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了。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殆尽。而一个确定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则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性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强化逻辑训练。

（摘编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材料二：

语言和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运用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逻辑的制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运用的艺术，在某些情况下，又是可能突破逻辑规律的框框的。这不仅无碍于语言运用的正确，而且反而使得语言运用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无理而妙”。

早在梁朝，刘勰在谈到“夸张”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其“无理而妙”的效果：“醉虽己甚，其义无害。”宋人严羽云：“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些都说明在某种场合，“不合逻辑”的语言有时比合于逻辑的语言更有力量，而诗人的语言往往是新鲜奇特的，讲究形象性、跳跃性，不能用常理来衡量。鲁迅说：“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值得注意的是，“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同样得到了逻辑学界的认可和重视。“无理而妙”是反逻辑的，而创造、赏析它，却又离不开正确运用逻辑思维的智慧和能力。《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写道：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从事理上说，“晓来谁染霜林醉”问得稀奇，“总是离人泪”答得更不近情理，然而，从艺术上说，这一问一答，是最近乎情，是最合乎理的。因为它把人情移用于事物，形象逼真地表达了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这段文字，堪称“无理而妙”的上品。不过，我们细想一下，这“无理”之中，也仍然有“有理”之处。“眼泪”是液体，故可用之“染”物；“霜林”是“红”的，故是被“染”的。假如无此二者，这里要表现的感情别绪，恐怕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托，或者竟一变而为“无理而不妙”了。可见“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归根到底是有其深邃的逻辑基础的，只不过是在逻辑的基础上要加上自己的主观感彩及放飞联想和想象的翅膀，离开了这种深邃的逻辑基础，人们创造、赏识“无理而妙”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无从发挥了。

（摘编自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关于“大和小”的争论一再出现：新诗应该介入历史现实的“大”呢，还是独抒性灵的“小”？

诗歌有宏大之美，也有细小之美。杜甫《登高》可谓宏大，《客至》当属细小。诗可以微小，细小，但不能狭小，渺小；诗可以重大，宏大，但不能空大，疏大。诗无论大小，都要植根于诗人自我的生命体验之上。

正大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与天下兴亡密切相关。写社稷安危的，天下大事的，边关战事的，这些叙述不可谓不大，但又绝不超出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国破山河在”“烽火连三月”大，但“泪”“心”“家书”“白头发”“不胜簪”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小。杜诗不管走多远，看多广，探多深，最后都能回落到灵与肉。他那些隐逸的、非介入的抒写，萤火、蚂蚁、桃树，不可谓不小，但它们会与诗人的生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物中有人，融入自己的感情，这是他能以小见大的秘密。因此，诗的大小并不以题材论。并非写国家、写社会、写世界就大，也并非写个人、写身体、写日常生活就小。诗的大小关键还在思想境界。

（摘编自师力斌《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歌对新诗的启示》）

材料二：

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变”是新诗的根本。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新，就在于它对旧诗的瓦解，新诗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变化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新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永远存在的。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重新尊重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拯衰起弊的前提。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以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常常是和对家国兴衰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在现代社会，尽管现实多变，艺术多姿，但这个“常”是难以违反的。诗之为诗，在审美标准上也有一些必须尊重的“常”。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徐志摩在他的《翡冷翠的一夜》加强了形式感和音乐性，闻一多认为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形式感和音乐感，这是评判优秀的新诗作品的基本标准。

新诗，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摘编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材料三：

“风骨”在刘勰的阐释中，主要指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在历史的变迁中，“风骨”不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低俗、粗俗之作，这样的诗作缺乏“风骨”。因此，新诗急需重新建构“风骨”。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应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应有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情怀。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写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忧国忧民的诗作，这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然而当下许多诗人沉溺于写“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其次，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虽然不少诗歌在内容上所呈现的是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成为日常生活的流水账记录，但是，艾青《我爱这土地》一诗中浓厚的家国情怀，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正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新时代的新诗需要延续中国风骨的血脉，创作出充满正气、具有崇高感的佳作。

此外，新诗在语言文辞方面亦需要有“风骨”。刘勰认为：“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这句话清楚地阐释了“风骨”与“辞采”之间的密切关联。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作不讲究文辞，直白浅近，“风骨”荡然无存。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新诗语言在不断的锤炼和打磨中形成。

