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在山林里求生。在他们，“团体”是生活的前提。可是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人们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对个人的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是个有赏罚的裁判者，是个公正的维持者，是个全能的保护者。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绝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团体的象征。在这样的神的观念下，派生出两个重要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与此相反，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孔子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在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但是孔子却常常提到“仁”字，一方面他一再地要给仁字明白的解释，而另一方面却又屡次对这种道德要素“欲说还止”。每当他积极地想要说明仁字是什么时，他却又退到了“克己复礼为仁”“恭宽信敏惠”这一套私人间的道德要素了。孔子的困难是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团体”缺乏，“天下归仁”就是一个无法清晰解释的观念。以私人关系维系的社会形态中，仁这个观念只是逻辑上的总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所以凡是要具体说明时，还得回到“孝悌忠信”那一类的道德要素。

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样不分差序的爱的观念，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时把“忠”字抬出来放在这位置上，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忠君并不是个人与团体的道德要素，而依旧是对君王私人间的关系。团体道德的缺乏，在公私的冲突里更看得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反思和选择的产物。人类并非天生完美，更谈不上是一种始终向善的生物。资源的有限、利益的排他、人情的纠缠，往往会影响我们，使我们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识和原则，也依然不能按照这些知识和原则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来行动。所以，我们不是“天生地”或“必然地”就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中。我们赖以存在的道德世界，以及我们具体实施的道德活动，实质上，全是我们在“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两可之间经过权衡、反思而选择了前者的后果。这恰恰表明，人是具有能动性的自由存在者；道德是奠基于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产物，相应的，“讲道德”成为人这种生灵不仅显著而且引以为豪的标志，也正是因为它构成了对人性本质的展示和呈现。

为了表明“讲道德”是人更愿意（或至少是经过教育和劝说之后更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伦理学家给出了许多论证方案。其中一种典型方案是，将“讲道德”与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以及人类生活的繁荣联系起来；通过描述和阐释道德对人类的自我提升、自我成就、自我超越的关键作用而证明“讲道德”的必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崇高性论证”。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论证方案可用于说明“人为什么要讲道德”。那就是“脆弱性论证”。与“崇高性论证”相比，后者的着眼之处不是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或生活的繁荣，而是个人的生存、集体的维系或生活的延续。它的基本逻辑在于告诫人们，如果缺少道德，个体将无法继续生存，集体将分崩离析，整个人类生活将退回到“丛林状态”。原因在于，就其个体而言，人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智力上都是极为有限和脆弱的。恰恰是这种有限性与脆弱性，使人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建立互相帮扶和约束的秩序，结成拥有一定规则的集体和社会，从而确保每位成员的安全与发展。

（摘编自《世界哲学大会专家谈》）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二：

乡土作为人类诞生的摇篮，成了人类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当人类成群结队地涌向文明发达的城市之后，人们的情感与乡土仍然有着不能阻断的精神联系，乡土成了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也是滋补作家的肥沃土壤。马克·吐温对家乡密西西比河的乡村生活的描摹，福克纳对美国南方风情画般的描绘，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的广阔草原、森林和乡村生活的由衷赞美，都已证明乡土像母亲一样孕育了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从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茅盾、沈从文、废名，到后来的汪曾祺、孙犁、莫言等，他们始终痴情地关注着那片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土。

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是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这是相对于其他生活领域（如城市、军营、知识界等）而言的。这些“乡土作家”特别地关心乡间外观上和一般生活形式上区别于其他生活领域的特色，他们努力追求自己笔下乡间的独特性，并一律带有较为浓重的“乡恋”色彩。与此不同，莫言笔下的乡间世界基本上是在同一空间内展开的。高密东北乡，中国一个古老、充满苦难的乡村，它不是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乡村，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被时间滤去了历史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特征，其生活呈现为最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暴力、死亡……他努力书写高密东北乡人的贫苦，写出他们的艰难抗争，写出他们虽贫困却有着不屈的精神、美好的道德与淳朴善良的人性，表现了作家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去整合现实、祈求故土复兴的美好愿望，成就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

（选自黄志刚《莫言小说乡土情结探源》，有删改）

材料三：

乡土情结作为中国人集体潜意识里的一种心理状态，主要由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演化而来，其基本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归隐山林的乡土情结。归隐山林源于志士或诗人对世俗社会人情世故的厌恶，更是对乡土自然的内心向往。他们远离尘世的喧嚣，而甘享乡居的宁静。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最形象的注解。

其二，思念故乡的乡土情结。“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乡思亲本身就是一种浓厚的乡土情结，正是这种乡土情结的存在，即使“少小离家老大回”，但乡音始终未改。对于故土，国人始终是难以割舍的。

其三，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史记·项羽本纪》中写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项羽为何乌江自刎？从这句诗中可窥其因。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是人的欲望和价值扩大化的一种体现。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事业的成功只有得到乡人的认可才是最大的荣耀。

（选自高申贵《关于中国人乡土情结的文化思考》，有删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乡贤身体力行，在敦风化俗、息讼止纷、安土息民中践行儒家道统，在“修齐治平”里追求中和圆融，进而在历史和地域尺度上汇集形成了乡贤文化，内嵌于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的母本文化结构中，持续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个方面。

