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个成就的取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从文学史上说，西方很早就出现了史诗，而中国却没有史诗。《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诗歌，《生民》《公刘》《大明》等记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质，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如周武王伐殷攻取天下，其中战争场面在史诗中是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在《大明》中只用了短短的十四句就结束了。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

就文学史而言，这的确是很大的损失，并且没有含有神话的悲剧和史诗，古代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也就较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

中国长篇叙事诗因此也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有一些叙事诗，篇幅也不算长。西方的叙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在中国，《长恨歌》就算是长的了，也不过一百二十行而已。中国真正可算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弹词写爱情故事的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已，其实质是小说。可见中国的故事多是在小说发达以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是不入戏曲的，这说明小说发展了叙事的特长，才带来了丰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叙事诗。而小说又总是晚出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以抒情为中心，等到小说发达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早已形成。

从这里，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从文学史来说，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

材料二：

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为核心的艺术特质，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民族文化心理、审美追求与表达习惯共同孕育的结果。这一传统历经三千年积淀，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诗的国度”最鲜明的标识，也与中国诗歌自源头便确立的抒情道路形成深度呼应。

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是抒情传统形成的核心文化根基。中国人历来主张人与自然的相融相通，不将自然视为单纯的客观客体，而是将其作为情感的投射载体。诗人见草木荣枯而感人生起落，观星月流转而念故土亲朋，借山水风物抒发内心情志，如《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以杨柳的柔婉牵出离别之绪；屈原《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香草的芳洁喻自身的高洁。这种“物我相融”的表达，让诗歌的抒情摆脱了直白的宣泄，转而成为情景交融的含蓄抒写，也让抒情成为中国诗歌最自然的表达选择。

儒家的“诗教”思想，为抒情传统赋予了社会与精神内涵。《毛诗大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歌的抒情与个人志向、社会民情相联结，主张诗歌不仅要抒发个人情感，更要“观风俗，知得失”。从《国风》中反映民间疾苦的怨叹，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情怀，再到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家国之思，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始终与时代、社会、民生紧密相连，形成了“寄情于志”的抒情特质。这种抒情并非囿于个人悲欢，而是兼具个人情志与家国情怀，让诗歌的抒情传统拥有了厚重的精神内核。

而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文化心理，也塑造了诗歌抒情的表达风格。中国人历来崇尚“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境界，不主张情感的直露表达，而是追求“意在言外”的含蓄之美。这种心理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便形成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比兴见意等多样的抒情手法。如李商隐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以朦胧的意象抒写复杂的身世之叹与相思之苦，情感藏于物象之后，需读者细细品味方能领会，这正是含蓄抒情的典型体现，也让中国诗歌的抒情更具韵味与张力。

时至今日，这一抒情传统并未因时代变迁而消亡，反而在当代得到了新的延续与发展。当代诗人依然以自然为载体、以含蓄为风格，抒写当代人的生活体验与情感追求；古典诗歌中的抒情意象、抒情手法，也被融入歌词、散文、短视频文案等当代表达之中。从《经典咏流传》中被重新谱曲的古典诗词，到当代文学中借山水抒怀的文字，抒情传统始终在以新的形式焕发生机。

（摘编自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与抒情》）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且其在建筑史上之地位，尤为重要。统和二年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984年），北宋建国之第二十四年耳。

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唐代文艺之遗风，尚未全靡；而下距《营造法式》之刊行尚有一百十六年。《营造法式》实宋代建筑制度完整之记载，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

观音阁及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谓为唐宋间之过渡式样可也。

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周绕回廊。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坐落于东院，寺之规模，便完全改变，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存者唯阁及山门。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拱雄大。而阁及山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为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柱式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柱式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拱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堕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拱，高大约是柱高一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

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个个不同，条理井然。

各攒斗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

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

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为木材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为单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深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

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

阁及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可考。

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物，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之一班。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二年重塑，尚具唐风，其两旁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摘编自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材料二：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皆重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为中国辽代建筑之代表作。观音阁及山门在建筑历史、技术与艺术上的价值向来为学术界所推崇：梁思成将其誉为“罕有之宝物”“无上国宝”，陈明达更是宣称独乐寺这两座建筑“若论技术之精湛，艺术之品第，则应推为第一。它是现存古建筑中的上上品，是最佳典范。它蕴含着许多古代建筑学的宝贵知识，有待我们去发掘阐明”。

塑像与建筑之间存在清晰的构图比例之设计手法，还广泛运用于唐、辽、清等不同时期的佛教建筑包括殿、阁或塔之中。于是乎，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在中国古代佛教建筑的设计中，可能常常将佛教雕塑与建筑空间统一设计，使塑像与建筑之间取得和谐的比例关系，建筑空间犹如为塑像度身定制的居所，可谓“度像构屋”的设计理念。

独乐寺这两座辽代建筑杰作及其内部同样杰出的辽代雕塑所运用的一系列基于规矩方圆作图的构图比例，实际上蕴含着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追求天地和谐的文化理念。这些经典构图比例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可以从《周髀算经》《营造法式》等古代文献,乃至新石器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得到有力的诠释。

（摘编自王南《规矩方圆，度像构屋——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及塑像之构图比例探析》）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它们的“五种典范”，成为它们建筑的方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怎样求得台基、台阶、栏杆的比例；怎样切削生硬的结构部分，使之同时成为柔和的、曲面的、图案型的装饰物；怎样布置并联系各种不同的个别建筑，组成庭院；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门、窗、墙、瓦、槛、阶、栏杆、斗拱、正房、厢房、游廊、庭院、夹道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们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们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而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由这“文法”和“词汇”组织而成的这种建筑形式，既经广大人民所接受，为他们所承认、所喜爱，虽然原先是从木材结构产生的，但它们很快地就越过材料的限制，同样运用到砖石建筑上去，以表现那些建筑物的性质，表达所要表达的情感。这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无数的建筑上都常常应用原来用在木材结构上的“词汇”和“文法”。这条发展的途径，中国建筑和欧洲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体系，乃至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建筑体系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是那些体系很早就舍弃了木材而完全代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在中国，则因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所以虽然也发展了砖石建筑，但木框架同时也被采用为主要结构方法。这样的框架实在为我们的新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条件。

我们若想用我们自己建筑上的优良传统来建造适合于今天我们新中国的建筑，我们就必须首先熟悉自己建筑上的“文法”和“词汇”，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写出一篇中国“文章”的。

（摘编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材料二：

我国传统建筑外形上的特征非常明显，无论单体建筑规模大小，其外观都分为台基、屋身、屋顶三个部分，这种独特的建筑外形体现了建筑功能、结构、艺术的高度统一。当代设计师在设计建筑物的外形轮廓时往往会借鉴古建筑的造型组成和比例特征，演变出姿态万千的立面造型，这样不仅使作品的外形严整而简洁，还赋予了建筑物深邃而古典的姿态和古韵。中国国家美术馆新馆的某一投标方案遵照的就是古建筑的三段式构图原则，用现代的建筑材料和明快的几何体块模仿古建筑的屋顶、屋身和台基，视觉效果凝练而大气。上海金茂大厦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的13级佛塔，其构图形式和塔一样层层内缩，意寓着传统文化中佛教的最高境界，传播了传统的东方神韵。

