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哲学与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追求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书的《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心术上》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纷繁，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

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当代中国正在书写人类历史上最壮阔的史诗：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科技创新的澎湃动能、社会治理的生动图景、市井烟火的真实情感……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最丰富的文学矿藏。   

__________________。广大作家只有走出书斋，将创作的根系深深扎进生活的沃土，从人民实践的壮阔图景中汲取不竭养分，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才能培育具有鲜明时代印记和独特品格的文学新质。只有以心灵体察生活，传递人民心声，将自己的文学经验、文学创新，建立在对社会生活与人类智慧的深情凝望、深刻认知之上，文学才能获得打动人心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文学创作是艰辛的创造，不仅需要精湛的艺术技艺，也需要专心致志、朝乾夕惕、久久为功。如果只想走捷径、求速成、逐虚名，复制别人的经验、沉迷别人的感发，最终写出的作品难以走近人民，只能成为过眼云烟。新时代文学正处于从“高原”迈向“高峰”的蓬勃发展期，这为正值创作黄金时期的青年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青年作家应当锤炼高尚的精神品格，追求德艺双馨的精神境界，既要心怀对文学的敬畏与赤诚，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更要以坚守正道、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投入创作。唯有如此，才能以超越平庸的创新精神开拓前行，创作出既能在当下引发共鸣，更能在历史长河中永葆魅力的优秀作品，走出一条长久而宽阔的艺术大道。

“修辞立其诚”，这不仅是创作的方法论，更是文学的原动力，是感动读者的最本真、最强大的力量。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备受瞩目、备受尊崇，一切不良风气和失范行为，都会影响到文学的健康发展。青年作家创作刚起步，尤其要处理好创作与名声的关系，正确看待名利，明确创作边界，厘清借鉴、模仿、化用、抄袭、洗稿、融梗的界限，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遵守法律法规，遵循文学伦理；要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在创新精进中形成鲜明艺术风格，勇攀文学高峰；要弘扬行风艺德，树立良好形象，形成良好风气，共同维护天朗气清的文学创作环境。

（摘编自《文学创作要“修辞立其诚”》）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①英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曾经说过：“福楼拜设法将一切细节都变得重要又无关紧要。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受到他的注意，被他放在纸上。无关紧要的原因在于，它们被杂乱地堆砌在一处，在眼角之外，它们像生活一样扑面而来。小说家将可怕与日常一视同仁。一切细节都令人麻木，又都令窥视者心惊。”这段话表明细节的“矛盾性”，它似是高度抽象化的“焦点”，又似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明晰的细节和混沌的细节，同时存在于伟大的小说作品中。

②可以说，明晰性细节是小说的关键处，作者的意图在于准确与读者共振，传达主题，产生现实影响。鲁迅《药》在烈士坟头出现的花圈，福楼拜《情感教育》中阿尔努夫人送给莫罗的那缕白发，都使读者深入思考小说主题。混沌性细节，则由世界复杂性所致，水银泻地，散漫四溢，读者浸润其中而不觉。奥威尔《一次绞刑》中躲避水洼的死刑犯，《水浒》里张顺眼中油晃晃的厨刀，细节与主题无深刻关联，将读者带入“混沌”世界。真实世界里，有清晰的东西，也有“无法言说”的东西。好的细节，将真实性发挥到“栩栩如生”的地步，也让人触摸到现实“不可言说”的部分，理解人类生存的复杂性。

③当然，无论是明晰性细节还是混沌性细节，都不仅是技巧问题，而且是鲜活的生活体验经过提炼，在人物和主题逻辑范围内自然结晶的“宝石”。在恩格斯看来，现实主义有两条衡量标准，其一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二是“细节真实”。他将细节放置在典型论的平等地位，由此可见细节与现实主义艺术的关系。一切优秀小说形态，都包含现实性因素，也都离不开细节建构能力。

（摘自房伟《细节像璀璨的星，分布在文学世界的夜空》）

材料二：

①一般而言，小说中的细节描写越丰富越好，但这并不等于无原则地堆砌和罗列细节，这样会形成“细节肥大症”。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从其倡导的“总体性”出发，认为细节应该是情节之中的细节，应该是为了塑造人物、书写命运而存在，否则就是“细节肥大症”。

②所谓“肥大”不仅是细节的“量”的问题，还指细节所承担的功能及其艺术效果。就人物塑造而言，作家常常采取外貌、语言、动作等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但如果没有抓住人物性格的关键特征，再多的细节也无法掩饰人物形象的模糊和空洞。

③“细节肥大症”不仅是写作技巧问题，还是以何种姿态来面对人、书写人的写作伦理问题。很多推理小说的细节描写极其严密和精细，但很少能塑造出光彩动人的人物形象，根本原因还是没有把人物作为统率故事、细节的灵魂。

④按照卢卡奇的理论，小说中的细节应服务于情节，情节服务于故事，故事服务于主题，并以此实现对纷繁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如何平衡时间之流中细节的“停滞”与叙事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近年来的一些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一直在试图摆脱历史叙事、时间叙事的束缚。一些作家抛弃了线性结构模式的时间序列性和故事的完整性、因果律等基本特征，展露出一种追求空间化效果的努力和尝试。这从结构上对情节型、故事型书写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

