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文学。那种无病呻吟、脱离实际、空洞无物的作品被作家们所摒弃，而是借景物观照时代，有感而发。如曹操的《观沧海》，诗人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联想到当下的现实，一发不可收地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吐露出自己的宏伟抱负，表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给人以鼓舞以号召，可以说它是积极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特色兼得的佳作，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

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曹丕的《大墙上蒿行》等作品中，也都各有不同的特色。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能让人深刻地感受到，诗人们那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各种艺术形式不断的追求，即冲破樊篱、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建安作家的作品，从反映生活的方面来说，比汉代的诗人及辞赋家要广泛得多；在艺术手法上，他们不但继承了乐府民歌的长处，而且加以提高和发展，他们加强词句的色泽和光彩，使之更华美。建安文学作者的创作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为各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未来。

从以上种种中，不难得出，建安作者的作品具有对生活、社会真切的感受，对国家、百姓炽热的情怀，对战乱现实深刻的反映，对国家统一与太平的渴望，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与之相得益彰的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以及刚健清峻、质朴有力的语言，正是这些共同构成了“建安风骨”的主要因素。

（摘编自汤树德《“建安风骨”构成的主要因素》）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虽然歌德很早就有了接触中国文化的各种条件，但这种机会都没有引起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甚至在很多时候是批判的态度。在歌德自传中，他提到了童年时代参观蜡布工厂时，对蜡布上的中国画发表的议论：“在后一种蜡布上头是由熟练的工匠以毛笔绘画中国的怪诞的花卉。”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歌德当时的审美趣味，他对中国花卉用“怪诞的”来形容，对中国制的壁衣加以讥评，他追求自然的审美观，反对矫揉造作。

18世纪70年代，德国文坛出现了“狂飙运动”的浪潮，而歌德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狂飙运动”在德国出现的时候，正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启蒙”学者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时候，也是中国风最盛行的时候，而文化民族主义是德国“狂飙运动”参与者们主张“去法国化”的思想基础，既然法国在那时是“中国风”的“风眼”，那么受文化民族主义支配的狂飙学者，在否定洛可可艺术，摒弃法国文化影响的同时，连同“中国风”也一同抨击，就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歌德正式接触中国文学大概开始于1776年，在这一年的1月12日的日记中，歌德写道：“清晨读小说，话题是中国小说……。”此后的数十年时间，没有查阅到歌德接触中国文学的相关记录。直到1827年，歌德在2月3日的日记中两次提到了英译《花笺记》，这本书中另收有若干中国古籍《百美新咏》中的诗篇，歌德为这首诗写了引言，在引言里他称《花笺记》为“一部伟大的诗篇”。歌德在魏玛图书馆借阅《花笺记》后发表了他的感言，他认为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他们一样，能感到中国人是他们的同类人，甚至比起西方人，在中国的一切都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描写，他感到在中国人与大自然是和谐共生的。歌德还发现其中很多的典故涉及道德与礼仪。他由此发表感慨说：“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歌德通过《花笺记》洞察到了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感情。他把中国人视为同类人，而且觉得他们生活得更纯洁和明朗，没有强烈的情绪和无穷的渴望。他还赞赏了中国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引文最后他还指出了道德和礼仪是中国封建社会维持长久的重要原因。

从这些文字记载中不难看出，歌德对他接触的中国文学都流露出褒扬之意。歌德不仅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品味其中的闲适意境，更是从汉诗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他从托姆斯英译的《花笺记》所附的《百美新咏》中选了9首诗重新翻译，并发表了其中的四首。《百美新咏》触发了歌德的创作灵感，甚至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也自觉地使用中国题材，最著名的当属1827年所作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人们把这首诗看作取材于中国的作品，并不是指其内容，而是他所创造的意境，他创造了歌德心目中中国文学所特有的意境，在这首组诗中，歌德将他这一时期的个人心境与他所体会到的中国文学的美妙境界作了很好的艺术融合。

（摘编自吴悦茜《歌德的中国缘与中国观的变迁》）

材料二：

那么对于下列问题：“歌德小说与中国小说究竟有无共同之处?”我们还是摘录歌德本人的言论来作答。歌德曾对爱克曼谈到：“那里的人们思考，行动与感受几乎完全同我们一样，人们立即就可感觉出两者间的相同。只是在他们那儿发生的一切被反映得更清晰，纯洁，更具道德风范；一切都表现得很理智、市俗，没有巨大的激情与诗一般的高潮，这与我的小说《海尔曼与多罗特》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很像英国理查逊的小说。”另外卡塔琳娜·蒙姆逊指出歌德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他《浮士德》第二部创作之灵感。