古人在梁枋、斗拱、檩椽、柱头、门窗等构件上进行艺术加工，形成雕梁画栋、华丽壮观的艺术效果，这些构成了传统建筑的词汇。建筑师会出于对传统建筑词汇的深厚热爱，从博大精深、繁丽精妙的词汇中撷取一些片段，辅以几何的变形和材质的更新，孕育出兼具古朴与时尚美感的新词汇。湖北省博物馆借用了大坡式屋顶、多层宽屋檐等楚式建筑的特征，将它们恰如其分地植入平直简洁的建筑立面，表现出层层叠落的美。在万科第五园中，设计师用矩形的拼合、错综与堆叠模拟出了中国江南民居马头山墙的屋顶形象，典雅而恬淡。

（摘编自《传统建筑在当代设计中的运用》）

材料三：

古代中国在色彩应用上有着严格的制度体系，甚至以彩度色域来区分不同阶层。“五行、五方、五色、四象”这些词语指明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规划和装饰方向，同时还赋予了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道“左青龙（木）、右白虎（金）、前朱雀（火）、后玄武（水）、中央后土”，这里阐述了早期的五行及五象之间的关系。《周书·洪范》篇中进一步确定了五行排序即水、火、木、金、土，这里的五行所对应的色彩为黑、赤、青、白、黄。“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中国的传统用色源于古人对于色彩精神性的归纳与尊崇，这是一种从认知传递到感觉的系统，与西方建立的色彩体系互相补充，完成了从色彩技术到色彩寓意的文化阐述。古建筑中的传统施色并不是从一而终、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以朝代的更迭，古人提炼色彩、色料的技术为支撑。

一方面，原始的中国建筑提倡“茅茨土阶”，主要表现出来的色彩为材料的原色。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视觉与防护建筑上开始出现红土、白土及蚌壳灰的涂料装饰。随着石绿、丹砂、赭石等矿物原料在建筑上的出现，颜色变成权贵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殷商尚白，红柱白墙的宫殿用色在素色中透出一点浓烈，以衬托建筑的高贵。周代有了正色的定义，并尊崇红，宫殿、柱墙、台基多施以此色。从汉开始，到唐代，黄色成为皇家正统之色，黄色琉璃瓦的出现彰显着皇家的威严。盛唐期间色彩的应用浓烈而多变，绿、青、绀色琉璃衬托出一个时代的磅礴与大气。宋代用色清淡高雅，宫殿却仍沿用“五彩遍装”“青绿叠晕棱间装”等方式，以加强建筑阴影中色彩的碰撞。明清则在宋代用色体系上更讲究华丽与烦琐的搭配，并且严格规范建筑的色彩等级制度。

另一方面则源于中国传统色彩本身就蕴含的五行中动态联系的观点。《易经》乾卦中的“天行健”中“行”所表达的是一种动能，以诠释物质之间的一种动态联系，互为相生、互为因果，因此，在五行中又有着相生相克一说。“火生土”，而火所代表的颜色为“赤”。定位于北京城市中轴线上的紫禁城，不仅在方位和规划上体现了中央的位置关系，其屋顶大面积使用的黄色琉璃瓦也从色调上辅助建立了其昭示天下的态度。而紫禁城中宫墙、檐墙、门、窗、柱、框等构件，皆施以赤色，以衬托黄色屋顶，寓意为两者相生不息、江山稳固。这些经典的用色经历了时光的洗涤，脱去了最初的浮华，与历史、文化纠缠不息，慢慢转化为中国独有的色彩符号。

中国在传统用色的领域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和魅力，从民间建筑的慵懒浪漫，到皇家建筑的威严端庄，正是这种带有象征意味的色彩体系，赋予了古建筑独特的生命力和仪式感。

（摘编自杨思宇《从赤色窥析中国传统色彩在古建筑中的应用》）

（黛玉）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道：这必是外祖之长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那轿夫抬进去，走了一射之地，将转弯时，便歇下退出去了。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轿，赶上前来。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复抬起轿子。众婆子步下围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工程，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构筑文明基石的创造性活动。当我们赞叹现代“基建狂魔”的伟力，或折服于“大国工匠”的精密技艺时，其实是为其背后的工程精神所鼓舞和触动。这种工程精神并非无本之木，它的根系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成为一种将系统和谐、务实担当与心怀天下融为一体的价值追求，凝练成为“开物成务”的文明使命与“笃行求臻”的实践品格。它不仅塑造了我们的过去，更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的今天，闪耀着跨越时空的智慧光芒。

早在文字史册出现之前，中国先民就已将他们对工程活动的理解与敬畏藏在气势恢宏的神话叙事中。这些神话并非单纯的幻想，而是文明精神原型的昭示，蕴含着中国古代工程精神最核心的基因。

女娲补天的传说，讲述女娲面对“四极废，九州裂”的危机时，并非仅凭神力瞬间复原，而是执行了炼石补天、断鳌立极、平洪杀怪等一系列操作，展现了一种综合性的、创造性的修复与重建智慧。这隐喻了工程活动的本质：它是对失衡世界的系统性干预与秩序重建，需要材料、结构、环境等多方面技术的协同，其终极目的是恢复宇宙与生灵的和谐安宁。这彰显了工程精神的整体性思维的萌芽。

随着国家形态的成熟与社会分工的发展，中国古代工程精神从朦胧的原型，逐步走向清晰、系统的实践与制度化表达。其价值使命体现为“心怀天下”“经世致用”的务实追求，其方法论核心在于“顺应规律”“系统权衡”的工程智慧，其实践品格彰显了“攻坚克难”“精益求精”的卓越追求，而其伦理内核则贯穿着“以人为本”“守正负责”的深沉关怀。

春秋时期的公输般（鲁班），从一个技艺超群的工匠，逐渐被尊奉为“百工祖师”，成为一个跨越时空的行业精神符号。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中，这一现象极具深意。工匠群体将自身对技艺极致的追求（“巧”）、对工具的创新（发明锯、刨等）以及对行业尊严的维护，都投射到鲁班这一形象上，使之成为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工匠精神的集体化身。后世《鲁班经》的流传，不仅记录了技艺，更规范了行业仪式与伦理，使这种“笃行求臻”的实践品格在民间社会代代相传。