（摘编自罗小风《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语文课上。老师组织同学们探讨“新诗的‘变’与‘常’”。小明在发言时整理了以下笔记：新诗的“新”在于其“变”，即对旧诗形式的瓦解与创新；然而，诗之为诗，又有其必须坚守的“常”。所谓“常”，在诗歌精神上体现为①_____；在审美表达上，需讲究②_____。题材选择上，诗可大可小，但判断其价值的关键并非题材本身，而是③_____，唯有如此，诗作方能既避免空疏宏大，又克服狭小琐碎。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当初，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似乎彼此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联系，也没有什么大家公认的义务，因此，他们既不能被看作是好人，也不能被看作是恶人；他们既无邪恶之心，也无为善的美德，只有从生理意义上来理解这两个词，我们才可以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害的品质称为邪恶，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益的品质称为美德，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应当把最不反抗天性的冲动的人称为最有美德的人。不过，只要我们不抛开这几个词的通常的意思，我们就最好是不要匆忙下结论，并捐弃我们的偏见，用天平来衡量一下：在文明人中是不是美德多于邪恶？他们的美德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不是比他们的邪恶给他们带来的害处多？在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应当互相为善以后，他们的知识的进步是否足够弥补他们互相造成的伤害？最后，从总的方面来衡量，让我们评判一下：是处在既不担心别人对自己作恶，也不希望别人对自己为善的境地更幸福，还是处于全面依附的地位，全盘接受那些对他们不负有任何义务的人的指挥更幸福？

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且不说母兽对幼兽的温情和在危险时刻不惜牺牲性命保护它们，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一个动物在它的同类的尸体旁边走过时，总是感到不安的；有些动物甚至还以某种方式掩埋它们死去的同类。走进屠宰场的动物发出的哀鸣，表明它们对所看到的恐怖情景是感同身受的。

（节选自《怜悯是人的天性》）

材料二：

关于人有善性，孟子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首先是继承了“天命之谓性”的传统，将善性溯源于形上、超越的层面，认为是天的赋予。其次又强调人有善性亦有着事实的根据，可以在经验世界中得到显现与证明，如“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上》）。对于这段文字，以往学者往往看作是孟子对性善的证明，实乃大误。人性善是对人性的全称判断，是说人性的全部内容及表现都是善，这显然是不能靠有限的举例来证明的，若举雷锋助人之例来证明性善，同样也可以举小偷行窃之例来证明性恶，这样的举例是无限的。其实，孟子以上所论只是要证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人皆有善性，而人皆有善性与人性是善的虽有联系，但所指显然有所不同。人皆有善性当然也不可以通过有限的举例来证明，但由于它近乎一种事实，实际上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孟子举出此示例，意在使每个人都可以设身处地，置身其中，反省到自己也必生“怵惕恻隐之心”，并援之以手，更进一步反省到自己以往的生活中亦有过众多类似的经历，从而洞见到内在善性的存在。这样就证明，人确有善性存在。

既然人有善性，孟子需要进一步说明，人为什么要把善性看作是真正的人性。对此，孟子又从“人禽之辨”“性命之分”“大体小体之别”三个方面做了论证。关于人禽之辨，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既然生活中谁都不愿被骂为畜生，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人还有不同于、高于禽兽的特性，这些特性才能真正显现出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故谈论人性只能以人高于、不同于禽兽的特性为人性，而不能以同于禽兽的特性（可称为兽性）为人性。那么，以善为人性对我们的实际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孟子又从“天爵”与“人爵”、人格平等、人生之乐等方面做了进一步说明。人生在世，其价值、意义何在？除了财富、权势、地位这些世俗的价值外，还有没有一种更为根本、更能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存在？孟子通过“天爵”“人爵”对此做了回答。“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人爵指“公卿大夫”，即现实中的权势、地位；天爵指“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即内在的善性和对此善性的自觉、喜好。天爵的“天”有二义，一是指尊贵；二是指“此天之所与我也”。故天爵具有超越的来源，高于现实的人爵。古代的人将天爵置于人爵之上，“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体现了天爵、人爵的价值秩序；而今天的人修其天爵，是为了获取人爵，获取了人爵，便抛弃天爵，完全违背了天爵、人爵的价值秩序。所以在孟子看来，人的价值、意义不在于权势、地位，而在于善性、德性。人爵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而天爵则是人人都具有的，是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赋予，这就保证了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与尊严，都有实现其价值与尊严的可能，确立起人生的信念与方向。

（节选自袁行霈主编《孟子·导读》）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远古时期，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氏族、部落。战国时人记得“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汉朝时人则说黄帝、尧帝时天下就有“万国”。文献所载古人对于远古时代的记忆，与考古学家的推断是契合的。苏秉琦考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六大区系丰富的资料，指出文化遗址的分布呈现着“满天星斗”的状态。费孝通指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点。”

我们考索的眼光不妨再放远一些。从“满天星斗”的天下万国到秦汉时代天下一统的大帝国的形成，这中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正是在这个时段里，大大小小的数以万计的氏族、部落正历经着融汇的历史进程，从“万家”到“一家”，这是上古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诸多氏族、部落融汇为中华民族的壮阔的历史进程。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天下一家”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大致有两个思路：一是将天下作为皇帝一家（或一人）的私产；二是将其理解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后世称颂皇帝的臣工常从前一思路说话，而未昏庸的皇帝本人则多取后一思路。历来的有识之士强调“天下一家”是谓天下一统，唐儒杜佑说：“秦汉以降，天下一家，即岭南献能言鸟及驯象，西域献汗血马，皆载之史传以为奇物，复广异闻，声教远覃。”宋儒欧阳修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欧阳修和杜佑的说法一致认为“天下一家”，指的是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惟有在此局面下，物品得以交流、士人可以平等参加科举考试。