歌德通过对中国诗歌的研究认识到，自然在中国诗歌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在1827年1月31日对爱克曼说：“区别又在于在他们那儿外界自然是与人共存的。人们总是可听见池塘里的金鱼噼啪跳跃，树梢上的鸟儿吱喳不停。白天总是温暖明亮，阳光普照，夜晚总是宁静清朗，对月亮有很多描写，它并不改变环境，但它的光芒被想像的如同白昼一样明亮。”歌德以他诗人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中国文学中“人与自然共存”这一特点。

除了小说、诗歌内容上的影响，我们同样要谈及形式上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瓦格那·底特玛提出的论点。她认为，歌德与中国诗的接触曾对他短诗形式的完美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在研究这个论点时，我们首先要问：歌德在与中国诗歌接触之前是否就已经运用了简洁的短诗形式?回答是肯定的。诗人年轻时就写过许多短诗。特别是写给朋友与个人的诗善用短诗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擅长“即兴表达”。一个最好的例子是《漫游者夜歌》，这首歌德在1780年创作的诗，短小精悍，情景并茂，言简意赅，是他诗中之精品，实可谓德语诗歌之绝唱。

在歌德暮年的抒情诗中，短诗形式重新成为诗人之所爱。例如《威廉·梯施释恩的风景画》《西东合集》等等。因此，就歌德运用短诗形式进行诗歌创作而言，我们见到的是一种从青年直至老年的持续发展状态。中，德诗歌各因文化基因不同，传统不同，语言不同，而形成独自的风格特征。我们若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歌德当时尚未完全了解到中国古诗的形式、格律以及声韵，歌德凭他诗人的直觉发现了中国诗的某些特征，中国诗人侧重于自然主题的描写，表达精练，诗式短洁，歌德从中受到了启迪。以此便言中国诗歌对他的短诗形式有过重要影响，未免言过其实。东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正好与歌德老年诗风相吻合。这也正是他试图用自己象征性的诗歌语言来模仿中国诗人和阿拉伯诗人的原因之一。歌德这最后一次“转向东方”的创作不仅表明了他对短诗固有的偏爱，也反映出各国诗人在某些方面的神通意合。这也恰恰给我们一个启示，即我们在寻找相同之处时，即便是形式上的，也往往要从诗人的审美观及他们对艺术的根本理解这一层面上去剖析。

（摘编自唐际虹《歌德与中国文学》）

你知道吗，那柠檬花开的地方，

茂密的绿叶中，橙子金黄，

蓝天上送来宜人的和风，”

桃金娘静立，月桂梢头高展，

你可知道那地方?

前往，前往，

我愿跟随你，爱人啊，随你前往!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抗日战争期间，文学进一步贴近民众，书写生活的残酷和生命的坚韧。作家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都带着特殊的时代体温，彰显着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心声。

抗战文学从观念到形态都体现了文学在战时的应对。抗战时期，很多作家积极参与抗战，或进入前沿主战场的各个战区，或活跃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作家既是战斗员、政治工作者、技术员，也是民众的组织者、教育者、宣传员。作家创作了各式各样的作品。例如，王礼锡的实录体文学《笔征日记》，丘东平的小说《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洪深的话剧《飞将军》，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等。

抗战文学贴近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作家走进部队和农村，接近浴血奋战的士兵、在忍辱负重中抗争的平民。他们描写民众的日常生活，展现在新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新性格，塑造代表光明前途和希望的新形象。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不同政治环境，以及各地的不同抗战形势，造就了抗战文学鲜明的地域特色。比如，东北最先出现的流亡文学，上海“孤岛”雅俗兼有的文学生态，延安文学的大众化实践等。

总而言之，抗战文学是作家们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形势下开展的文学创造，让文学与生活真正“合二为一”。在形式上，作家们更强调它的生活性、实用性，并在现实实践中不断进行融合创新，积极探索文艺的民族形式和中国风格。由此，抗战文学承载了巨大的社会容量，建构了宝贵的文学经验。