中国古代很早就设立了如“司空”这样的专门官职进行工程管理，这个称谓本身便蕴含着“司掌万物、藏富于民”的深刻理念，体现了工程活动的公共性与民本性。从将作大匠^①到工部，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这些“工官”，如汉代督造未央宫的萧何、宋代撰著《营造法式》的李诫、明代设计紫禁城的蒯祥，通常都是卓越的工程组织者或技术专家。他们身上都体现了一种共同的精神面貌：将个人技艺融入国家治理，在严格的制度框架内，修建宏大、精密、持久的国家工程。这既锻造了中国古代工程师独特的“总体思维”与系统协调能力，也成为对“开物成务”使命最直接的制度性实践。

中国古代工程知识虽偏重经验，但也有着强烈的标准化追求与扎实的理论总结。从《考工记》到《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特别是以“材分制”为代表的模数系统，实现了木构建筑的标准化设计与生产，这是古代工程管理理性与智慧的结晶，是系统性思维的集大成者。此外，以墨子为代表的学人们，不仅探究力学、光学等工程背后的科学原理，更将“兼爱”“非攻”的伦理思想与防御工程实践紧密结合，凸显了技术应用必须服务于和平与正义的深刻理念。这种班墨文化的结合，恰是“技艺”与“道义”、“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相辅相成的古老典范，为中国古代工程活动注入了深厚的思想和伦理内核。

从女娲补天的神话想象，到都江堰的千年矗立，从鲁班斧锯的细微巧思，到《营造法式》的宏大规制，“开物成务，笃行求臻”的精神如一根红线，贯穿了中国工程实践的悠久历史。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工程伟力，不仅在于改造物质世界的规模与精湛技术，更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文明抱负、协调智慧、坚韧品格与伦理关切。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亟须建设一支胸怀“国之大者”、能力卓越的工程师队伍。中国古代工程精神，绝非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可以激活、转化并深度融入现代工程教育与职业伦理建设的宝贵资源。

今天，面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要求，我们迫切需要在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根脉中汲取滋养，弘扬工程精神，坚定工程自信。古代先贤的工程智慧与现代科技文明的深度对话，使“天人合一”的理念成为重塑工程生态的实践指南，使“精益求精”的匠魂注入智能制造的方方面面，使“为国为民”的担当照亮每项重大工程的建造瞬间。只有这样，才能锻造出强大的工程能力，塑造出引领未来、泽被世界的中国工程精神范式，在新时代持续书写“开物成务”的文明新篇。

（摘编自王大洲《开物成务、笃行求臻——中国古代工程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注释】①将作大匠：古代掌管土木工程的官职。

中国古代工程知识注重________，亦不乏理论总结。以“材分制”为代表的模数系统，便是杰出代表。它通过对木构件尺寸的等级化、标准化规定，实现了建筑的标准化设计与生产，极大地提高了营造效率与质量可控性。这不仅是技术方法的创新，更是古代________的结晶。其背后所体现的________，与女娲补天神话中蕴含的“整体性思维”一脉相承。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如谢庄《月赋》说：“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陆厥的《临江王节士歌》又说：“木叶下，江波连，秋月照浦云歇山。”至于王褒《渡河北》的名句：“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则其所受的影响更是显然了。在这里我们乃看见“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一般的情况，大概遇见“树叶”的时候就都简称之为“叶”，这可以说是由于诗人们文字洗炼的缘故，但一遇见“木叶”的时候，诗人们似乎都不再考虑文字洗炼的问题，而是尽量争取通过“木叶”来写出流传人口的名句，例如“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沈佺期《古意》）可见洗炼并不能作为“叶”字独用的理由。这里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

“木”要比“树”更显得单纯，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似乎才更近于“木”；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尽管“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它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节选自林庚《说“木叶”》，有删改）

材料二：

童年的两件趣事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世界的理解力，并且引导我走上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历程。

记得那时我的父母亲不时带我去旧金山游览著名的日本茶园。我蹲在那里的一个小池边，为慢慢畅游于睡莲之间的五彩斑斓的鲤鱼所陶醉。这是我最快乐的童年记忆之一。在那静静的时刻，我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我常常给自己提出一些只有小孩儿才问的傻乎乎的问题，比如水池中的鲤鱼怎样观察它们周围的世界。我想，它们的世界一定奇妙无比！

鲤鱼们的一生就在这浅浅的水池中度过。它们相信它们的“宇宙”就由阴暗的池水和睡莲构成。它们大部分时间在池底漫游，因此它们只模糊地意识到在水面之上存在有另一个外部世界。我的世界的本质超过了它们的理解能力。我喜欢坐在距离鲤鱼仅仅几厘米的地方，然而，我们之间却如距深渊。鲤鱼和我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宇宙之中，从不进入对方的世界，我们之间被水面这一薄薄的“栅栏”分隔开来。

我曾想：在水底的鱼群中可能有一些鲤鱼“科学家”。我想这些鲤鱼“科学家”会对那些提出在水池之外还存在有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鱼冷嘲热讽。它们认为，唯一真实存在的事物就是鱼儿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水池就是一切。水池之外看不见的世界没有科学意义。我想，鲤鱼“科学家”们将会聪明地杜撰某种虚构的东西——它被称为“力”——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它们给这种现象发明了一整套荒谬的理论，由于它们完全是在“水池”内部思考，所以它们永远无法理解那个“外面的世界”。

这使我想到，人类是否也像这些鲤鱼一样，生活在某种自认为的“宇宙”之中，而实际上存在着我们无法直观感知的更高维度的实在？科学家发明像“力”这样的概念，以及对高维时空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像鲤鱼科学家一样，在为我们看不见的“水面之上”寻找解释呢？

（节选自加来道雄《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瓦当是中国古建筑屋檐顶端用于椽头遮朽的圆形或半圆形陶制构件。家喻户晓的“秦砖汉瓦”一词就是传统金石学中对以瓦当为主的秦汉时期砖瓦的概括俗称，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秦汉时期建筑文化的代名词。

①                   

人类建筑史是一部不断超越的史诗。从穴居到半穴居，再到地面建筑，我们的祖先始终在寻找更完美的栖居方式。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瓦的国家，在文献记述中，最早的瓦产生于夏代。随着先民对中国土木结构建筑中瓦的不断总结，瓦当应运而生。

最早的瓦当发现于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500年前）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但瓦当大量使用还是在西周时期。在陕西扶风、岐山的周原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早期的素面瓦当，这些朴素的建筑构件，开启了瓦当艺术的千年传奇。

瓦当艺术的发展，映射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轨迹。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远研究发现，从纹饰上说，西周时饰重环纹，后来出现绳纹、饕餮、云山、动物、龙凤纹等。秦代的瓦当以图案和动物纹饰为主，此前七雄各自称霸一方，所使用的瓦当也各具特色，这种多样化的发展局面，使得瓦当艺术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鼎盛发展阶段。山东齐国故城遗址的树木双兽纹半瓦、河北燕下都遗址的饕餮纹半瓦、陕西秦都雍城遗址的动物纹圆瓦各领风骚。而秦都雍城动物纹瓦当上的鹿、豹、虎、雁，折射出早期秦人的游猎生活，这里出土的虎噙燕纹瓦当堪称战国瓦当的杰作。