天下诸邦国、部落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亦即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是天下一家局面出现的前提；反过来说，天下一家局面的出现，也正是天下邦国、部落“国家认同”的结果。中华民族从起源到形成历经了诸氏族、部落之间漫长时段的相互融汇。在融汇的过程中，氏族、部落间的相互包容、理解、学习的进路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大势，此一历史发展大势，可以用“认同”进行概括。诸氏族、部落间的“认同”，以及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还有其他的“认同”，如对于观念的认同、先祖的认同、心理的认同、风俗的认同等也很重要，但却不是必要的。而国家认同，则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摘编自晁福林《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

材料二：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三：

从白衣战士冲锋在前的身影里，人们看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英勇无畏；从无数普通人坚守岗位的执着中，人们看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从八方驰援的物资洪流中，人们看到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血脉深情；从方舱医院里“读书哥”的淡定中，人们看到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乐观豁达……

抗疫时期的一幕幕感人场景，积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色，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不向困难低头，不为挫折气馁，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越是艰险越向前。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艰难困苦，相濡以沫。全国人民心手相牵，亿万颗心同频共振，中国力量如钢似铁、坚不可摧。

——顾全大局、甘于奉献。自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人人担当负责，个个尽心尽力，舍小家顾大家，汇小我成大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胸怀仁爱之心，践行互助之义，济人之困，解人之忧，抱团取暖踏坎坷，守望相助渡难关。

——命运与共、天下一家。为世界安危担当，为人类健康尽责，为团结合作聚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携手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精神，在抗疫中淬炼，在磨砺中升华。这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钟华论《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自然界事物纷纭错杂，人能不为之迷惑，赖有两种发现，一是条理，一是分寸。条理是联系线索，分寸是本末轻重。有了条理，事物才能分别类居，不相杂乱；有了分寸，事物才能尊卑定位，各适其宜。条理在大体上是纯理活动的产品，是偏于客观的；分寸的鉴别则有赖于实用智慧，常为情感意志所左右，带有主观的成分。别条理，审分寸，是人类心灵的两种最大的功能。一般自然科学在大体上都是别条理的事，一般含有规范性的学术如文艺、伦理、政治之类都是审分寸的事。这两种活动有时相依为用，但是别条理易，审分寸难。一个稍有逻辑修养的人大半能别条理，审分寸则有待于一般修养。它不仅是分析，而且是衡量；不仅是知解，而且是抉择。“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件事本很琐细，但足见孔子心中所存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

所谓审分寸，就是辨别紧要的与琐屑的，也就是有正确的价值意识。事物自身本无价值可言，其有价值，是对于人生有效用，效用有大小，价值就有高低。这所谓“效用”自然是极广义的，包含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实益，不单指狭义功利主义所推崇的安富尊荣之类。作为这样的解释，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如果根本没有价值而我们去追求，只追求较低的价值，我们就打错了算盘，没有尽量地享受人生最大的好处。

价值通常分为真善美三种。先说真，它是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思考在大体上虽偏于别条理，却也须审分寸。它分析事物的属性，必须辨别主要的与次要的；推求事物的成因，必须辨别自然的与偶然的；归纳事例为原则，必须辨别貌似有关的与实际有关的。苹果落地是常事，只有牛顿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现引力定律，就一般学术研究方法说，提纲挈领是一套紧要的功夫，囫囵吞枣必定是食而不化。提纲挈领需要很锐敏的价值意识。

次说美，它是艺术的对象。艺术活动通常分欣赏与创造。欣赏全是价值意识的鉴别，艺术趣味的高低全靠价值意识的强弱。趣味低，不是好坏无鉴别，就是欢喜坏的而不了解好的。趣味高，只有真正好的作品才够味，低劣作品可以使人作呕。艺术方面的爱憎有时更甚于道德方面的爱憎，行为的失检可以原谅，趣味的低劣则无可容恕。至于艺术创造更步步需要谨严的价值意识。

再次说善，它是道德行为的对象。人性本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世间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可知为恶易而为善难。但是世间终有人为履行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一切者，即深切地感受到善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醇儒，向少做这样侠士气的口吻，而竟说得如此斩截者，即本于道重于生命一个价值意识。古今许多忠臣烈士宁杀身以成仁，也是有见于此。

（摘编自朱光潜《谈价值意识》）

材料二：

作为一种探索性和思考性的新闻形式，深度报道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审美实践。在报道实践中，深度报道不仅要满足信息传递与客观呈现的基本信息价值，也需要遵守一定的新闻美学准则。“真善美”作为新闻美学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新闻作品中是有机统一的。

在新闻中，“真”是美的前提。作为美的灵魂之真，追求真实既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满足受众对真相的渴求，也是新闻实现审美传播的必要条件。新闻的真实性是其收获信任、吸引读者的根本条件。深度报道承担着揭示社会真实面貌、挖掘事实本质的使命。尽管新闻写作手法和观念逐渐走向多元和开放，但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始终不变。