⑤卡夫卡的《变形记》用大量细节精细地描述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的各种变化和感受。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有数十万字，描写的时间却只有一天，充溢其间的是“细节的洪流”，包括情绪、感受、想象、无意识碎片等。这些文本依靠“细节的洪流”成就了别样的小说艺术。

⑥所谓“细节的洪流”，是说“众多细节不再是悬念或者宏大叙事抛弃的多余之物，相反这是一种历史存在”。卡夫卡的《变形记》用大量细节精细地描述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的各种变化和感受，细节不为情节发展而设置，却有力地表现了主人公艰难的生存境遇和体验。如果没有这些“细节的洪流”，读者无法“原谅”一位不交代格里高尔“为何变”“如何变”的作者。

⑦小说艺术常常通过调节相同或相似细节的出现频次来实现不同的艺术效果。美国文学评论家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写道：“对一部小说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注意诸如此类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理解了这种“重复”与“频次”，也就拿到了打开小说艺术的钥匙。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奥雷里亚诺上校反复制作又销毁小金鱼的细节，似乎在象征着人类永不停息地劳作、永不停息地抗争，但这种抗争又是徒劳的。这里的多频次的细节描写实现了制造悬念、推进叙事、前后呼应的效果。

（摘自李晓禺《细节揭示出小说的秘密》）

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向了一回火，觉得身上寒冷，寻思：“却才老军所说，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便去包裹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将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得紧。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节选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材料二：

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等人认为光是无形无质无限快地传播的。17世纪初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进行了最早的测量光速的实验。由于当时没有精确计时器和望远镜等设备，并没有得到满意结果。17世纪中后期，法国天文学家罗默发现木星卫星掩星发生时间与地球与木星距离有关，推断这是因为光需要花费一定时间从木星卫星传播到地球上观察者眼中所致，并据此估算出了光速约为每秒21万公里。18世纪中期，法国物理学家傅科和福伊分利用旋转的齿轮和镜子来打断和反射一束光，并根据光在不同位置出现的时间差来计算光速，测得的结果约为每秒29.8万公里。19世纪末期，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逊利用透镜把光路延长，获得光速值为每秒299853±30公里。1973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14届国际计量大会上，将光在真空中行进1/299792458秒的距离定义为1米，把米与真空中光速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一米成为一个精确的常数，不再需要实验测量。

（根据北京科技中心资料整理）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文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努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摘编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在这里讲讲我这个主张：要有智慧，就必须懂得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

首先要说明什么叫智慧。我们常常说这个孩子聪明，那个青年机灵。但聪明和机灵是说对客观世界的事物反应比较快，比较敏捷，那是指对一般日常事物而言，比如学生学习中的课堂提问等。这种智能是有方法培养锻炼的，但这类方法出不了智慧。智慧是人脑更高层次的活动。聪明、机灵以及所谓智力、智能都是在低层次，比智慧低一个或几个层次。所以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智力教育、智力竞赛测试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还远不能用以敲开智慧的大门。

为什么这样讲？中国有句老话——“大智若愚”，真正有智慧的人，看上去好像还有点迟钝。这是因为他用智慧去考虑深邃的问题，对一般问题反而不感兴趣，不愿去花心思。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智慧并不仅仅是有知识，不是有了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有智慧了。这里还有一个运用知识的问题，中国从前就笑话那些“老学究”，因为他们有知识不会用，也不能达到智慧的高度。

目前，关于人的智慧的描述和议论还有很多，但说来说去，都没有能够真正从智慧的本质上去探讨培养智慧的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应该回答的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智慧是天生的吗？如果是天生的话，那小娃娃就能有智慧了，这在历史上还没有记载。智慧是神授的吗？我们也不信这种鬼话。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唯心主义，只能搞唯物主义，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观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客观世界，掌握了解客观规律。人又可以主观能动地影响和改造客观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第二步要回答的是用什么观点。我在这里建议用系统科学这个现代化的观点。智慧作为现象，不可能是孤立于一切事物之外的，它也一定是与其他事物有关联的。智慧要靠知识，特别是活的而不是死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智慧与知识的体系，即系统化了的、有合理结构的人类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问题推向什么是系统化了的、有合理结构的人类知识。我的答案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这里讲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有两个特征：一是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二是开放、不断生长发展。

以上所说的科学技术体系，包括了人类现在所认识到的客观世界规律的全部精华，它就是智慧的泉源，而这个科学技术体系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难道还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吗？因此结论是：要有智慧翫必须懂得并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

（摘编自钱学森《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节选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

材料二：

几乎所有的科学定律都体现出一种“不”的内在规定性。例如，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人们建造“永动机”是不可能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则说“热不能自发地从低温物体流入高温物体”（克劳修斯说法），或称“第二类永动机是不可能的”，即建造一种装置，使其将热量百分之百地转化为机械能而不产生任何其它影响，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普朗克说法）；热力学第三定律则指出“绝对零度不可达”。当然，还有许多重大理论也包含了这种“不”的严格限定。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告诉我们，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都不可能超过光速；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则表明在量子力学中不能同时准确地给出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等等。