汉瓦当在使用的广泛性与艺术性方面都迈向黄金时代。四神瓦当和文字瓦当很流行。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四神瓦当”堪称典范——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镇守四方，构图雍容堂皇，制作精工细致，艺术水准极高，其精湛的浮雕工艺令人叹服。“文字瓦当可分为宫苑、官署、宅舍、祠墓、纪事、其他和吉语等七大类。”陈根远道。

瓦当的制作工艺，在秦汉时已经非常成熟。西安西郊三桥街南的秦汉古建筑群遗址中，曾发现了九座汉初的宫瓦窑址。从遗存的大量筒瓦、瓦当、瓦范以及制陶工具看，秦及汉初是先造瓦心，与筒瓦套接切割，边轮也随之形成。文字瓦范的凹槽一般作半圆或菱形状，这样不仅利于瓦当脱落，而且也使文字更加清晰立体。

东汉以后，瓦当艺术走向程式化。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莲花纹与兽面纹瓦当大行其道。“莲花纹瓦当的流行，除宗教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莲花在中华文化中代表的圣洁、和谐与富足的寓意所致。唐代两京地区的瓦当绝大多数都是莲花纹，质地精细、充盈饱满的莲花瓦当恰恰反映了盛世大唐的自信与繁荣。”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崔凯解释道，“至宋元明清时，瓦当艺术虽不断世俗化，但如落日余晖，失去了秦汉雄风的强劲与冲击力。”

②                   

瓦当对研究古代的历史地理、思想意识有哪些学术价值？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朱思红介绍，一枚1982年在凤翔长青乡发现的“蕲年宫当”，解开了曾影响秦国命运的秦惠公所建蕲年宫的地理之谜。

有趣的是，瓦当也反映着古人的习俗喜好。“长乐未央”寄托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汉并天下”彰显着帝国自信，“日入百金米千石”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繁荣。

瓦当也是艺术瑰宝。西汉出现并盛行的文字瓦当，遒美而多变，尽显书法艺术。汉代工匠在瓦当的空间里将篆书演绎得出神入化——“永受嘉福”的圆润流畅，“与天无极”的雄浑大气，瓦文极富意味，刚柔曲直与方圆疏密等篆法变化丰富，浑然天成的笔画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

在岁月更迭和时光荏苒中，瓦当已经远远超出建筑物附丽品的地位，成为独具一格的艺术精品。它显示出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的杰出能力，是我国古老文化历史的见证。

如今，这些古老的建筑元素正以崭新姿态回归现代生活。在国家大剧院的金属幕墙上，云纹瓦当元素若隐若现；在文创领域，四神瓦当化身为精美的书签、丝巾；在数字艺术中，动态的瓦当纹样讲述着跨越时空的文化故事。

“传统不是守住的炉灰，而是传递的火焰。”在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馆长任军宜眼里，瓦当艺术的生命力，正在于这种永恒的传承与创新：“瓦当是实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它提醒我们，传统建筑元素完全可以与现代设计相得益彰。”

瓦当虽小，却是读懂中国文明史的一把钥匙。从先秦宫殿到现代建筑，瓦当始终静默地见证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5年6月14日）

材料二：

屋顶在中国建筑中素来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的瓦面是弯曲的，已如上面所说。当屋顶是四面坡的时候，屋顶的四角也就是翘起的。它的壮丽的装饰性也很早就被发现而予以利用了。在其他体系建筑中，屋顶素来是不受重视的部分，除掉穹隆顶得到特别处理之外，一般坡顶都是草草处理，生硬无趣。但在中国，古代智慧的匠师们很早就发挥了屋顶部分的巨大的装饰性。在《诗经》里就有“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句子来歌颂像翼舒展的屋顶和出檐。《诗经》开了端，两汉以来许多诗词歌赋中就有更多叙述屋子顶部和它的各种装饰的词句。这证明屋顶不但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并且是我们民族所最骄傲的成就。它的发展成为中国建筑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节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作为我国优秀传统建筑文化的代表，紫禁城古建筑有着诸多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特色，其中的典型特色之一就是斗拱。斗拱是我国特有的古建筑组成部分，是位于柱顶之上、屋檐之下的由斗形、弓形的木构件在纵横方向搭扣连接，而后竖向又层层叠加起来的组合木构件，其外形犹如撑开的伞。我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说：“斗拱在中国建筑上的地位，犹柱饰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柱饰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斗拱源自高大宫殿屋顶出檐深远的要求。早期的宫殿建筑往往采用斜撑的木柱来支撑宽大的屋檐，斜撑分别设于屋檐的前后方。而为了避免落地的斜撑受雨水侵蚀，其下支点便离开了地面，成为短斜撑，并随着审美需要逐渐被弯曲的木料替代，形成了今天斗拱的横向重要构件——翘。同时，为了增强柱顶部位支撑屋檐的强度，柱顶之上又增加了斗形木块，木块上方沿着屋檐方向叠加长方形的垫木，这些长方形的垫木因审美需要逐渐变成弓形，形成了今天斗拱纵向的重要构件——拱。

紫禁城古建筑的斗拱类型很丰富，如位于两根立柱之间的斗拱称为平身科斗拱，位于柱顶之上的斗拱称为柱头科斗拱，位于建筑四个转角部位的斗拱称为角科斗拱，等等。斗拱的初始功能是支撑屋檐，并把屋顶的重量往下传递给柱子。其历史发展过程由构造简单到复杂，功能由纯粹支撑到集建筑力学、美学于一体。

紫禁城古建筑的斗拱体现了造型之美。斗拱在屋檐之下，整体排列有序，富有节奏和韵律变化，不同类型的斗拱在同一高度范围排列规则有序，由下至上尺寸逐渐增大，斗拱外形的曲线整齐划一，弧度优美，给人以极强的艺术感和节奏感。斗拱的造型之美还体现在均匀对称性上，各个构件高度、宽度基本相同，仅在长度及外形上根据整体需要而有不同差别：一方面，斗拱的正立面，其左右两侧的构件种类和数量对称布置；另一方面，斗拱的侧立面，以正心枋为中心，斗拱向内外出挑的踩数相同。上述均匀、对称的布置形式给人以舒适、愉悦的感觉。

不仅如此，斗拱在造型上还有统一协调之美。各构件截面形状统一，均为方形或者矩形；侧立面外形统一，均犹如倒立的三角形；斗拱位置统一，均位于柱顶之上、屋檐之下，这种统一性在视觉上给人以抽象的整体之美。斗拱整体与上部倾斜的屋檐、下部垂直的柱子形成完美过渡，既能反映屋架简洁明确的特征，又可体现斗拱自身优美的造型。