深度报道内容应当保持“整体真实”，要用客观的态度陈述事实。把新闻素材的必要元素尽可能全面地呈现给受众，不以自身的取向为标准。叙述事件时也需遵循逻辑性和合理性，避免为追求美学效果而滥用抒情手法，影响报道的准确性。编辑部发稿时对报道中涉及的事项描述不应报道未经核实的客观事实，回避主观推测。尽量避免因个人视角的局限性而产生主观臆断或“合理想象”现象，以确保报道内容更具客观性、中立性和完整性。

一篇报道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关键在于“善”。它是新闻美的综合体现，是借助独特的表达形式，向社会传递有益的信息、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新闻的善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作为向社会公众传播各种价值宣传的重要手段的深度报道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展示美好的事物并积极传播。

优秀的深度报道往往能够在传递“善”的价值观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提供思考方向。无论是通过传播积极的价值观，还是揭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深度报道均能有效引导公众对社会、公正、道德等议题形成理性认知与独立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优化。如此，深度报道才能在传递事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价值引导，使新闻报道真正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推动力。

一篇新闻是否“美”，“真”是基础，“善”是关键。“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体，是新闻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美学价值的新闻就会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只有坚持真实性原则和善意的原则，新闻报道才能真正展现出其美学价值。深度报道应发现新闻事件的美学价值，新闻工作者要以积极的审美态度去观察社会，捕捉那些富有美感和价值的新闻素材，并以符合美学标准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呈现内容时要灵活运用写作手法，增强报道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使信息表达更加清晰流畅、层次分明。

（摘编自郭桂萍《“真善美”：深度报道中的新闻美学实践》）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单就作为修辞术的说理本身来看，它有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所说的“逻辑”“信誉”和“情绪”。

说理中的逻辑也就是理性。亚里士多德称逻辑是“存在于证明本身之中的东西”。逻辑是说理中最重要的说服手段，有逻辑的说理就说得通，而没有逻辑或是逻辑混乱的说理则说不通。人天生有逻辑辨别能力，但并不充分；这就像人天生有语言能力，但不完善一样。一个人哪怕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别人也可以与他说理，他也不会完全弄不明白“说得通”与“说不通”的区别。但是，只有通过学习，他才能获得比较好的说理能力。

说理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学习获得的能力。一个人说理的时候，一定是在对他人说理，他说理，是想要说服他人。说理并不总是相互争执、相互对立的辩论或争辩，说理并不需要老是与他人针锋相对，也并不需要以自己压倒对方为目的。说理常常是与他人“一起”讨论，“共同”辨明事理，虽有不同看法，但能相互了解，这样才有可能与他人形成共识或者做进一步讨论。

说理的第二个起作用的部分是“信誉”，亚里士多德称其为“存在于说话者品格中的东西”。在说理中，信誉与伦理相关，有好品质的人才会有信誉，才会让别人觉得可靠。这样的人说话，才会对别人有说服力。一个人是否可靠或可以信赖，当然是一种印象，但却是一种合理的印象。一个人因为一贯诚实、言而有信而被别人看成是可靠之人，反之则是一个无信之人。这不能保证可靠之人一定不会说谎，或无信之人就一定不可能说真话。但人们一般不这么看，一旦他们形成了可靠或不可靠、可信或不可信的印象后，便很难轻易改变。可靠性或可信度在说理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个人或其他说话者都是一样。

人们觉得谁可靠或可信往往是出于习惯的力量，与说话人的职业、知识、地位等因素有关。如果你信任一位医生，那么他嘱咐你做什么，即使你不完全明白为什么，也还是会照着他的话去做。相反，如果你不相信一个人，就算他把道理说得再明白透彻，再坚持表明他对你的善意，你也未必会被说服。因此，在一个信任普遍匮乏的社会环境里，当人们普遍觉得难以信任他们本该信任的那些有地位、身份或权威者时。说理也就成为一个社会性的普遍问题。

说理的第三个因素是“情绪”，这个字的意思是哀婉、同情、同感，感情。亚里士多德称“情绪”是“存在于听众那里的东西”。说理不只是晓之以理，而且还需要动之以情。所谓情，当然不只是哀婉，还可以是怜悯、快乐、崇敬、热爱、恐惧、愤怒、仇恨等等。人们常常凭感情接受说服，并不需要先弄清道理，也不在乎说话者可靠或不可靠。

逻辑说理是理性论证的主要力量，但是单单依靠这种力量往往并不能起到预想的说服效果。有的哲学家甚至认为，单纯逻辑的说理是枯燥无味的，很难引起人们愿意被说服的意愿，逻辑对于没有兴趣被说服的人是无能为力的。哲学家罗蒂就曾因此提出“背弃理论，转向叙述”的说理主张。所谓叙述，就是要让听众运用他们的想象，这是一种诉诸情绪的说理方式，它甚至显得不是在说理，而是在说故事。说故事引导对方想象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你我他都能认同或感同身受的境遇，由此形成的共识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推理出来的。