（摘编自杨洪承《抗战文学的特征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二：

抗战文学曾受冷落，研究者少，评价偏低，即使近些年研究的热度有所提升，也能够听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抗战文学，有抗战，少文学。“少文学”不是说作品少，而是指作品的审美韵味寡淡、艺术水准不高。这种审美评价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评价标准并未充分从战争文学的实际出发，而拘泥于一般的审美标准。

卢沟桥事变后，作家的生活轨迹与创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安定的生活到战争中的流亡，从繁华的城市到穷乡僻壤。有的作家奔赴正面战场，手持武器身带纸笔在战斗的间隙，甚至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写作。急迫是战争带来的节奏，粗犷是时代铸就的性格，怎么能苛求作家像和平时期那样对作品精雕细刻呢？

抗战文学的受众大多为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农民。面向这些读者的文学作品，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显然不行，非得下里巴人才能接地气。所以，赵树理创作上党戏《万象楼》，以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揭露日伪用封建迷信欺骗民众的阴谋诡计，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创作乡土小说《小二黑结婚》，以通俗的词汇和传统的故事体描绘根据地的新气象，给人以启迪与信心。因而我们不应以《雷雨》的审美标准衡量《万象楼》，以《狂人日记》的审美标准批评《小二黑结婚》。

抗战文学的确曾一度出现公式化、概念化、浮泛化等问题。但是，经过摸索、调整，作家们的审美自觉性显著提升。其题材不再限于直接表现抗战，战时的日常生活、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对历史的重新审视等均有涉及；其风格不再强求一律要通俗化，而是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支持作家的独立探索。《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风景谈》等经典作品涌现，作家的创作风格千姿百态。总之，抗战文学的审美建树与社会价值一样不容轻忽。

（摘编自张中良《抗战文学评价的若干问题》）

材料三：

文化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壮阔画卷中浓墨重彩的“无硝烟之战”。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引领广大文化界人士在战火硝烟中创造出兼具民族特质与时代精神的文化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是抗战时期的精神食粮，更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为凝聚文化界的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1938年武汉沦陷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21位文艺界代表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明确提出“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的主张。这一宣言将不同背景、不同风格的文化工作者凝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旗帜下，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前线、后方，开展创作与宣传活动，成为文化抗战的核心组织力量。

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机构以“宣传抗战、团结民众”为核心宗旨，克服重重困难传递抗战声音。由郭沫若、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在新闻被封锁的背景下，成为连接前线与后方、城市与乡村的精神纽带。与此同时，文化工作者开始主动打破地域文化的界限，创作具有全国性的文化作品，形成了跨越地域的价值共识。巴金在桂林写下的《火》三部曲就是典型代表，这些作品让抗战精神从理念走向实践，从少数人的呐喊变为多数人的行动。

总之，文化抗战打破了“文化精英化”的壁垒，让爱国情怀从知识分子的呼吁转化为全民的自觉行动；实现了传统文化与时代需求的深度融合，证明中华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强大适应力；打破了地域与群体的界限，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三个维度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铸就了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摘编自李志东《从文化抗战到文化自信：历史的熔铸与时代共鸣》）

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同学们对高中语文课本中的相关篇目，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在探讨《荷花淀》时，小王说，孙犁用诗意的笔触描绘了白洋淀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这体现了抗战文学     ①     。在解读《大战中的插曲》时，小张认为，聂荣臻元帅救助日本孤儿的举动，展现了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这反映了抗战文学     ②     。这些作家创作了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抗战文学作品，这表明了抗战文学作家     ③     。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1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可惜在德国，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摘编自恩格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材料二：

历史的必然性（亦即规律性）是通过对无数历史偶然性的研究而抽象出来的。历史之所以有其偶然性，是因为历史的进程并不都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活动、人的思维往往不能预料历史的直接后果。对此，恩格斯指出：“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希特勒发动战争时，他是想成为欧洲的霸主，但战争的结局，却和他自己的愿望完全相反，德国未能独霸欧洲，就连希特勒本人也因战败断送了生命。类似这种例子很多，许多历史人物的行动，其结果都和他们原先预期的目的背道而驰。从表面上看来，有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似乎都被偶然性支配着，其实不然。当时希特勒发动战争，给欧洲各国带来灾难，由于这场战争是和希特勒的上台，以及他个人的野心、残暴和富有侵略心理密切相关，所以他发动战争是具有偶然性的。但是，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希望和平，反对战争，联合起来打败希特勒，扶正了历史的轨道，这却是历史的必然。正因为历史偶然性不能长期起作用，当它偏离历史规律的轨道时，迟早要被重新纳入历史的必然性的轨道，使历史继续向前发展。