紫禁城斗拱不仅具有建筑之美，其运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蕴含了丰富的力学智慧。斗拱由很多小尺寸的木构件在水平和竖向拼插、叠加而成。尽管这些木构件尺寸很小，但当它们组成一个斗拱整体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在一般情况下，斗拱位于屋檐的下方，承担整个屋顶的重量，并把该重量向下传递给额枋、柱子。紫禁城古建筑屋顶有着厚厚的泥背层，但能够被斗拱轻松承担，且斗拱不会产生破坏，可反映斗拱有很好的竖向承载能力。尽管紫禁城古建筑屋顶重量很大，但是这个重量由多个斗拱承担，每个斗拱实际上承担的屋顶重量较小，这相当于对屋顶重量进行了分解。尽管斗拱由大量的小截面尺寸木构件组成，但它们数量众多，且每个构件均可分担屋顶重量，这样一来，传到斗拱上的屋顶重量进行了第二次分解，此时传到斗拱构件单体上的作用力已经很小了，因而斗拱构件单体不会产生破坏。

斗拱的力学智慧精华在于它的抗震性能。无论是水平方向还是垂直方向的地震波，都不会造成斗拱破坏。发生地震时，斗拱的各个构件之间互相摩擦、挤压，并产生往复运动，犹如一个运动的机构体系。从能量守恒角度讲，地震波的能量传到斗拱位置时，主要分成两部分能量：斗拱的内能及斗拱的动能。斗拱内能即自身产生开裂破坏的根本原因，内能越大，斗拱破坏越严重。然而斗拱能量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动能占的比例远大于自身的内能，其原因在于每个斗拱由上百个小构件组成，它们犹如机器的零件一样，在地震作用下不断产生各种运动，耗散了大量的地震能量，从而使得斗拱内能占的比例很小，因而斗拱在地震作用下几乎不会产生破坏。事实上，大量的古建震害勘查结果表明，斗拱在地震作用下一般保存完好。

不仅如此，地震作用下，斗拱还能产生自动恢复功能，犹如不倒翁一样，其原因在于斗拱特殊的构造特征。斗拱整体构造特征是上部体积大但构件单体截面尺寸小、下部体积小但构件单体截面尺寸大，其中截面尺寸最大的为方形的坐斗，位于斗拱的最底层。这种构造特征使得：一方面斗拱的重心位于下部，斗拱犹如一个矮胖的人，在水平地震力作用下尽管产生摇摆，但是不易倾覆；另一方面坐斗的截面尺寸宽大，这无疑增大了斗拱与其底部的接触面，斗拱在水平地震作用下产生摇摆时，分别绕着坐斗两侧的支点进行摇摆。而在斗拱摇摆过程中，其上部屋顶的重量迫使斗拱不断地复位，因而斗拱像不倒翁一样，不断地来回摆动。地震波结束后，斗拱又恢复到了初始位置，本身并未受到损害。

可以认为，紫禁城古建筑斗拱的运用体现了我国古建筑的力与美，是我国古代工匠汗水与智慧的结晶。

（摘编自周乾《故宫斗拱的力与美》）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2026年伊始，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星际航行”。中国科学院大学星际航行学院在北京怀柔正式揭牌成立，首任院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朱俊强。在接受新华访谈独家专访时，朱俊强直面一个许多人心中共同的疑问：星际航行，这个听起来如此浪漫的词，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究竟还有多远？

中国的星际航行计划，分几步？

朱俊强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任何宏大的理想，都必须通过具体的行动计划来实现。他提出分三步走：近期3到5年，建立完整的本博贯通培养体系，建设星际实验场，给学生动手的能力和想象空间；中期10到20年，打造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集成一批原创性技术，培养领军人才；远期，中国人要拥有星际航行的完全自主技术体系，在国际上具备话语权，与全世界学者一道共同开发太空。

       ①       

在朱俊强看来，未来能承担星际航行使命的人，必须具备三个特质：要有科学家的严谨与创新，敢于做0到1的颠覆性技术；要有总工程师的系统驾驭能力，统筹推进、探测、材料、生命保障等多个学科；要有家国情怀，像钱学森那样，立足现在、放眼未来。

星际社会学，又是什么呢？

对地外生命，我们有很多的想象，在星际航行学院的课程设置里，就增设了一门引人注目的课程：星际航行社会学。

学什么？朱俊强举例说，比如如果遇到地外生命，彼此之间怎么交流？怎么共同维护好这个庞大的星系？再比如，如果星际航行成了日常活动，地球上的一些犯罪行为会不会把星际作为一个逃避的场所？这些问题还没标准答案，但必须在出发前就开始思考。朱俊强说，以上都是很具体的例子，涉及深空未来的利用与发展问题，都属于社会伦理学的范畴。

在采访结束前，记者问      ②       

他的回答简洁而有力：“严谨思维，勇于奉献，甘于寂寞，久久为功。”仰望星空，行则将至。新一批扎根大地、敢闯未知的年轻人，他们的征途，不仅关乎技术突破，更承载着一个国家探索浩瀚宇宙的梦想——让文明的灯火，照亮更遥远的星空。

（新华网《朱俊强委员：星际航行学院，让中国人飞得更远》）

材料二：

任何事物的开始总是比较简陋的，只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才逐渐完善，逐渐形成一整套复杂而又有机地结合着的体系。就以交通工具为例，第一次开动的火车并没有什么火车站，也没有什么加水、加煤的设备，更没有修配厂、管理机构和行车信号。这些看来是铁路系统必需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逐渐发展起来的。飞机作为交通工具也是如此，在民用航空建立起来的初期，哪里有什么今天我们所习惯看到的飞机场、气象站、通讯网，这些也都是后来逐步增加的，逐渐才形成今天庞大而又复杂的民用航空体系。星际航行事业也自然不会例外。在这最后一章里，我们想谈一谈将来星际航行体系中的可能组成部分，让我们展望它的前景。

我们在之前已经讲到在人造地球卫星上发射星际飞船的好处，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更发展一步，让我们在人造地球卫星轨道上建立一个星际航行站，也就是一个巨型卫星。从地球表面到这个卫星式星际航行站有运载火箭不断来往，把物资和人员送到星际航行站上去，也把人员送回地面。在星际航行站上，我们利用从地面上送来的部件来装配和调整星际飞船，也可以利用最后一级运载火箭的空壳改制星际飞船。就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已经送到卫星轨道上的物质。而不像现在那样，运载火箭的空壳放在轨道上不加利用，最后让它坠入大气层而烧毁。