（摘自徐责《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有删改）

材料二：

“修辞立其诚”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有删改）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哲学与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追求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书的《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心术上》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

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当代中国正在书写人类历史上最壮阔的史诗：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科技创新的澎湃动能、社会治理的生动图景、市井烟火的真实情感……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最丰富的文学矿藏。   

__________________。广大作家只有走出书斋，将创作的根系深深扎进生活的沃土，从人民实践的壮阔图景中汲取不竭养分，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才能培育具有鲜明时代印记和独特品格的文学新质。只有以心灵体察生活，传递人民心声，将自己的文学经验、文学创新，建立在对社会生活与人类智慧的深情凝望、深刻认知之上，文学才能获得打动人心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文学创作是艰辛的创造，不仅需要精湛的艺术技艺，也需要专心致志、朝乾夕惕、久久为功。如果只想走捷径、求速成、逐虚名，复制别人的经验、沉迷别人的感发，最终写出的作品难以走近人民，只能成为过眼云烟。新时代文学正处于从“高原”迈向“高峰”的蓬勃发展期，这为正值创作黄金时期的青年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青年作家应当锤炼高尚的精神品格，追求德艺双馨的精神境界，既要心怀对文学的敬畏与赤诚，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更要以坚守正道、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投入创作。唯有如此，才能以超越平庸的创新精神开拓前行，创作出既能在当下引发共鸣，更能在历史长河中永葆魅力的优秀作品，走出一条长久而宽阔的艺术大道。

“修辞立其诚”，这不仅是创作的方法论，更是文学的原动力，是感动读者的最本真、最强大的力量。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备受瞩目、备受尊崇，一切不良风气和失范行为，都会影响到文学的健康发展。青年作家创作刚起步，尤其要处理好创作与名声的关系，正确看待名利，明确创作边界，厘清借鉴、模仿、化用、抄袭、洗稿、融梗的界限，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遵守法律法规，遵循文学伦理；要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在创新精进中形成鲜明艺术风格，勇攀文学高峰；要弘扬行风艺德，树立良好形象，形成良好风气，共同维护天朗气清的文学创作环境。

（摘编自《文学创作要“修辞立其诚”》）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是二千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用“真”字的是道家。《庄子》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以真伪对举，始于庄子。）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

（摘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从前论人的诚伪，大概就品性而言。诚实，诚笃，至诚，都是君子之德；不诚便是诈伪的小人。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养；品性的表现出于自然，是整个儿的为人。说一个人是诚实的君子或诈伪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迹总算账。君子大概总是君子，小人大概总是小人。虽然说气质可以变化，盖了棺才能论定人，那只是些特例。不过一个社会里，这种定型的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沉，是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诈伪的时候。这也是出于自然。还有一层，这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的加减他们的诚意，去适应那局势。这就是态度。态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态度出于必要，出于处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的。这是“世故人情”的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原谅，有时甚至可以容许。态度的变化多，在现代多变的社会里也许更会使人感兴趣些。我们嘴里常说的，笔下常写的“诚恳”“诚意”和“虚伪”等词，大概都是就态度说的。

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各有分际，言行最难得恰如其分。诚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际不同，无妨斟酌加减点儿。种种礼数或过场就是从这里来的。有人说礼是生活的艺术，礼的本意应该如此。日常生活里所谓客气，也是一种礼数或过场。有些人觉得客气太拘形迹，不见真心，不是诚恳的态度。这些人主张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见生人就如此这般，就有点野了。即使熟人，毫无节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妇算是熟透了的，有时还得“相敬如宾”，别人可想而知。总之，在不同的局势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诚意，客气也可以表示诚意，不过诚意的程度不一样罢了。客气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

看人，请客，送礼，也都是些过场。有人说这些只是虚伪的俗套，无聊的玩意儿。但是这些其实也是表示诚意的。总得心里有这个人，才会去看他，请他，送他礼，这就有诚意了。至于看望的次数，时间的长短，请作主客或陪客，送礼的情形，只是诚意多少的分别，不是有无的分别。看人又有回看，请客有回请，送礼有回礼，也只是回答诚意。古语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无论古今，人情总是一样的。有一个人送年礼，转来转去，自己送出去的礼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里。他觉得虚伪无聊，当作笑谈。笑谈确乎是的，但是诚意还是有的。又一个人路上遇见一个本不大熟的朋友向他说，“我要来看你。”这个人告诉别人说，“他用不着来看我，我也知道他不会来看我，你瞧这句话才没意思哪！”那个朋友的诚意似乎是太多了。凌叔华女士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外国规矩》，说一位青年留学生陪着一位旧家小姐上公园，尽招呼她这样那样的。她以为让他爱上了，哪里知道他行的只是“外国规矩”！这喜剧由于那位旧家小姐不明白新礼数，新过场，多估量了那位留学生的诚意。可见诚意确是有分量的。