一般说来，科学理论中的“是”往往是有条件地、相对地成立的，它们都是在做了多种假设，进行过多方面简化，有意忽略了数不胜数的次要影响因素之后，才从实验事实中抽象出来。因此它们也只有在严格的“理想条件”下才能成立，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状态”也许永远都不会存在。但是科学定律中的“不”却是无条件地、绝对地成立的！对某一领域的不断求“是”固然可以使我们逐渐深化对事物的认识，然而只有求得到“不”才算摸到了这个领域的终极边界，才能够从闳阔的视野把握住该事物的整体，也才可以说对这一领域达到了彻底的认识。

当牛顿力学建立起来以后，它几乎可以精确完美地解释一切力学问题，人们都认为这种力学理论应用范围无限广阔，物理学已经最后完成，人们的眼中对它看不到一丝一毫的“不”。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开始遇到了麻烦，正像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所指出的，虽然物理学是万里晴空，“可是现在，这种理论的优美性和明晰性被两朵乌云遮蔽得黯然失色了”。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力学的建立彻底扫清了物理学天空的乌云，同时也为经典物理寻求到了“不”，牛顿力学只适用于宏观低速运动。这不仅划定了经典力学的最后疆界，同时还开拓了更为广阔、更为壮观的物理学新天地。可见，求得一个领域的“不”并不是认识的终结，它正是一个全新领域求“是”的开始。

另有一种深蕴哲理的“求不”，那就是科学上的“证伪”原则。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哲学家波普尔曾经提出过“理论不能证实，只能证伪”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事实只能证明一个理论是假，却不能证明一个理论是真。”为什么会是这样？他的回答是，“证实是归纳问题，证伪则是演绎问题”“作为科学理论的普遍陈述虽不能为大量经验事实所肯定，但却能被个别经验事实所否定”。例如，为了验证“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结论，哪怕你走遍七大洲，考察了全世界上千万只乌鸦都是黑色的，也不足以证明这一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只要有人发现一只白乌鸦就可以彻底否定“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既定结论。可见，不管有多么丰富的经验事实都无法严格证明为“真”，相反，仅仅一个“证伪”就足以否定整个科学原理或科学定律。

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在制定社会发展计划时也应当有意识地增拓“求不”思维，自觉地寻找相关的边界限制。我们生活的环境不只对我们展示了精深的至理，还为我们规定了严格的戒律。“求是”与“求不”这一对称思维，会使我们既善于进取又胸怀戒规，这样才能行稳致远。

（选自唐克明《实事求“不”》，有删改）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远古时期，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氏族、部落。战国时人记得“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汉朝时人则说黄帝、尧帝时天下就有“万国”。文献所载古人对于远古时代的记忆，与考古学家的推断是契合的。苏秉琦考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六大区系丰富的资料，指出文化遗址的分布呈现着“满天星斗”的状态。费孝通指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点。”

我们考索的眼光不妨再放远一些。从“满天星斗”的天下万国到秦汉时代天下一统的大帝国的形成，这中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正是在这个时段里，大大小小的数以万计的氏族、部落正历经着融汇的历史进程，从“万家”到“一家”，这是上古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诸多氏族、部落融汇为中华民族的壮阔的历史进程。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天下一家”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大致有两个思路：一是将天下作为皇帝一家（或一人）的私产；二是将其理解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后世称颂皇帝的臣工常从前一思路说话，而未昏庸的皇帝本人则多取后一思路。历来的有识之士强调“天下一家”是谓天下一统，唐儒杜佑说：“秦汉以降，天下一家，即岭南献能言鸟及驯象，西域献汗血马，皆载之史传以为奇物，复广异闻，声教远覃。”宋儒欧阳修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欧阳修和杜佑的说法一致认为“天下一家”，指的是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惟有在此局面下，物品得以交流、士人可以平等参加科举考试。

天下诸邦国、部落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亦即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是天下一家局面出现的前提；反过来说，天下一家局面的出现，也正是天下邦国、部落“国家认同”的结果。中华民族从起源到形成历经了诸氏族、部落之间漫长时段的相互融汇。在融汇的过程中，氏族、部落间的相互包容、理解、学习的进路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大势，此一历史发展大势，可以用“认同”进行概括。诸氏族、部落间的“认同”，以及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还有其他的“认同”，如对于观念的认同、先祖的认同、心理的认同、风俗的认同等也很重要，但却不是必要的。而国家认同，则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摘编自晁福林《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

材料二：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三：

从白衣战士冲锋在前的身影里，人们看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英勇无畏；从无数普通人坚守岗位的执着中，人们看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从八方驰援的物资洪流中，人们看到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血脉深情；从方舱医院里“读书哥”的淡定中，人们看到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乐观豁达……