不过，历史规律（即历史必然性）在支配历史偶然性时，由于它是隐蔽的，也由于后者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现象往往不是短暂的，有时甚至延续几十年上百年，这样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历史偶然性也可以长期支配历史的进程。这一点，从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出现以及他们对历史的影响看，大多是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这些杰出人物常常在一个较长时间里，可以起左右历史的作用；但究其实际，他们的行为同样不能摆脱历史规律的支配。拿破仑作为一个杰出的人物登上法兰西帝国的王位，完全是一种偶然现象，他发动的对各国的征服战争也不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动荡的法国当时需要有个杰出人物来稳定其社会，这却是历史的需要。拿破仑东征西讨树敌过多，最后导致失败，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这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几乎没有例外，这些偶然出现的突出人物其个人的性格、意志、才能往往要对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欧洲历史上的拿破仑、希特勒这两个人的历史作用当然不能同日而语，前者对历史进程起过一定的推进作用，后者对历史的进程则起了纯属破坏和逆转的作用。

（摘编自苏双碧《论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特殊性》）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关于“大和小”的争论一再出现：新诗应该介入历史现实的“大”呢，还是独抒性灵的“小”？

诗歌有宏大之美，也有细小之美。杜甫《登高》可谓宏大，《客至》当属细小。诗可以微小，细小，但不能狭小，渺小；诗可以重大，宏大，但不能空大，疏大。诗无论大小，都要植根于诗人自我的生命体验之上。

正大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与天下兴亡密切相关。写社稷安危的，天下大事的，边关战事的，这些叙述不可谓不大，但又绝不超出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国破山河在”“烽火连三月”大，但“泪”“心”“家书”“白头发”“不胜簪”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小。杜诗不管走多远，看多广，探多深，最后都能回落到灵与肉。他那些隐逸的、非介入的抒写，萤火、蚂蚁、桃树，不可谓不小，但它们会与诗人的生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物中有人，融入自己的感情，这是他能以小见大的秘密。因此，诗的大小并不以题材论。并非写国家、写社会、写世界就大，也并非写个人、写身体、写日常生活就小。诗的大小关键还在思想境界。

（摘编自师力斌《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歌对新诗的启示》）

材料二：

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变”是新诗的根本。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新，就在于它对旧诗的瓦解，新诗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变化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新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永远存在的。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重新尊重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拯衰起弊的前提。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以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常常是和对家国兴衰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在现代社会，尽管现实多变，艺术多姿，但这个“常”是难以违反的。诗之为诗，在审美标准上也有一些必须尊重的“常”。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徐志摩在他的《翡冷翠的一夜》加强了形式感和音乐性，闻一多认为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形式感和音乐感，这是评判优秀的新诗作品的基本标准。

新诗，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摘编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材料三：

“风骨”在刘勰的阐释中，主要指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在历史的变迁中，“风骨”不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低俗、粗俗之作，这样的诗作缺乏“风骨”。因此，新诗急需重新建构“风骨”。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应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应有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情怀。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写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忧国忧民的诗作，这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然而当下许多诗人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虽然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但是，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中浓厚的家国情怀，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正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新时代的新诗需要延续中国风骨的血脉，创作出充满正气、具有崇高感的佳作。

此外，新诗在语言文辞方面亦需要有“风骨”。刘勰认为：“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这句话清楚地阐释了“风骨”与“辞采”之间的密切关联。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作不讲究文辞，直白浅近，“风骨”荡然无存。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新诗语言在不断的锤炼和打磨中形成。

（摘编自罗小风《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语文课上。老师组织同学们探讨“新诗的‘变’与‘常’”。小明在发言时整理了以下笔记：新诗的“新”在于其“变”，即对旧诗形式的瓦解与创新；然而，诗之为诗，又有其必须坚守的“常”。所谓“常”，在诗歌精神上体现为①_____；在审美表达上，需讲究②_____。题材选择上，诗可大可小，但判断其价值的关键并非题材本身，而是③_____，唯有如此，诗作方能既避免空疏宏大，又克服狭小琐碎。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要说明“木”字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音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二：