当月球勘探工作做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以在月球上建立工业，从而能用月球上的资源来生产星际航行所必需的物资。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月球重力场小、容易起飞和降落的优点，把月球变成我们的星际航行站，作为我们在太阳系中旅行的基地。月球离地球约38万公里，地球与月球之间的交通必须搞好。这可以用两种工具：一种是载人的往返火箭，为了不使旅行时间过长，将采用大推力的化学火箭发动机或原子火箭发动机；另一种是运货的火箭，飞行时间可以长些也无妨，将采用小推力、高比冲的离子火箭发动机，以提高有效负载的比例。小推力的离子火箭是不能直接从地球表面起飞的，所以上几节中所讲的人造地球卫星式的星际航行站还是需要的，它主要是往返月球的站。这就像我们现在要坐火车，我们要先步行到公共汽车站或电车站，坐公共汽车或电车到火车站，然后才能坐火车旅行。将来的人造卫星式星际航行站就好像公共汽车站或电车站；月球站才是太阳系的星际航行站，就好像今天的火车站。

采用什么航行过程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一定要全面地考虑了星际航行体系的全面运转情况以后，通盘筹划，才能决定。星际航行的调度工作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节选自钱学森《星际航行概论》）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为什么说文学欣赏离不开欣赏者的想象活动呢？司空图引过戴容州的一句名言：“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这一语道破了文学欣赏带有想象性特点的奥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塑造形象的手段是语言。因此，文学形象不直接作用于欣赏者的感官，它既不像绘画那样具有具体线条、色彩的直观性，又不像雕像那样具有可以伸手触摸的直感性；欣赏者只有通过语言的中介，进行想象、揣摩和体会，才能将文学形象转化为视觉形象。苏东坡评王维诗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前者指有可见的形象性，后者指有动人的情感性，这是从审美的角度称赞王维诗画的特色。但这并不等于说“诗中有画”的画面直接地呈现出来，“画中有诗”的诗情明显地流露出来。无论“诗中有画”还是“画中有诗”，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必须经过欣赏者的想象去把握，除此别无妙法。但是文学特别具有间接性特点，这又给它带来了优越性。也就是说，在语言艺术里，欣赏者的想象力比在绘画和其他艺术样式中，可以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屡次被画家入画，堪称“诗中有画”，甚至超过王维某些“诗中有画”的诗。显然《江雪》诗中的画不直接诉诸欣赏者的视觉，是不可直观的；而且通过欣赏者的想象转化的开拓视觉形象，也只是一幅“独钓寒江”的雪景图。还必须“更上一层楼”，联系写作背景，大力发挥想象力，突破语言文字的物质外壳寻求“言外之意”，透过形象探索“象外之旨”，才会在欣赏者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志在政治革新反遭残酷打击，因而遗世独立的诗人形象。明代胡应麟在《诗薮》里指出诗人的心境不是寂静，而是“太闹”，表面的一片孤寂实在掩盖不住内心一片骚动不宁的思绪。他确实具有鉴赏力和想象力，能“心游目想”地透过纸背见出诗的真意，配得上鉴赏家的名号。

梅尧臣说过这样一句话：“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照我的理解，“作者得于心”，就是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认识熔铸在具体形象里，让形象说话；“览者会以意”，就是读者通过作品形象的触发而引起对同类情景的想象和联想，从中悟出艺术形象的真谛。这句言简意赅的话，概括了一条创作和欣赏的规律。

综上所述，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欣赏离开了想象，就无法进入欣赏境界；进入不了欣赏境界，既无所谓艺术欣赏，也更谈不上“识庐山真面目”了。

（摘编自曾玲先《想象助欣赏谈》）

材料二：

想象的基础是生活。没有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就不会有什么想象的能力。创造想象和欣赏想象都离不开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想象开始于回忆。鸟儿能飞起来，是因为有翅膀；幻想能翱翔，是借助于现实。一个生来就闭目塞听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大象是个什么样子。想象出来的东西，不管多么荒诞离奇，我们总能从它的身上找到现实的影子：狮身人面兽是想象出来的，但这只不过是对狮身和人面两个观念的组合；天堂和地狱的情形，也都是人间生活的变形。我们欣赏艺术，总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推想那些作品的情境。同一件艺术品，对阅历丰富、学识渊博的人和阅历不同、知识贫乏的人所引起的想象程度上是不同的。照此说来，那些反映古代和外国生活的作品，我们是否就不能欣赏了呢？当然不是的，这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对古人或外国人的生活要有所了解，要有相关的间接的知识。否则，我们就想象不出那些作品所描写的情形，也就不会理解那些作品。对于这一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作过极其雄辩的论证：“所有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并且不属于我们的文化的艺术作品，都一定需要我们置身到创造那些作品的时代和文化里去，否则，那些作品在我们看来就将是不可理解的、奇怪的。是一点也不美的。”

欣赏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它是以艺术的创造性想象为依据的。创造性想象对于欣赏想象总是起着规定、引导和制约的作用。我们欣赏艺术作品，只能在作品规定情境的范围内驰骋想象，如果超越这个范围，就会误解作品的原意。但是，欣赏想象也有自己的能动性，它可以在总的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对创造想象作某些引申发挥或补充扩展。由于人们的年龄、经历、地位、文化的不同，对同一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欣赏想象也会是不同的，只要不违背作品的规定情境，这样的差别是允许存在的。

想象，不论是创造想象还是欣赏想象，都是飞跃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瞬息之间，可以“视通万里”，也可以“思接千载”，往来倏忽，变化无穷。但是，想象并不是独来独往的天马，伴随它的是感情。感情驱使想象也驾驭想象。想象仿佛来无影去无踪，没有什么线索可寻，其实它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被感情牵动着的。人们的感情并不是固有的，它是在生活的土壤中培植起来的。让我们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生活之中，汲取养料，汲取美好的感情，发展我们的想象能力吧！

（摘编自赵景波《欣赏想象和抒情诗的欣赏》）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语文审美鉴赏活动是对语言文字及作品的品鉴、欣赏与品评的活动，是“鉴”“赏”“评”互融互摄、互推互进的综合性的审美心理活动。审美鉴别力、审美欣赏力与审美评价力也在此活动中得到逐步培养。

1．语文审美鉴别力

审美鉴别力的核心是读者原有的审美图式。图式指人脑中原有的认知结构或框架，是过去经验的心理表征，既包括感性的经验，也包括理性的知识结构。审美图式则是指读者大脑中原有的对美的体验与认知框架，它由感性的审美经验与理性的审美知识构成，可产生审美期待，用于对审美对象的辨识、判断与解释。

语文审美鉴别力的生成，实质上是审美图式不断建构、发展与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根植于对语言文字及作品的审美经验的积累和语言、文学知识的系统建构。

首先，丰富的审美经验为语文审美鉴别活动奠定了感性基础。通过广泛涉猎不同风格、体裁的文学作品，学生能够体验多样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积累感性认识，进而发展出对作品形式和风格的整体觉知的敏感性和辨识力。例如，通过诵读大量的儿歌、古诗词、儿童诗等内容，学生能够形成对不同类型诗歌的审美鉴别力。如能够辨识儿歌通俗直白、贴近生活、结构简单重复等特点，律诗与绝句的韵律严格、对仗工整等特点，词的句式灵活与节奏自由等特点。