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份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戏。”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客气等等一定有人觉得是做戏，可是只要为了大家好，这种戏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诚恳，诚意也未必不是戏。现在人常说，“我很诚恳的告诉你”，“我是很有诚意的”，自己标榜自己的诚恳，诚意，大有卖瓜的说瓜甜的神气，诚实的君子大概不会如此。不过一般人也已习惯自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增加诚意的分量，强调自己的态度，跟买卖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儿。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着局势斟酌加减他们的诚意，变化他们的态度；这就不免沾上了些戏味。西方还有句话，“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诚实”也只是态度；这似乎也是一句戏词儿。

（摘编自朱自清《论诚意》）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写文章就是说话，也就是想心思。思想、语言、文字，三样其实是一样的。若说写文章不妨马虎，那就等于说想心思不妨马虎。想心思怎么马虎得？养成了习惯，随时随地都马虎地想，非但自己吃亏，甚至影响到社会，把种种事情弄糟。向来看重“修辞立其诚”，目的不在乎写成什么好文章，却在乎绝不马虎地想。想得认真，是一层。运用相当的语言文字，把那想得认真的心思表达出来，又是一层。两层功夫合起来，就叫做“修辞立其诚”。

修改文章不是什么雕虫小技，其实就是修改思想，要它想得更正确，更完美。想对了，写对了，才可以一字不易。光是个一字不易，那不值得夸耀。翻开手头一本杂志，看见这样的话：“上海的住旅馆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廉价的房间更难找到，高贵的比较容易，我们不敢问津的。”什么叫作“上海的住旅馆”？就字面看，表明住旅馆的原来是人。从此可见这个话不是想错就是写错。如果这样想：“在上海，住旅馆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那就写对了。不要说加上个“在”字去掉个“的”字没有多大关系，只凭一个字的增减，就把错的改成对的了。推广开来，几句几行甚至整篇的修改也无非要把错的改成对的，或者把差一些的改得更正确，更完美。

（摘自叶圣陶《谈文章的修改》）

材料二：

我们说“修辞”，好像只是文字上的修饰，其实不是。《易经·乾卦·文言》说“修辞立其诚”。什么叫做修辞？不是指那种花花草草的涂抹装饰，而是你要找到一句最合适的话传达你自己。不管写人写物写情，你要把那句最能够传达你感情的话、最恰当的字找到。所以杜甫虽然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修辞立其诚”。他惊人的语句，跟他内心的感情能够相配合。而后世的人，他们只注重外表的用字，而不能够很好地配合感情，因为他们没有杜甫那么丰厚的感情，他们都是用脑，不是用心。我不是说这些人绝对不好。而韩愈这个人呢，是很有才的，他有丰富的语汇，运用语法的能力也强。我们把白居易也说一下。白居易有一封给朋友的信——《与元九书》。元九就是元稹元微之，当时元白两人并称，他们所提倡的，白居易这封信里就写了，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说你写文章，要为这个时代而作，要看这个时代的需要，你的歌诗要反映社会上的一些真实事件。这也是受了杜甫的影响。杜甫是个写实的、对社会关怀的诗人，他的诗是流自肺腑。韩愈、白居易这些人，是用脑用才来写诗，而杜甫是用感情来写诗。元微之跟白居易写了一大堆反映现实的作品，叫作新乐府。他们是找题目来写的。而杜甫不是，杜甫写诗是因为他的经历，他眼中所见，这完全是不同的。

（摘自叶嘉莹《诗圣遗泽广远绵长——中唐以后几大诗歌派别的演变均受杜甫影响》）

材料三：

所谓“修辞立其诚”，诚者，实也，真也，“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文章由这句话展开论述，提出发言著论写文章都应坚持“立其诚”的原则，告诫人们要“说真话、讲实话”，做真人。时至今日，对于文章发表后近二十年的今天，张岱年先生的观点仍然显得熠熠生辉。

一方面，“立其诚”应从“修辞”始。正如作者所言，发言著论都须注重诚伪问题，讲究真实性，坚持名与实，即言辞与客观实际即相一致的属性，我们也应注意自己的言论是否符合事实。这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是作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要求，更是当代自媒体高度发达，网络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实际的客观需求。现实社会，科技发展迅猛，社媒、自媒体平台层出不穷，“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当主角”。然而，有人却为了博眼球、获关注、赚流量而在网络上发布或夸大其词，或随意臆造不实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一些商家动辄“跳楼”“甩卖”，实则暗藏猫腻；一些无良博主终日把“跪求”“哭晕”当作口头禅；一些“标题党”文章，或言过其实，或子虚乌有，不仅误导读者与消费者，更易造成故弄玄虚的不良社会风气，实不可取。“假作真时真亦假”，当一个社会被各种假言谬论充斥，形成社会风气时，其真实表述也不会为人们所相信了。

我们做人做事，立身处世也应该坚持“立其诚”原则，向“真”靠拢。正如作者所提醒，人们应当注重言行、心口的一致性。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久而久之遭人识破，被身边的人疏远。一个人如果不讲真诚、信实，则将失去立身之基，寸步难行。现实社会中，有明星学术造假，堂堂“博士”不识知网，而引起全网公愤；有艺考生借助父母职权，将“往届生”改为“应届生”，被人发现，取消资格。弄虚作假必将遭到社会公众的抵制与唾弃，唯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学做真人方是正道。