由儒家创始人孔子奠定和倡导的“无讼”思想，承载着儒家追求的和谐社会理想，蕴含着人际关系的和谐、友善、诚信、谦让、互恤等道德观念。调处息讼是实现“无讼”理想的重要手段，千百年间，平衡着矛盾纠纷的消弭和伦理纲常的维系，迎合了农耕社会解纷止争的现实需求，逐渐被乡民所接纳和习惯。作为传统社会固有结构中的一环，乡贤对上维护统治秩序，对下稳定社会环境，是历朝调处制度所依附、依靠的关键对象。

可以说，乡贤作为社会治理的生力军，凭借人熟、事熟、村情熟以及威望高、口碑好的优势，积极参与着家乡社会治理。在“家国同构”二元治理结构和农耕文明生产条件下，传统乡贤和调处制度牵手协同，令官府与宗族、国法与乡约、教化与惩处、制度与文化并行不悖、互为补强，在维持社会平衡、化解民事冲突、降低行政成本上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也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从而提高凝聚力和自治能力。从优化乡村文化看，新乡贤文化所蕴含的文化道德力量，能延续传统乡村文脉，教化乡民、反哺乡里、涵养文明，使村民遵循行为规范、价值导向；从提升乡村治理手段看，在一些乡村出现“空心化”现象的情况之下，推进新乡贤文化和乡村社会结构有机融合，更能有效促进公共服务普及与公序良俗形成，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摘编自胡仁智、吴映颖《传承乡贤文化，优化基层治理》)

材料二：

在都市社会中一个人不明白法律，要去请教别人，并不是件可耻之事。但是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在旧小说上，我们常见的听讼，亦称折狱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这种程序在现代眼光中，会感觉到没有道理，但是在乡土社会中，这却是公认正当的。

在这里我可以另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足球比赛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那个人犯规，那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除了做个发球或出界的信号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他的责任是在察看每个球员的动作不越出规则之外。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竞拍起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地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我那时常觉得像是在球场旁看裁判官吹哨子，罚球。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现代的社会中并不把法律看成一种固定的规则了，法律一定得随着时间而改变其内容，所以不知道法律并不成为“败类”。

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洋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这棵栽植于道光年间的古树是一棵‘救命树’，保护在树上避难的村民免受洪水侵袭，如今我们将其列为‘乡愁保护点’，有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在雄安新区大王镇大阳村，安新县乡愁保护工作队成员周建斌指着一棵古槐树说道。雄安新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开工建设阶段，在如火如荼建设场面背后，一些承载村民过往记忆的古宅、老树依然挺立，成为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

为保护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雄安新区在全国没有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率先成立雄安新区“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首创雄安新区“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据辛公舜介绍，在雄安新区的大规模开工建设中也出现了工程建设和“乡愁保护点”位置冲突的现象，雄安新区乡愁工作专班采取了“一案一政策”的活态保护措施，根据“乡愁文化遗产”价值和规划建设需要，针对每一处“乡愁文化遗产”的特点制定了“特殊”政策，有效保护“乡愁文化遗产”的同时也配合了施工单位的工程进度。雄安新区未来将利用保存下来的古宅以及古宅构件建设历史街区，利用老物件建设展示新区农耕、渔猎以及民间艺术的博物馆，利用古树打造乡愁林，让未来的新区居民记得住“乡愁”。

除此之外，雄安新区将启动“数字乡愁”影像留存和“数字乡愁云”工作，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展示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三维实时渲染技术等，构建与现实世界孪生的数字虚拟空间。通过对雄安新区内的数字乡愁点进行VR及视频解说制作，建立“数字乡愁”文化平台，最大限度保留和记录古村落乡愁。未来，雄安新区将进一步打造相应的雄安历史文化传承基地和展示区域，将传统文化融入雄安城市风貌之中。

（摘编自鲁达、崔涛《“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融入雄安规划建设》）

材料二

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人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过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记者：您曾经说过，如果把您40年的哲学研究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重读马克思。那么，可否把新出版的“文集”理解为您重读马克思的思想结晶？

杨耕：确实如此。“文集”力图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基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深刻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从而在理论上展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它是我40年来重读马克思的诚实记录和心灵写照。用您的话来说就是，这是我40年来重读马克思的思想概括。

记者：我们注意到，学术界对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存在着争论。有人把马克思与哈姆莱特进行类比，认为如同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样，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马克思。您如何看待这种观念？

杨耕：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不罕见。但是，像马克思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马克思的形象在其身后处在不断变换中，的确有人把马克思与哈姆莱特进行类比，提出不存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哲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无原则的糊涂观念，是一个“不靠谱”的类比。

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塑造的艺术形象，马克思哲学是由马克思创立的具有科学性的理论。艺术形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科学性理论揭示的是客观规律，这种认识正确与否要靠实践检验，而不依赖认知主体的解读。实际上，不管如何解读，合理的解读，包括对艺术作品的解读也是有限度的，是有客观的“底线”的。就马克思而言，合理的解读只能是——只有一个马克思。