抗疫时期的一幕幕感人场景，积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色，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不向困难低头，不为挫折气馁，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越是艰险越向前。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艰难困苦，相濡以沫。全国人民心手相牵，亿万颗心同频共振，中国力量如钢似铁、坚不可摧。

——顾全大局、甘于奉献。自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人人担当负责，个个尽心尽力，舍小家顾大家，汇小我成大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胸怀仁爱之心，践行互助之义，济人之困，解人之忧，抱团取暖踏坎坷，守望相助渡难关。

——命运与共、天下一家。为世界安危担当，为人类健康尽责，为团结合作聚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携手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精神，在抗疫中淬炼，在磨砺中升华。这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力量之源。

（摘编自钟华论《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求实即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经世致用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的时期，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称赞。尤其是孔子因晋国史官董狐的“书法无隐”而称他是“古之良史”，以及《左传》作者记述了齐国太史、南史氏为书“崔杼弑其君”而不惜以死殉职，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境界就成为史家遵循的传统。

唐代刘知几撰《史通》，有《直书》《曲笔》两篇，指出了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对立，分析了它们的利害。认为“直书”“直词”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诬书”则会造成实录难求。刘知几正是从历史撰述是否是“实录”这一根本点上，来划清“直书”与“曲笔”的界限的。这种求实的精神自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实录”之后，便成为大多数史家追求的目标而形成优良的传统。曲笔作史危害很大，造成的史事上的错误也不少，但在整个史学上毕竟只占少数。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史家是以董狐、南史、司马迁为效法的楷模，存实录、写信史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从史学发展的连贯性来看，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为后人所揭露和纠正。

从史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求实，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基础。刘知几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中国古代史学之求实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在总的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可以从《史记》《资治通鉴》等各类有代表性的著作中看得很真切。《资治通鉴》意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附以《考异》30卷，使其所记、所论有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历代盛赞《资治通鉴》者极多，金朝女真族统治者金世宗的话或许更有深意，他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有的统治者或有的史家，为着某种需要而掩盖历史真相或篡改已经写出的史书，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这跟史学的经世致用并不是一回事，其间界限不可混淆。这种曲笔作史的行为，只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支流，而且总是遭到后人的唾弃和鄙视。求实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以及它们之间在总的趋向上的一致性，乃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主流。

（摘编自瞿林东《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材料二：

以史学为经世工具的认识，由历代学人不断加以阐发，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刻。汉初的贾谊把取鉴于历史作为国家施政的要务看待，他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致用”与“求真”大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是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的。“求真”即秉笔直书。古人知道，用真实的历史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是理想的史学局面，也是优秀史著拥有久远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史学既要关注社会需要，又要严格对自身的写实要求，这是二而一之事。

当然它们之间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冲突，古人采取了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从董狐直笔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直”的理解。《左传》记载了赵穿杀灵公之事后，接着写：“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董狐写的并不是直接的历史事实，而是在强调赵盾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如果没有后来的解说，读者会误认为杀死灵公的人真的是赵盾。可当事人赵盾和后来的评判者孔子以至以后的读者，都认为董狐是在秉笔直书，是书法不隐。显然在这里客观史实与主观认定已出现了一定的间隔。

《论语·子路》中孔子有一段与叶公的对话。文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注：偷窃）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个“直”与客观事实拉开了更大的距离。在孔子看来，“直”的把握是有限度的，违反了人性的“直”是不足取的。也就是说面对人伦亲缘等必要的社会要求，“直”应当有一定的弹性，应当包含更丰富的内涵。儒家是以人伦为出发点建立起社会结构与运行理论的，在他们看来，亲缘关系的松弛会直接导致君臣关系等上下等级制度的不稳定，所以破坏了伦理秩序，就会危及社会的安定。这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阐述，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史学上贯彻孔子的思想，就产生了适当牺牲客观事实而求得伦理意义上的“直”这样的处理原则。说得直白点就是为了“致用”而让“求真”做出适当让步，也就是说在“求善”与“求真”之间，“求善”是占压倒优势的。把“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体现的就完全是“求真”服从于伦理的政治考虑了。近代以来这类所谓的《春秋》笔法为人所诟病，也正是为此。但在古代的思想背景下，这个原则是为人们所认同，并赞赏的。

（摘编自许殿才《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传统》）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国古代很早就重视屋脊的装饰。屋顶上几条屋脊交汇处的节点，经过美化后成了装饰节点，无论正脊、垂脊、围脊和角脊都有脊饰。西周宫室建筑上的棱角，犹如箭头状。汉代在一些重要的建筑物正脊上，则开始使用凤凰作为装饰物点缀。帝王的宫殿用鸱尾装饰，寺庙的屋顶装饰也富丽堂皇，如凌空欲飞的燕尾式屋脊、双龙戏珠、忠孝节义的题材装饰等。在不断的演化中，这些最初起于图腾崇拜的脊饰，到后来有的依然是神灵的灵物，有的是权力和等级的表现，有的则只剩下装饰作用。