依照林庚先生的观点，树“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不错，“嘉树”的确不能改为“嘉木”，“午阴嘉木清圆”，太不成为话了。但我要转问林庚先生一下：刘桢“珍木郁苍苍”，王维“遥爱云木秀”，你一定也要改为“珍树郁苍苍”“遥爱云树秀”才好吗？如果不改，就不能和你的说法符合，如果要改，我看是不妥当的。尤其是韦应物的“乔木生夏凉”，杜甫的“山木尽亚洪涛风”，若改为“乔树生夏凉”“山树尽亚洪涛风”，那就要成为绝大的笑话了！因为“乔木”“山木”等词儿，早已约定俗成，不容许你擅自改动了。应该用“木”的地方，必须用“木”字，应该用“树”的地方，必须用“树”字。“木”字本身并不是像林庚先生所说的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那样的死板，至于说“木”的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我们会更多想起树干而很少会想到叶子，这是很不实际的想法。“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云云，更是不能存在的说法。大约木与树给人的感觉只是有时不同，其原因恐与前人名句所引起的联想有关，和音节的谐否、字面的生熟等问题也有关。如果引更多的诗句来作更细的分析，结论就一定会不同一些。

摘编自陈友琴《对于林庚先生<说“木叶”>一文的不同看法》

材料三：

“木”是象形字，人们看到它首先想到的是一棵树。“树”是形声字，人们看到它，首先想到的也是一棵树。由“木”想到“木头”“木料”“木板”等，是现代人的联想方式，古代诗人写诗时恐怕不是如此。至于由“木”想到门闩、棍子、桅杆等，并由此产生一种“微黄与干燥之感”也显得同样牵强。何况树干的颜色，也不都是“绿色”的。

“木”也可以是充满活力、枝繁叶茂的，而“树”也可能是叶落飘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的。王绩的《野望》诗分明写道：“树树皆秋色”，连用两个“树”字，强调的就是秋天无生机的萧索的树，而此处如改为“木木”则断然不可。再如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此诗“树”“木”对举，和林先生的说法恰恰相反：行将枯萎的树不用“木”而用“树”，生机勃勃的树不用“树”却用“木”。

古人诗句咏及树的形象，或用“木”，或用“树”，而不大可能有林先生所说的那么多差别和讲究，本来并不复杂的道理，我们不必想得那么深奥。

摘编自李睿《也说“木叶”》

林庚先生的《说“木叶”》一文，从诗歌语言的暗示性出发展开说理，将其生动地比喻为“______”。他认为不能单凭概念来理解诗歌的语言。“__”带有干燥、疏朗的意味，“___”却显得饱满湿润，这两个字虽在概念上相去无几，但在艺术形象上却大有区别。自从屈原以惊人的天才发现了“木叶”的奥妙，此后的诗人们就再也不肯轻易把它放过，天才的杜甫更是在“木叶”的基础上吟出了千古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而“_______”一词却因缺乏足够的艺术暗示在古典诗歌中难得一见。

（1）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

（2）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静夜思》

（3）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李煜《虞美人》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柄谷行人的笔下，“风景的发现”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他提出的具体问题是：一个地方的风景是怎样被发现的？我们为何可以看到这些风景？

首先，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现成的风景。不是先有个风景在那，然后主体可以看到一个客观的风景，而是当主体学会了看风景之后，才有一种客体出现在主体面前。柄谷行人认为，是我们学会看风景后才学会怎么在自然面前成为主体，而自然由此成为客体。主体和客体都是从风景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它们的区分并非物理意义上的。柄谷行人的这套理论有着浓厚的现象学意味，因为现象学就是讲本质直观的——我现在所看到的东西并不是现成地摆在那个地方，而是在我的意向性中生成的一个对象。当人看到风景之后，才知道那个看风景的“主体”在哪里。

其次，它也不是文化意义上的现成的风景。柄谷行人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有自然风景的描写，但那是山水画中的山水，与单纯存在于此的自然对象不同。”也就是说，这些画中的山水已经是情致化的、符号化的、文化性的自然，“画家们描写的并非实际的自然，而是程式化的山水……然而，我所谓的‘风景’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通过去除其背后的宗教、传说或者某种意义而被发现的风景。”因此，只有破除了传说、神话色彩之后重新出现在面前的自然才叫风景。柄谷行人有个说法很形象，他说风景之发现即是作为“素颜”的风景之发现。