其次，语言、文学知识的积累为语文审美鉴别活动提供理性判断依据。语言知识能帮助学生从语言形式角度对作品类型及属性进行识别与判断。文学知识则为语文审美鉴别活动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支撑。其一，文体知识能够帮助学生识别文学作品的类型与特点。例如，寓言《乌鸦喝水》“拟人化动物+寓意”的文体特征与童话形成差异。《木兰诗》起承转合的叙事结构、复沓的句式及英雄叙事的主题，符合“乐府民歌”的文体特点，据此能判断其“叙事性与抒情性结合”的审美属性。其二，作家作品知识有助于学生识别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内涵。例如，根据李白的诗歌风格及诗人仕途失意等背景知识，学生可初步判断《行路难》“豪迈中的苦闷”情感，识别盛唐诗歌“慷慨多气”的审美特质。其三，文学史知识能从文学内容和发展脉络角度助力学生识别作品类型及属性。

2．语文审美欣赏力

语文审美欣赏力，即从语言文字及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品味中获得情感共鸣和精神愉悦的能力。情感共鸣（简称“共情”）是产生审美欣赏的关键。格式塔心理学异质同构理论认为，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存在着根本的统一，当外部客观事物的结构与内部心理结构相似时，人会产生一定的情绪变化。如看到波浪线，会产生柔和感；看到锯齿线，会产生痛苦的感觉。美学中一直有“移情说”。朱光潜认为，物我存在同一现象，移情“就是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多少和事物发生同情与共鸣”。德国美学家费肖尔认为，移情就是“人把自己外射到或感入到自然界事物里去”，以造成“对象的人化”。审美心理学学者张小将则认为，“移情作用的产生，反映了审美主体的联想或投射作用……但它并非无中生有，它的产生需要有客观的根源与主体内在的动因。客观的根源是审美对象的特性与主体的特定情感具有相似点和共通性”。

综上可见，影响情感共鸣与审美愉悦产生的因素主要是审美对象的形式与审美主体的情感投射。当审美对象的形式与审美主体的情感相通，便产生情感共鸣，获得审美愉悦，从而形成审美欣赏。可见，审美欣赏力的强弱直接与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形式的情感投射力相关。语文审美欣赏的对象是语言文字及作品，因此，对语言文字及作品形式的情感投射力是影响语文审美欣赏力的重要因素。

3．语文审美评价力

语文审美评价力是读者基于美学知识和文学理论对作品艺术价值进行多维评判的能力，生成这一能力的关键是读者的文艺美学素养。

美学理论以其对美的本质理解与系统阐述为审美评价提供了哲学依据和分析框架。如把“审美”理解为一种人生的态度与生命的存在状态，可以提升审美评价的眼光，让语文审美不止于草长莺飞的热闹、五彩缤纷的绚丽，更能从中挖掘生命蓬勃向上的追求。又如了解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美三种类型与优美、崇高、悲剧、喜剧、荒诞、丑六种审美形态，可以为审美评价提供分析框架。

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具体阐释为语文审美评价活动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方法。如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说（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拓宽了文学评论的视野；“言——象——意”的文学作品层次理论，即语言、意象、意蕴为文学作品评价提供了分析框架。文学形态理论则直接影响文学的评价标准。如对于《在柏林》等现实主义作品，批判现实的主题、个性化的人物形象、真实性的细节描写成为作品评价的标准；而要解读“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则需要基于浪漫主义的想象与夸张手法去品评作品的妙处与魅力。

（摘编自余虹   米禧《语文审美鉴赏力的学理探究与培育路径》）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为诗歌体裁的乐府，有古体与近体之分。乐府之古体奠基于汉魏，近体肇始于齐梁。近体诗长于抒情，便于入乐，故唐人或以近体重赋乐府古题，或以近体入时下新声。而汉魏以下，乐府古体之作与音乐文艺之关系日渐疏离。脱离音乐母体之后的古体乐府，在唐代经与近体乐府之博弈，文学表现力获得极大拓展。宋承唐后，受尊经复古思潮影响，古乐府之文体地位愈加尊崇。

以抗衡近体流行乐章为动因，唐代文人沿抒情咏怀与纪实叙事两种思路进行古乐府之复兴。主抒情咏怀的一系，李白实有“开凿”之功。李白的古乐府受鲍照影响很大。鲍照承东晋文人拟乐府寥落情形之后，有意识地利用古体乐府寄寓身世感慨，重新激活了汉魏乐府缘情叙事的文体功能。李白古乐府进一步融合诗、骚精神，发掘汉魏乐府古辞、始辞或诗题、本事中与个人情怀相契合处，结合个人身世际遇、社会观察，形成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则重新确立起古乐府的纪实叙事传统。元稹、白居易强调《汉书·艺文志》中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的功能定性，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作品体现出强烈的刺时精神。

宋代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全面总结，在古乐府方面，则表现为进一步溯源乐府诗体的古乐歌性质。受到复古思潮的影响，宋人非常重视古乐府的古质体貌，在创作时有意仿效上古以来之杂歌谣辞，如曹勋《松隐文集》有“古乐府”六卷，里面有不少拟古歌谣，如《吴歌为吴季子作》《孔子泣颜回》等。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将“杂歌谣辞”列为十二类乐府之一，实际上正是宋人扩大化的乐府诗体认定标准。在宋代文体观念中，与一般的“古诗”及具有世俗宴娱功能的乐章曲词相比，古乐府诗有着更加尊崇的地位。周紫芝编《古今诸家乐府》序中指出：“世之言乐府者知其起于汉魏，盛于晋宋，成于唐，而不知其源实肇于虞舜之时……至孔子删诗定书，取三百六篇，当时燕飨祭祀，下管登歌，一皆用之，乐府盖起于此。”这一观点实际上支持了唐宋以来“补乐歌”类作品的创作，正式认定其乐府属性，并明确将《诗经》视作先秦乐府诗的结集。由此可见，古乐府诗与艳词俗曲不可同日而语。

经唐宋两代诗人的努力，古体乐府终于开拓出近体乐府无法替代的意义功能，拥有了独特的文体学价值。

（摘编自梁海燕《唐宋乐府古体的嬗变》）

材料二：

初唐时期，乐府创作向着格律化、歌行化方向发展。此时流行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抒发感情，如“初唐四杰”、沈佺期、宋之问，他们的乐府诗虽未脱尽六朝之绮艳，然已有刚健雄浑之气骨，加上陈子昂提倡“风骨”“兴寄”和张若虚、刘希夷等人的创作实践，乐府诗始洗尽铅华，呈现出兴象玲珑的初唐风韵。张若虚“以孤篇压倒全唐”的乐府名篇《春江花月夜》，吟咏出初唐人对人生的思索，以及生命积极蓬勃的姿态。