事实上，建筑装饰在它产生时往往具有实际的功能，与它的建造手段和结构逻辑紧密相关，但这些功能并不构成对形式的制约。换句话说，功能的改变或消退，并不影响原有形式作为一种装饰语言而在其他的建筑结构中保存。例如，阿尔贝蒂设计的马拉泰斯塔教堂，就套用了君士坦丁凯旋门的形式，原来在凯旋门中起承重作用的四个分立柱，在教堂的立面上成了退到墙体中的扶壁柱，原有的物理功能消失了，柱式的形式和功能都被简化成一种符号，这种经典的建筑形式成了真正的装饰。中国传统建筑屋顶上，鸱尾、仙人、走兽等也都成了装饰语言。

在现代主义者眼中，装饰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是多余的东西。他们极力反对在建筑中使用装饰。然而，对建筑而言，装饰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类对历史上任何一种类型建筑的解读，都不可能将装饰的因素排除在外，因为装饰与建筑的空间、构造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装饰也总是和功能联系在一起，不存在没有功能的装饰，也不存在没有装饰的功能——人们对功能的表达不可能是空洞的、抽象的，总要通过具体的材料、结构方式和加工手段使之成为可见的形式。步行街上的盲道，既是一种功能，也是一种装饰，它丰富了铺装的表现力；城市广场上的抽象雕塑，既是一种装饰语言，也承载了激发公众审美体验、甚至成为城市地标的深层社会功能。

在建筑装饰的诸多功能中，符号与标志功能不容忽视。建筑中的装饰常是历史和文化信息的主要承载物。人们之所以把建筑称为用石头和钢铁铸就的历史，就在于透过那些建筑和装饰，人们可以阅读到一个时代的全部信息——信仰、道德、技术和情感。用符号学的理论来阐释装饰的功能是恰当的，因为建筑中的许多装饰可以被理解为信息代码，它们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人与建筑之间的交流就是通过解读这些代码而获得对建筑含义的把握。如传统建筑中的龙文化装饰不仅仅是为了“避邪”，也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象征中华民族，凝聚了民族魂。

（摘编自刘淑婷等《中国传统建筑屋顶文化解读》，有删改）

材料二：

屋顶本是建筑上最实际必需的部分，中国则自古，不殚烦难的，使之尽善尽美。使切合于实际需求之外，又特具一种美术风格。屋顶最初即不止为屋之顶，因雨水和日光的切要实题，早就扩张出檐的部分。使檐突出并非难事，但是檐深则低，低则阻碍光线，且雨水顺势急流，檐下溅水问题因之发生。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飞檐，用双层瓦椽，使檐沿稍翻上去，微成曲线。又因美观关系，使屋角之檐加甚其仰翻曲度。这种前边成曲线，四角翘起的“飞檐”，并没有什么超出结构原则，和不自然造作之处，同时在美观实用方面均是非常的成功。这屋顶坡的全部曲线，上部巍然高举，檐部如翼轻展，使本来极无趣，极笨拙的屋顶部，一跃而成为整个建筑的美丽冠冕。在《周礼》里发现有“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霤远”^①之句。这句可谓明晰地写出实际方面之功效。

既讲到屋顶，我们当然还是注意到屋瓦上的种种装饰物。雕饰必是设施于结构部分才有价值，那么我们屋瓦上的脊瓦吻兽又是如何？

脊瓦可以说是两坡相联处的脊缝上一种镶边的办法，当然也有过当复杂的，但是诚实地来装饰一个结构部分，而不肯勉强地来掩饰一个结构枢纽或关节，是中国建筑最长之处。

瓦上的脊吻和走兽，无疑的，本来也是结构上的部分。现时的龙头形“正吻”古称“鸱尾”，最初必是总管“扶脊木”和脊桁等部分的一块木质关键。这木质关键突出脊上，略作鸟形，后来略加点缀竟然刻成鸱鸟之尾，也是很自然的变化。其所以为鸱尾者还带有一点象征意义，因有传说鸱鸟能吐水，拿它放在瓦脊上可制火灾。

走兽最初必为一种大木钉，通过垂脊之瓦，至“由戗”及“角梁”上，以防止斜脊上面瓦片的溜下，唐时已变成两座“宝珠”在今之“戗兽”及“仙人”地位上。后代鸱尾变成“龙吻”，宝珠变成“戗兽”及“仙人”，尚加增“戗兽”“仙人”之间一列“走兽”，也不过是雕饰上变化而已。

南方屋瓦上多加增极复杂的花样，完全脱离结构上任务纯粹的显示技巧，不足称扬。

（摘编自林徽音《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有删改）

【注】①上部要高而边缘要低，上部高边缘低，那么雨水就会流得快而且流得远。

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注重_______，屋脊装饰尤为突出。其演变融合功能与象征，如走兽最初为_______，鸱尾因传说能吐水避火而被赋予装饰与寓意。除常见的走兽、正吻外，还有一类“正脊兽”，形象与正吻不同，等级也低于正吻，形态更显轻盈，如北京鼓楼便采用此装饰。这些脊饰________，又承载着文化的符号意义，体现了中国建筑装饰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材料一：