（摘自黄俊尧《新时代应继续发扬“修辞立其诚”精神》有删改）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假如这里有一个胡桃，对它的认识可以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旁观，一种是实际行动。如果只看到胡桃是黄褐色的硬圆球，而不对其现状做任何改变，这就是旁观态度，你的认识也就仅限于此。即使有人说胡桃肉味美，我们也会将信将疑。而如果你敲开它、品尝它、栽种它，或者观察别人栽种它，一面改变它的现状，一面来认识它，这就是采取实际行动的态度，那你就能把它隐藏着的内容剖露出来，进而发现一定的规律，得到正确的认识。

人的实际行动，在哲学上称为“实践”，它对我们的认识具有决定作用。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都必须以我们的实际行动为基础。实际行动使我们不断获得新的感性认识，并且能证明理性认识的正确性。实际行动，就是打破胡桃壳的行动，是改变事物的行动；它是要打破现状，而不是保守现状。

实际行动有两种：一种是改变自然的行动，如农人种地、工人工作；另一种是改变社会的行动，如推翻封建皇帝的统治，建立民主的新社会。在改变社会的行动中，不同的立场会带来不同的认识。抗战初期，有些人产生了“唯武器论”和“亡国论”的思想，因为他们眼中只有敌人的强大武装，对于广大人民在民族战争中的伟大力量缺乏感性认识，因此得出了“抗战必亡”的所谓的理性认识。而由于无产阶级亲身体验到群众的组织和团结力量，因此共产党相信，只要中国广大人民在统一战线之下组织和团结起来，就能最终战胜日寇。

从实际行动中获得的认识，对于一个深思者来说，必定会由感性上升为理性；而理性认识是否正确，又必将在实际行动中得到检验。在改变社会的行动中，只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理性认识，而且这样的认识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正确的理性认识使我们了解事物的规律，从而拥有先见之明，能够指导我们的行动，进一步获得理性认识。我们知道了胡桃有肉的规律，就去打破胡桃；我们明白了石头没有肉的规律，就不去打石头。这些行动都不会枉费精力，也不会出错。共产党针对日寇的疯狂侵略，提出了“持久战”的理性认识，其正确性在实际行动中得到了反复检验，它就成了指导抗战的纲领。

有了正确的理性认识，就有了正确的革命理论。正确的革命理论，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把群众中创造出来的好经验加以概括和集中，再推广开去，使之普遍化。这是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也是领导革命工作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革命的规律。

懂得了革命理论形成的方法，学习革命理论就不能简单地死记硬背，只做理论的留声机和传声筒。学习革命理论，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听人说胡桃肉味美”，如果不加验证就深信不疑，就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学习理论是为了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革命理论往往是理性认识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体，我们学习外国革命家的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学到普遍的革命规律，但它只是所在国群众的实际革命经验的总结，反映了外国革命运动的规律，解决了外国的革命问题，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革命的特殊问题。如果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能够活用书本上的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适合中国革命的特殊理论。

（摘编自艾思奇《由胡桃说起》）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认识来源于实践。毛泽东指出，必须调查研究才能获得真知，而调查就是去解决问题。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是调查研究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也就是说，调查研究不应当是事先抱定一种看法然后下去专门为自己找佐证。在调查研究中，不要怕听到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自己已经作出的判断和结论。一定要进行客观、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这句话说明，调查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但毛泽东用的“十月”与“一朝”，还包含了另一层意思：既有时间长短的区别，更有事情难易的不同。毛泽东说过，调查研究做起来并不容易，认识客观世界也非易事。“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要想解决问题，必须进行从历史到现状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既要分析又要综合，由表及里，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的。

（摘编自冯蕙《〈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1846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材料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并不排斥逻辑的证明。判断认识的正确与否，逻辑的证明是重要的手段。某项工程设计，某一方针、政策、计划，在其实施之前，即在受到实践检验之前，对它的正确与否，应该而且可能作出一定的判断。人们可以拿已有的某些知识为前提，进行推理，来判断这个设计、这个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这里是否出现了两个检验标准呢？不是的。逻辑的证明并不是由人们的主观任意作出，它归根到底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逻辑推理中的前提必须是在以往的实践中被证明为正确的知识。逻辑推理中又必须使用正确的逻辑规则，这些规则也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且被人类社会实践所亿万次重复检验过了的。而且有许多事情，逻辑证明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这是因为已有的知识有限，而在事情的发展中还可能出现不能预计到的情况的缘故。对于这些事情，在经过逻辑证明以后，还必须再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判定它的真理性。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对这一标准不应该作形而上学的理解。认识是否正确，应该用而且只能用实践来检验，实践所证实的一切都是客观真理，一切谬见归根到底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因此，实践的标准是绝对的。但是实践的标准同时又是相对的，因为实践是历史的，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的实践都有局限性。一定历史阶段的实践不能完全证实或者驳倒一切的认识。某个历史阶段的实践所证实的某种认识的正确性，也是有限度的，超出这个限度就未必是正确的。但是，今天的实践所不能证明的，终将在今后的实践中得到证明。