盛唐时期，乐府诗的创作达到了高潮，如高适、岑参创作的慷慨悲壮的边塞乐府诗，王昌龄、王之涣创作的风华流丽的乐府诗等。其中最杰出的就是我国古代伟大的两位诗人——李白、杜甫。他们的乐府诗创作促成了盛唐乐府诗百花齐放的全新局面。李白以乐府旧题创作了大量诗作，不拘字数、形式自由，其《将进酒》《蜀道难》等都是挥洒自如的名篇。此后的杜甫以如椽巨笔创制“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之新题乐府，开启了中唐时期元白新乐府运动的崭新篇章，其“三吏”“三别”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明代胡应麟评价“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风》《雅》”，盛赞李白的乐府诗浪漫奇绝，情感磅礴，杜甫的乐府诗注重现实叙事，沧桑古雅。

中唐时期，乐府诗创作走向全面繁荣。元稹、白居易倡导了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推动知识阶层投入乐府诗的创作。“新乐府”就是新题乐府，指的是不依旧谱、不入音乐、不用乐府旧题，而用新题写时事，强调诗歌要继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坚持“为君、为臣、为民、为事、为物而作，不为文而作”，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都带有乐府诗的典型特点，以“行”“歌”为篇名，且采取乐府诗的叙事方法，选取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片段、一个矛盾焦点，来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新乐府运动除了掀起文人创作乐府诗的热情，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完成了乐府诗的“伦理”改造，使乐府诗与五言诗、七言诗一样，具有讽喻时事的功能。

晚唐时期，乐府诗沿着中唐新乐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继续前进，尤其是晚唐后期，时代更加动荡，因而乐府诗中的“讽喻”被看作是最重要的功能，咏史讽世的乐府诗层出不穷。但随着新的音乐——燕乐兴起，而与之相配的长短句开始流行，乐府诗的地位逐渐被其取代。

与唐代乐府诗的繁荣相比，宋代乐府诗创作大多取法前人，创新之处不多，整体上相对沉寂。不过，宋代以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学、市民文学的发展，为乐府诗提供了新的契机，此时创作的乐府诗体现了市民文化精神。

（摘编自贾艳雪《浅谈乐府诗的历史演变》）

“新乐府”，是指采用     ①     的乐府诗，与古乐府相对。唐代中期，诗坛中的乐府诗大多“沿袭古题，唱和重复”，     ②     的功能严重缺失。基于此，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人拟恢复乐府诗的风雅比兴传统，强调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     ③     。他们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政治，敢于指陈时弊，关注民生疾苦，对乐府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鲁迅作品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始终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不仅源于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奠基性意义，更在于其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深刻洞察所形成的精神价值。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入的鲁迅作品，在思想深度与内容厚度上实现了对初中阶段的提升，重在引导学生从阅读品析走向精神对话，完成从“阅读鲁迅”到“理解鲁迅”的跨越。

高中教材中的《祝福》《阿Q正传》以精妙的叙事艺术深入剖析国民性与社会悲剧，蕴含着对人性与社会的多重思考：《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在悲愤中控诉时代之恶，彰显了杂文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与抒情力量；《拿来主义》则以犀利的逻辑和比喻说理，为学生提供了文化批判与理性建构的思维范式。这些作品的编选并非简单的文本罗列，而是教材编写者基于“循序渐进”原则的精心设计，与初中阶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兼具温情与思考的作品形成梯度，逐步引导学生触碰鲁迅思想的核心。

然而，鲁迅作品与当代高中生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膜，这种隔膜既来自时代语境的差异，也源于其独特的语言风格。鲁迅的语言融汇古今，兼具白话文的鲜活与文言文的凝练。常以长句、转折句构建复杂的语义层次，甚至刻意制造“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样的矛盾表述，以承载多义而富有张力的思想。这种语言特质使得鲁迅作品“难读”，但也正是其魅力所在——唯有深入品味语言，才能穿越时代的隔阂，抵达思想的内核。

把握鲁迅作品的核心价值，关键在于理解其“立人”思想与批判精神的统一。鲁迅始终以“救救孩子”的呐喊呼唤人的觉醒，以批判国民劣根性为路径探寻民族精神的重生。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以语言分析为切入点，通过文本细读把握作品的叙事节奏、抒情方式与论证逻辑，进而理解鲁迅如何以文学为武器，在回望历史、审视现实中构建起独特的精神坐标系。这种阅读体验，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语言运用与思维能力，更能培育其文化自信与社会责任感。

（摘编自王富仁《鲁迅作品的教学价值与阅读路径》）

材料二：

经典文本的教学，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实现与文本的深度对话，而这种对话的前提是破除“经典崇拜”与“理解焦虑”的双重误区。对于高中阶段的鲁迅作品教学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部分学生因鲁迅作品的“经典地位”而产生敬畏感，不敢主动解读；或因担心“读不懂”而产生焦虑，难以进入文本深处。这种心态阻碍了真实的阅读体验，使得经典的精神价值难以真正传递。

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情境化阅读”路径。所谓情境化阅读，并非简单的时代背景介绍，而是将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关切中，建立经典与当代的联结。例如，解读《祝福》时，可结合“女性命运”的现实议题，引导学生对比祥林嫂的悲剧与当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在古今对照中理解封建礼教的本质与人性解放的意义；讲《拿来主义》时，可关联当下的文化交流现象，如“国潮”的兴起、外来文化的引入，让学生以文本中的思维方法分析现实问题，实现从“文本解读”到“现实观照”的迁移。

文本细读是情境化阅读的核心方法。教师应引导学生聚焦文本的细节之处，如《祝福》中祥林嫂三次肖像的变化，不仅是外貌的描写，更是其精神世界逐步崩塌的轨迹；《阿Q正传》中“精神胜利法”的多次出现，既刻画了人物的性格悲剧，也折射出民族心理的深层问题。通过对这些细节的梳理与分析，学生能逐步把握鲁迅作品的叙事逻辑与思想脉络，形成自己的阅读见解。

同时，经典阅读需要“留白”与“碰撞”。教师不应将自己的解读强加给学生，而应提供多元的解读视角，鼓励学生提出疑问、展开辩论。例如，对于《拿来主义》中“拿来”与“送去”的辩证关系，可引导学生结合当下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展开讨论；对于《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内涵，可关联当代青年的责任担当进行思考。这种开放性的阅读方式，能让学生在思维的碰撞中深化对经典的理解，真正将经典的精神内化为自身的素养。

此外，经典阅读的价值还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审美判断力”。鲁迅作品本身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典范，其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对人性弱点的深刻剖析，为学生提供了思考的范例。通过阅读鲁迅作品，学生不仅能学会如何理性地审视历史与现实，还能提升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能力，感受其语言的张力、叙事的精妙与思想的深度。这种能力的培育，正是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核心要求，也是经典文本教学的终极目标。

（摘编自李泽厚《经典阅读的当代意义与教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