家书是一种感染力极强的鲜活文本，西方人称之为“最温柔的艺术”。铺一张白纸、修一方尺牍，是我国古代文人表露心绪的常用形式；展一方徽宣、写一帧信札，是我国传统士子寄寓乡愁的有效渠道。鱼传尺素、鸿雁传书、目断鳞鸿，这样的文化传统代代相因，融入百姓生活，升华为中国乡土文化的重要维度——家书文化，沉积为融亲情、乡情、友情于一体的独特民族文化现象。

在我国传统社会，家书是传递情愫和信息的基本途径。无论人在何处，修一封家书、报一句平安，就可化解千里之外亲人的担忧挂牵，令其安心。特别是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家书的价值尤显珍贵。当今社会，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覆盖全球，人们只需轻点手机屏幕，便可诉说心曲、互道衷肠。这样一来，传统家书日渐式微，家书文化面临衰败消亡的严峻考验。诚然，互联网实用又快捷，打破了家人亲友间的空间阻隔，缩短了时间长度，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亲情友情都可通过键盘敲打出来。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互联网日益广泛的使用，降低了家人亲友交往的质量和品位，应警觉和预防网络对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稀释和削减。

优秀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当今时代，人们既需要现代网络的迅疾和轻灵，又需要高雅文化的温润和熏陶。通过网络隔空进行的对话沟通，无论如何都显得文化底蕴不足。昔日尺牍信札中真挚的感情、熟悉的字迹、质朴的语言，都被程式化的简单符号代替；而这些网络符号转瞬即逝、难以恢复，即便其中有时也能迸发出智慧火花和闪光言语，但难以完整保留、长久珍存。人类社会的进步既体现在科技方面，也体现在人文领域。如果只重视科技而忽视人文，将危及人类经过长久辛劳累积起来的智慧成果。世界上许多优秀文化消失的教训告诫人们，现在应警惕和防范包括家书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遗产断层。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纸质书信早已淡出很多人的视野，而对很多“90后”“00后”来说，家书无疑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家书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成为尘封的话题和遥远的回忆。家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是网络无法替代的，应慎终追远，固本强基，在全社会积极倡导手写家书，让笔墨文字所蕴含的温情暖意抚慰疲惫而躁动的都市心灵，让家书文化成为人们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特别是要引导和鼓励青年学生坚持书写家书与运用信息技术并重，使家书文化在信息时代延续下去并融入百姓生活。

（选自刘金祥《让家书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有删改）

材料二：

以“真善美”为思想内核的家书，不仅让收信人重新观照自己，也鼓舞其他鉴赏者以美的理想和美的规律去创造新的生活，这就是家书表现出的审美功用。

家书价值的多元性首先表现在家书的认知功能，鉴赏者能够通过某些家书作品认识社会、了解历史。家书来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一封家书总是会带有时代的印记，家书写作过程中，常常涉及身边的真实事件。由于家书是家人间的温情话语，它的认知价值，又表现为一种启迪，而非枯燥的说教。更重要的是，它温馨智慧的家常话语，可以启发鉴赏者在家庭情感辐射的小天地内，去探索人类世界大生活的奥秘，思考生命的意义甚至体悟宇宙人生。

除了具有启迪特色的认知价值，家书还有审美教育价值。家书作品所涵盖的对象本身，因其“著我”要求而倾注了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表现出作者的审美取向。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包围着家书传递的信息。当鉴赏者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受到感化和熏陶时，家书的教育价值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因而家书的“教育”可以说成“教化”，“化”便是荀子“化性起伪”中的化，我国的传统教育的精髓向来是“化”胜于“教”的。在这个过程中，鉴赏主体与创作主体通过家书这一审美中介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如果这种共鸣不是“臭味相投”的低俗认同的话，壮美或优美的思想情感便成为审美情感的旋律，家书因之实现了使鉴赏主体情感“净化”或灵魂“升华”的功能。

家书鉴赏之中的“赏玩”，则是侧重于家书的娱乐价值。中国传统家书是文化和艺术的综合载体，那些写在各式信笺上的蝇头小楷和遵从着长幼礼仪的书信格式，都能给人以视觉上的审美感受。即使是信封的设计与信纸的折叠，也是丰富多彩的，如伊犁人民出版社的《书信折纸基础》一书中，介绍了91种信封和信纸的折法，让人享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染下的一场视觉盛宴。不论是对家书书法、工艺的赏玩还是对家书故事的聆听，都可以触摸不同历史时空的鲜活容颜。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肯定了“诗”价值的多元性，家书亦是如此。家书对于人们的意义不是单一的信息授受，也不是单纯的伦理说教，它以审美价值影响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家书作为书信文学、作为艺术文化，对人的审美功用是立体的、综合的，它的终极审美目标在于通过对家庭范围内人性美的讴歌，造就审美主体完整的个性。

（选自《家书的审美价值》，有删改）

此间对我的消息甚恶，英警署连夜派人来护卫，现决无虞。吾断不至遇险。现一步不出门，并不下楼，每日读书甚多，顷方拟著一书名曰《泰西^①近代思想论》，觉此于中国前途甚有关系，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两年来所境较安适，而不知不识之间德业已日退，在我犹然，况于汝辈，使汝辈再处如前数年之境遇者，更阅数年，几何不变为纨绔子哉。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村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着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二