此处有一个很容易引发争论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古人去踏访名山的时候，究竟访的是名还是山呢？首先，“所谓发现，是通过去除风景背后的宗教、传说等附加的意义，使原本非审美的对象进入审美”。你得自己去发现一些原来没有印在明信片上的东西，一些导游很难说出来的东西。其次，“此种发现被认为与孤独的内心状态相关，发现风景的前提是承认有‘内面的人’（inner man）存在，后者显然是一种现代意识”。发现风景的人是一个孤独的人，这个孤独的人是一个现代主体的形象，《荷塘月色》里呈现的“这天地只有我一人，什么都可以想，什么也都可以不想”的状态显然是一种现代意识。“主观—客观”这类认识论框架就是在风景的发现中形成的。以日本而论，首先是西方式的风景审美传到了日本，日本画家接受了这套东西，然后发展出自己的浮世绘以及其他现代绘画语言。日本人从中理解了主客关系，然后以此为基础，重新理解了他们与自然的再现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环节。柄谷行人强调，只有到了“言＝文”，也就是说我们的书面语言和口语统一的时代，即“我手写我口”的时代，风景的发现才成为可能。当主体用自己的口语，也就是描绘真实生活的语言去描绘眼前风景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现风景，这与单纯引用诗句存在很大区别。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才算风景的发现。自己的语言既不是纯粹古人的语言，也不是纯粹西方的语言，而是新的语言的创造。主体只有先学会一套新鲜的口语，并且这套口语与其书面语言一致，然后才能发现风景。

（节选自汤拥华《重审“风景的发现”——柄谷行人之后的风景批评》，有删改）

材料二：

孙犁使用的词语是家常的，他喜欢用逗号和句号，句子短而凝练，有一种奇妙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所写当然是自然风光，但书写自然时，他有意写下明亮之色，厚雪与结冰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一丛丛累累的红色果实；大黄风之后紧接着是大雨过后天晴日出，似乎也只是陈述所见，但这些风景并不给人荒芜感、孤独感。“田野里，大道小道上全是忙着去种地的人，像是一盘子好看的走马灯。”

事实上，《白洋淀纪事》里的叙述人，是一位渴望改造世界、对未来有着必胜信念的写作者。于是，从他的自然风景里，你能清晰听到一位革命作家的声音。

《荷花淀》的色调是明朗和乐观的，那是作家对战争前景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早已渗透在他血液里。他谈起过一种必胜的信念。“我们可以写我们要胜利，因为我们一定能胜利。”从青年到晚年，这是孙犁不断重申的写作职责：“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但这样的职责并不意味着某种高蹈。孙犁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优秀代表，在于作家“所见者大”而“所记者实”，而着墨于细微，在于他朴素、日常、切实的美学观。即使他深知要用高昂、渲染的笔墨，但落在笔端时，他依然从“小”着眼，写身边所见之人、所见风物。于是，枣树、野花、桃树、荷花，呼呼的从远方刮来的风构成了冀中平原富有生命力的大自然之景，它们都烙着孙犁个人鲜明的印记。

（节选自张莉《新鲜风景与故人山河》，有删改）

“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在中国语文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鲁迅的文学语言起到了桥梁和示范作用，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意义。他极其重视中国语文的新生，把语言文字改革提高到了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他呼吁现代人要将自己的思想直白、真实地表达出来，以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他字斟句酌，炉火纯青，把文字的功能和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他还是文体创造的先锋：不仅创造了杂文这种新型的散文体裁，而且他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新的形式和格局，从不重复自己。因此，鲁迅的不少代表作成为大、中、小学的传统教材，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

经典作品的审美意义和认识意义是恒定的，而其现实意义却是流动的，具有跨越时空的巨大潜能。重读鲁迅文本，应该回应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迫切问题，使其在时代发展和民族复兴过程中不断彰显出思想和艺术的魅力。只有这样做，才能使鲁迅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鲁迅曾将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为急务。他在广泛剖析国民性负面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最需要灌输的道德观念是“诚与爱”。这种对“最理想的人性”的呼唤，不仅在当时具有普适意义，而且同样切中当今时弊。因为现代社会既需要市场经济的物质支撑，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要素的价值支撑。如果缺少了“诚”与“爱”，市场经济就会出现信用污染，而这种污染比环境污染更加严重。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切身感受。