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关于实践标准的意义，列宁写道：“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摘编自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注】①经院哲学是运用理性形式，通过抽象的、繁琐的辩证方法论证基督教信仰，为宗教神学服务的思辨哲学。因为教师和学者被称为经院学者，故取名经院哲学。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秋佳节，除了品尝月饼，赏月也是不可或缺的传统活动。这一夜的明月，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情感的寄托，更在古人的诗词中，被悄然融入了对宇宙万物的科学思考。

最早指出古典诗词中蕴含科学思维的，是近代学者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中评析辛弃疾的《木兰花慢·中秋饮酒达旦》时写道：“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王国维认为，辛弃疾凭借超凡的想象力，已触及月球绕地球运行的科学事实。地球分为东西两半球，当这边的人们看到月亮西沉，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则看到月亮初升。辛词中“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正是对地球背面景象的诗意推想。

古人常将月亮与大海相连，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等名句。然而辛弃疾却否定了月亮从海底升起的说法，指出“谓经海底问无由”，并以“天外空汗漫”形容月亮悬浮于地球之外的太空。不过，他仍困惑于“飞镜无根谁系”，即月亮为何能悬于空中而不坠。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地球引力作用使月球维持在绕地轨道上，不离不弃。辛弃疾的疑问，也反映出古人认知的时代局限。

宇宙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时间，天上人间确实存在时间差异。例如，天文学研究显示，月球上的一昼夜约等于地球上的一个月。这种时空差异的意识，也常见于古诗文中。清代杨芳灿写道：“今夕何年，皓月当头，停杯问之。”易顺鼎亦有句：“天上今夕是何年，人间今夕是何夕。”可见“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的时间观，或许已成为古人的共识。这一观念在古代小说中表现得更为生动，如《幽明录》所载“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西游记》中亦有“天上一日，下界一年”之说。

苏轼在《水调歌头》中写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高处不胜寒”既符合生活常识，也暗合科学规律。研究表明，海拔每升高一千米，气温约下降6摄氏度，正如诗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所描绘的景象。古人据此推测月亮上的低温，可谓巧合中的洞见。事实上，月球夜晚温度可降至零下170℃左右，且因缺乏大气，昼夜温差可达300℃。

中秋诗词中，也有不少关于月亮与潮汐关系的思考。古人对潮汐成因认识有限，多掺杂想象与神话，如“或言如橐籥翕张，或言如人气呼吸，或言海鳅出处，皆无经据”。南宋史达祖在《满江红·中秋夜潮》中则明确提出：“万水归阴，故潮信、盈虚因月。偏只到、凉秋半破，斗成双绝。”他认为百川归海，潮汐涨落与月相变化密切相关，中秋的明月与潮水相映成辉，堪称“双绝”。俞安道在《海潮图序》中进一步指出：“望已前为夜潮，望已后为昼潮”，即八月十五前多夜潮，之后则多昼潮。至于潮水之壮阔，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观潮》描绘得极为生动：“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现代科学证实，月球引力是形成潮汐的主要原因。从空间上看，地球不同位置所受月球引力不同，正对和背对月球的区域因引力和离心力的共同作用，形成涨潮；从时间上看，朔、望时日、地、月三者成一直线，引力叠加，潮差最大；而上、下弦月时三者呈三角分布，引力部分抵消，潮差最小。

中华文明之外，世界其他文明对中秋与月亮的理解各不相同。清代黄遵宪在《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中写道：“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泰西纪历二千年，祇作寻常数圆缺。”世人虽共享同一轮明月，但因文化差异，中秋节在西方人眼中不过是一个寻常日子。诗句虽短，却体现出跨文化的视野与对文明差异的清醒认知，这本身也是一种科学态度的体现。

科学，通常指通过系统观察、实验与推理，探索自然、社会与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与方法，具有实证性与可检验性。中国古代的中秋咏月诗词，固然富含文学之美，但细细品味，其中亦闪烁着朴素的科学之光，展现出古人对宇宙万物的好奇、想象与思辨。

（节选自朱美禄《赏月诗词的科学性》，有删改）

材料二：

社会科学主要是一类寻找含义的解释性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很难做到完全客观。

社会科学研究涉及三个关键要素：第一，本体论，是指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意义。本体论是对研究对象概念化的精确描述，意在了解和描述事物的本质。第二，认识论，有关我们如何认识和了解研究对象，比如观念主义、唯物主义、价值观无涉或科学中立等。第三，方法论，是指用来获取知识的方法与技术，也即采用什么途径可以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这三个方面涉及研究客体的本质、认识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以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三个部分。其中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或有不足之处，研究的科学性就会存在问题。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一种比较研究，从对已知的比较来了解无知。

（摘编自陈淳《文明探源的科学性思考》）

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