近十五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列出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进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唯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摘编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视觉，而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则是色彩。学者考古服饰文化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在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特别是随着纯天然染色技术的发现与改进，服饰制度日渐完备。秦始皇信仰阴阳五行说，认为秦能够战胜周，应属水德，代表颜色就应该是黑色。秦朝崇尚黑色，以黑色为贵，其军服冷峻而严肃，始终充斥着严酷、硬朗的肃杀之风。而汉朝经过休养生息，以五数为制度基数，以黄色为贵。汉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四时服”和《后汉书》中的“五时衣”，都与我国古代的历法与阴阳五行说关系密切。古人认为春、夏、秋、冬四时由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主，所以“四时”亦称“五辰”。五行分配四时于三百六十日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也。这些规则成为指导人们依照不同季节选择特定着装颜色的准则：春着万物复苏的青色衣，     ①     ，秋着硕果累累的黄色衣，冬着肃杀沉寂的黑色衣。

我国爱国诗人屈原主张服饰要注重“内美”与“修能”的协调统一。他在《离骚》中曾多处提到服饰，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原句中的“内美”     ②     ，而“修能”与“内美”相对应，是指外部美的修饰与容态，或是后天的学习与修养。两种解释都在强调加强修养，包括对个体的修饰。又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其中“木兰”在《本草》中被释为“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去皮不死”，“宿莽”是楚人对冬生不死，且芳香久固之草的称谓。又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留夷”“揭车”皆为香草，“杜蘅”似葵而香，叶似马蹄形。再后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𫄥𫄥”，“木兰”“秋菊”“薜荔”和“胡绳”都是香花芳草，由此可见，古人当时就有佩香草的服饰习俗。或许有学者认为，屈原的服饰观，神秘典雅，浪漫多彩，对后人讲求服饰华丽高雅，影响至深。今天选取自然界的花草为胸针的配饰，未必不是在喧闹中借助花草来凸显服饰视觉美的体现。

《周易》赋予传统服饰中和之美，具体体现在不偏不倚的居中之美的认同观；服饰格局讲究思想意识上的对称之美，服饰境界中强调整体关照或系统意识的中和之美。传统服饰从“头衣”和“体衣”，再到“足衣”和配饰都有着整体的系统规范，服装和配饰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已经成为着装者身份、性格、学识、涵养等的外在体现，与衣者自身浑然一体。作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服饰颜色，同样需要在整体的协调中彰显协调美，如客家借助其传统服饰纯艳的色彩、丰富的图符、粗犷的造型和实用的美德，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情怀。

（摘编自张慧琴《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翻译协调美》）

材料二：

颜色、材质与“洁净”感的道德寓意

在《离骚》的服饰描写中，颜色与材质往往被赋予道德与精神的象征意义。素白、素净的色调常与清高、廉洁相联系，象征着对名利的超然与对正义的坚持；深色、华饰则多与情感的郑重、对旧有秩序的质问相连。颜色的对比、材质的选择，暗示着诗人对外界喧嚣的反思，以及对内心清明的坚持。衣袍的质感与纹饰的繁简，既映照出诗人对礼仪的重视，也呈现出其在逆境中的自我调适：繁复的饰物并非炫耀，而是对“礼”的庄重性的强调与对天地秩序的敬畏。

在这种叙述语境下，服饰的“洁净感”成为一种伦理美。《离骚》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以“洁净”自居，而洁净不仅指衣着的整洁，更涵盖内心的纯正与对私欲的克制。洁净的衣饰作为外部呈现，与诗人内在的纯正心志相呼应，形成一种“内外合一”的美学理想。这种理念在文本中具有持续的驱动作用：它推动诗人坚持自我、维护道义，并以此抵御周遭环境对自我的侵蚀。

对比与批评的功能性作用

服饰描写在《离骚》中也承担了对比与批评的功能。对比一方面体现为“理想中的君子之风”和“现实中的流落苦境”之间的落差；另一方面体现为“华饰的表象”与“朴素的实质”之间的张力，诗人强调的是内在品性的稳定性胜于外在装饰的浮华。这种对比不仅揭示了社会中的虚伪与浮夸，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与道德的判断标准：在乱世之中，若仍执着于内在的洁净与礼仪的完整，便能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与精神的清醒。

在批评层面，服饰描写也提醒我们警惕：外在的整洁与内在的坚守并非总能得到世俗的理解与认可。《离骚》中的诗人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坚持以服饰来表达自我与道德的观念，展现了一种“外表对内心的反映”的美学与伦理学思考。

（摘编自佚名《〈离骚〉中的服饰描写解析》）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网络微短剧作为短视频的分支形式，是一种新兴的网络视听样态，根据2022年11月14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微短剧管理实施创作提升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将其定义为：单集时长从几十秒到15分钟左右、有着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为连续和完整的故事情节的网络视听节目。