对于塑造新型的民族性格，鲁迅提出了他的正面主张。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明确提出了三点：一，耐劳作的体力；二，纯洁高尚的道德；三，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这其实就指明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没有健全的体魄就无法承受工作的重负，这就是所谓“健康第一”。现代社会又是一个知识更新、信息爆炸的社会，没有容纳新潮流的精神，就会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道德追求也就是应有的信仰追求，理想追求。现代社会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双轨并行的社会，法律是不能触碰的立身行事的底线，道德是一种没有上限的人格追求。“纯洁高尚”是一种境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每个人都能通达。但是，《诗经》中有一句诗说得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对“纯洁高尚的道德”有一种景仰之情，向往之心，这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崇高目标。

我们肯定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但必须看到鲁迅作品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它不可能回应并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一切具体问题。阅读鲁迅作品最大的现实功效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三个字：“学做人！”鲁迅是中国底层民众的忠实代言人，他的一生是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的一生，他的“道德准则”是“损己利人”，“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的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以为快活”，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无疑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鲁迅又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娴熟地掌握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他对于革命，权力，人道，暴力等复杂难解的问题都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郁达夫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所以，读鲁迅的书，最根本的目的应该是学习鲁迅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像他那样生活，像他那样做人。我想这也就是阅读鲁迅经典最大的现实意义。

（选自陈漱渝《我们今天何以要阅读鲁迅》，有删改）

材料二：

鲁迅一生耗费精力最大的，便是探寻什么是理想的人性，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何在之类的问题。他的小说与杂文最动人心魄的地方，便在这里。近几年，当人们直面现代化与传统的时候，国民性问题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课题，便自然地在艺术领域中被再次呈现出来。

读一读各式的新乡土小说，民风民俗色彩十分浓郁的地域小说，都有类似的思路。贾平凹、刘恒、陈忠实、陈建功诸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常流露着对国人灵魂凝视时的无奈。印象较深的，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那大气磅礴的文化拷问，对中国人心理性格的勾勒，让人感受到鲁迅杂文中的冷峻。王蒙试图写出中国儿女的魂魄来，当他无情地剥脱着人性的外衣时，他是不是也进入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境地？还有贾平凹，他对鲁迅研究论著的热心和关注，绝不亚于一些学者。在灵魂的深处，他或许更喜爱鲁迅吧！读一读他近年的小说，在古雅的氛围与中原古风的韵致里，是不是也有鲁迅乡土小说式的惨烈？当他陷入中年人的绝望时，我从其灰色的目光中，似乎也感受到一丝鲁迅的忧郁。

这类文化色调浓郁的审美凝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间断过。张炜、张承志等个性色彩十分浓厚的人，何尝不也有着这类思路？“写出民族的灵魂来”，几乎成了一代人的信条。我从20世纪末众多文人相似的精神走向中，看到了“未完成的鲁迅”在当代的意义。

鲁迅的价值不仅显示在他的同时代里，更重要的是在后来岁月中的不朽的延续。中国要进入现代文明，欲解决人的现代化的问题，首先便是人的灵魂要更新。鲁迅最早看到了这一障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深刻，那样猛烈地揭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然而这样的声音在古老的中国，显得那样弱小。当代有良知的作家，几乎都意识到了鲁迅精神在当代的价值。当无数个为解决国民性问题而奋斗的诗人，小说家艰难地在文化之旅中攀登的时候，我常常被这一代久未泯灭的良知打动。

（选自孙郁《在鲁迅的余影里》，有删改）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节选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材料二：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节选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牛顿和胡克在力学、光学、仪器等方面有着伟大的贡献。两人互相启发，但也存在着不少激烈的争论，以致互相仇视。除了关于光本性的争论，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争执，那就是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定律究竟是谁发明的问题，这在科学史上也是一个著名的公案。

胡克在力学与行星运动方面花过多年心血，提出过许多深刻的洞见。1679年至1680年，胡克与牛顿进行了一系列通信，讨论引力问题。牛顿虽然早年就已经在此领域取得过一些进展，但不知是荒废多年还是怎么，这次却大失水准，他竟然把引力看成不随距离变化的常量，并认为物体下落是一个圆螺线。胡克纠正了他的错误，并在信中假设引力大小是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虽然说得比较模糊。胡克把牛顿的错误捅到了皇家学会那里，这使得牛顿极为光火，他认定胡克是存心炫耀，并有意让他出洋相。于是两人间波粒的旧怨未愈，引力的新仇又起，成为终生的对手。