如今网络微短剧已成为新的娱乐视听创作风口。它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频出爆款，并多次刷新播放纪录，引发社交媒体的热议，背后具有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动因。首先，在表现形式上，网络微短剧依托短视频的建构形式和传播方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输出大量叙事信息，从而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同时又凭借短视频传播快、受众广的传播特点，网络微短剧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指数级传播。其次，在叙事策略上则充分考虑受众心理和流行文化趋势，采用多类型融合的叙事方式呈现当下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内容，如玛丽苏题材、战神题材、穿越题材、逆袭重生题材等网络文化中经久不衰的叙事母题，以迎合当下大众追求刺激与快感的审美心理，进而营造出一种众声喧哗的狂欢式互动模式。

网络微短剧作为短视频的衍生物，为了契合观众碎片化的观看习惯，在叙事时长上严格控制在一分钟到十五分钟，与简短的叙事时长相对应的是新的画面呈现方式，即更符合手机屏幕的小画幅画面。因此，简短的时长与更新的画幅比共同构成了网络微短剧在叙事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以简单直接的镜头语言表现被大幅压缩的视觉空间和故事时间，力求在极致压缩的叙事时空中实现故事的起承转合，进而达到塑造人物、展演故事线的目的，相应地这也促使网络微短剧在拍摄手法上呈现出有别于传统视频的创作手法。首先由于镜头画面的画幅较小、叙事时间短，网络微短剧的镜头往往时刻聚焦于画面中的人物主体，并全方位捕捉呈现主人公的神情体态、动作行为、情感变化等，同时配合大量的特写镜头与中近景镜头细致描摹画面中人物的一举一动，使被拍摄对象清晰、突出、直观地呈现在画面中，令观众在最短的时间内领会画面中人物的所思所想，并确保观众在观看视频的几十秒内产生观看兴趣，进入剧情、理解剧情。

除此之外，网络微短剧在叙事策略中不仅追求以人物为中心的简单高效的镜头语言呈现，而且往往倾向于采取经典叙事模式即单一线性的叙事策略，也就是叙事学家玛丽—劳尔·瑞安在叙事性的模式研究中提出的第一种叙事模式：“简单型叙事性，这一模式的文本一般只围绕一个情节，并且每个情节只围绕一个问题。”在这种模式下，故事中的人物和行为遵循常规化的线性发展，时间线与真实时间一致，故事情节的建构完全符合从开端到高潮再到结尾的正常叙事逻辑，其目的是创造出一个不违背观众观剧认知和预设经验的叙事时空。因而尽管网络微短剧的类型多样、题材包罗万象，较之传统的电影、电视剧在创作选择上具有更宽泛的操作空间，但网络微短剧的叙事脉络、剧情建构及走向却呈现出一种保守的、传统的、类型化的趋向。观众在短时间内确定微短剧故事类型、理清人物关系后，便可对该剧的后续剧情发展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原因在于同一类型的微短剧在故事的呈现上趋于一致，只在具体故事情境中对人物设置、戏剧冲突的建构有所区别。

（摘编自郑亚鹏《网络微短剧的叙事策略、审美特征及创新路径探析》）

材料二：

《逃出大英博物馆》是由自媒体博主“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赴英国，耗时三个月联合创作和拍摄的一部网络微短剧，共三集。该剧讲述了在大英博物馆中一盏中国玉壶出逃寻乡，为其他文物传递家书的故事。

《逃出大英博物馆》采用拟人化的第一视角叙事。拟人化本是一种修辞手法，是将非人的事物人格化，赋予其“人性”色彩。现在，拟人化已经成为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表现手法。在网络微短剧中，采用拟人化的第一视角是一种强有力的叙事视角。这种视角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主人公的情感体验，使故事更加生动，增强了观众与主人公之间的情感连接，从而加深了情感共鸣。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也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策略，让观众与主人公一同感受文物归还的紧迫性和情感波动。拟人化手法激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促使观众更积极地参与到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化身成人的故事中，关心小玉壶的命运，希望它们能够实现愿望。同时，这种视角也促进了观众与人物之间的情感互动，增强了观众对剧集的投入和参与感。通过这种强有力的叙事策略，网络微短剧成功地营造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世界，让观众沉浸其中。

角色的深刻塑造和符号构建体现在网络微短剧的叙事细节之中。仔细构建角色的性格、动机、背景以及符号的巧妙使用让观众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剧中发生的情节和冲突。这种叙事策略使观众更容易投入故事中，并与剧中发生的情节产生共鸣。在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中，文物和遗物的符号被巧妙地运用，以代表角色的情感和背景故事。这些符号包括“中国玉壶”“朝冠耳炉”“唐大马”“唐小马”等文物，“家书”等遗物。每个符号都有着特定的象征意义，能够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例如，在剧中，作者将“中国玉壶”作为承载着遗失的文物与家乡相连接的一道桥梁，“唐大马”和“唐小马”象征着文物回归家乡的迫切与重要。通过这些符号的巧妙运用，观众可以更加容易地理解剧情发展和角色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加投入剧情中。

（摘编自沈天赟、刘馥《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的叙事策略与传播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