胡克与牛顿的这次通信是科学史上极为重要的话题。牛顿后来虽然打死也不肯承认胡克对其有所帮助，但多数科学史家都认为胡克在这里提供给了牛顿关键性的启发；没有胡克的纠正，牛顿一直错误地以为行星运动是在两个平衡力——向心力和离心力同时作用下进行的。到了1684年，胡克和牛顿分别试图证明平方反比的引力导致椭圆轨道（也就是ISL定律）。胡克吹嘘说他证明了，但从未拿出结果；牛顿也说他早就证明过——同样没有任何证据。不过几个月后，牛顿重写了一份手稿，也就是著名的《论运动》，这成为后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简称《原理》）的前身。

《原理》发表后，胡克要求牛顿承认自己对于平方反比定律发现的优先权，并在前言里提及一下。牛顿再次狂怒：他暴跳如雷，从《原理》里面删掉了绝大多数有关胡克的引用，剩下不多的，用词也从“非常尊敬的胡克先生”变成了简单的“胡克”两个字。他是如此怒气冲天，甚至拒绝出版《原理》第三卷。在牛顿眼中，胡克完全是个江湖骗子，靠猜想和碰运气来沽名钓誉。许多科学史家也曾以为胡克猜想的成分居多，不过，加州大学桑塔克鲁兹分校的瑞恩伯格教授从一幅最近披露的胡克的图稿中得出结论：胡克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要比人们传统认为的深刻得多，他所采用的几何证明手法和牛顿后来在《原理》中所使用的是类似的，所差的只是胡克不懂微积分而已。ISL定律的发明权仍应该归于牛顿，可是胡克显然在其中占有重要甚至关键的地位。

应该说，胡克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曾帮助波义尔发现波义尔定律，用自己的显微镜发现了植物的细胞，《显微术》更是17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是最杰出的建筑设计师和规划师，曾亲自主持了1666年伦敦大火后的城市重建工作，如今伦敦城中的许多著名古迹，都是从他手中留下的。在地质学方面，胡克的工作（尤其是对化石的观测）影响了该学科整整30年。他发明和制造的仪器（如显微镜、发条摆钟、轮形气压表等）在当时无与伦比。他所发现的弹性定律是力学最重要的定律之一。在那个时代，胡克在力学和光学方面是仅次于牛顿的伟大科学家，可是似乎他却永远生活在牛顿的阴影里。胡克的晚年相当悲惨：他双目失明，被几乎所有人抛弃，1688年之后，胡克就再也没从皇家学会领过工资。他变得愤世嫉俗，字里行间充满了挖苦。胡克死后连一张画像也没有留下来，据说是因为他“太丑了”，但也有学者言之凿凿地声称，是牛顿利用职权有意毁弃了胡克的遗物，作为对他最后的报复。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胡克逐渐迎来了翻身的日子，他的名字突然成为科学史界最热的话题之一。2003年是胡克逝世300周年，科学史学者们云集于胡克毕业的牛津和他生前任教的格雷夏姆纪念这位科学家。许多人都呼吁，胡克的科学贡献应当为更多的世人所知。

（节选自曹天元《上帝掷骰子吗》）

材料二：

应该说，在与胡克的交锋中，牛顿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最终于1687年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巨著不仅为物理学和天文学提供了精密的数学工具，还彻底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方式，使科学探索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他的理论成为工业革命的基石，直接推动了蒸汽机、铁路等技术的创新，极大加速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同时，胡克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他不仅提出了著名的胡克定律，还在显微镜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就，首次提出的细胞这一术语沿用至今，并通过对植物细胞壁的观察奠定了微生物学与病理学的基础。胡克的研究凸显了观察与实验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性，推动了科学启蒙的进程。他的诸多发明使得实验科学成为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支柱。

在300多年后的今天，回溯牛顿与胡克的争端，宛如在跨越时空见证当初的科学发展。两位学者之间的对立不仅是思想碰撞，也不只是意气之争，更是科学方法与知识产权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复杂博弈。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这场300多年前的争端揭示了科学进步的复杂本质：伟大发现往往伴随着思想竞争与制度创新，科学不仅是发现真理的工具，更是塑造文明的力量。

（节选自微信公众号“科学方程式”《胡克VS牛顿：科学之争？意气之争？》）

“在西方，人们熟知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

——选择性必修下册《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