记者：请您给我们讲讲马克思的哲学的目标与意义。

杨耕：与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的哲学关注的不是所谓世界的“终极存在”，而是人的现实存在，是“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哲学确立的目标——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任何科学都以研究、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正因为如此，科学产生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又能超越这个特定的时代。马克思哲学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所关注并力图解答的问题深度地契合着当代世界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它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仍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每当世界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求助于”马克思。

记者：________

杨耕：……

记者：您是如何重读马克思的？

杨耕：我重读马克思经历了一条独特的理论途径，这就是，从马克思的哲学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拓展到苏联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再深化到后马克思主义，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的哲学。在这个过程中，我同时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合理因素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创造新的观念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群发展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是突破了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跨学科”而造就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也必须“跨学科”。

重读马克思不能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我一直认为，哲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像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也必须关注现实，深入现实，并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从而以一种深沉的哲学智慧、敏锐的政治意识、彻底的批判精神，超越现实并引导现实运动。哲学必须从现实上升到抽象的概念领域，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否则，就不是哲学；哲学又必须从“天国”下降到“人间”，关注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否则，将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且既不“可信”，也不“可爱”。

记者：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发现？

杨耕：在这样一个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便映照出一个作为哲学家和革命家完美“结合体”的马克思，一个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高度统一的马克思的哲学。正是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我感受到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感受到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强烈的使命意识。脱离了现实，抽掉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会像无根的浮萍那样随波逐流，甚至是无病呻吟。

当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不变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考与奋斗、光荣与梦想。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发现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以一种深沉的哲学智慧适应现实、超越现实、引导现实，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应有的良心和使命。正因为如此，我深切地关注着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收入“文集”第7卷的《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思考》力图把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把真实的描述与深刻的反思结合起来，把哲学思维力量的穿透力与哲学批判精神的震撼力结合起来，把自觉的哲学意识与敏锐的政治眼光结合起来，从而在理论上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前景。

（摘编自《重读马克思，展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杨耕文集”出版访谈》）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愁，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历久常新的普遍主题。余光中多年来写了许多以乡愁为主题的诗篇，《乡愁》就是其中情深意长、音调动人的一首。《乡愁》的美令人瞩目，特别是音乐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旋律上，其中“乡愁是……”与“在这头……在那头”的四次重复，四节中同一位置上“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等叠词的运用，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等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人的语言功力，也增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乡愁》，犹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是海外游子深情而美的恋歌。

余光中等诗人的贡献还在于，他们找回了汉字与汉语的时间性之间的联系，并探索了通过文字排列实现诗歌音乐性的种种结构的道路，这是古典诗歌没有摸索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正为新诗的音乐性，甚至为汉语的音乐性开辟了新的道路。

（摘编自《新诗鉴赏词典》）

材料二：

诗歌的音乐性一向是业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关于诗歌的音乐性，文学评论家谢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包括新诗在内的所有诗歌都必须包含音乐性。诗歌要有音乐性，没有了音乐性，就与其他的文体没有区别了。而中国新诗缺少的恰恰是音乐性。现在的很多诗人不懂旧体诗，甚至认为旧体诗好写，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诗歌内在的一些规律，不知道怎么用词，不知道声韵上怎么表达才动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说，现代诗没有必要像古诗那样讲究平仄、中间对偶，但讲究语言的和谐还是必要的。李山所强调的向古诗学习，并不是要我们回到传统，而是倡导现代的散体诗如何在借鉴古代汉语有声调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创作出符合现代品位、又能充分体现汉语魅力的诗，他认为这是需要大力尝试的。

诗人王久辛说，出现新诗有无音乐性的疑问，是不懂修辞的诗人提出的一个很可笑的疑问。真正懂修辞的诗人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的，因为畅达的修辞，高妙、动人的修辞，那种有复合性的修辞，都是对诗歌音乐性的一种大胆的创造、勇敢的探索。诗人西川提出，格律是个假命题。主张诗歌要讲究格律的人，是“要给新诗立规矩的人”，他称这些人大多是一些创造力匮乏、趣味良好、富有责任感的好心人。他们多以19世纪以前的西方诗歌为参考系，弄出些音步或音尺，但这没什么意义。

（摘编自《辽宁日报》）

材料三：

中国新诗走过的一百年里，质疑之声似乎从未断过。诗人郑敏甚至从源头上对新诗做了否定：20世纪之所以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时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

如此说来，这真是一部让人沮丧的百年新诗史。但是且慢，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诗人于坚就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这正是伟大的迹象”。

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看待新诗？

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使得国人至今依然不屈不挠地拿新诗与古诗一决高下，依然用发展了几千年的古汉语经验来衡量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超稳定的审美规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极为自然。从如此强大的古典诗歌参照系出发，读者对新诗的数落与普遍不满便可以预料：能让人完整记住的新诗名篇凤毛麟角，经典之作屈指可数；新诗语言做不到出神入化；新诗离真正走进大众生活及其内心世界还有距离。

然而，必须正视一个严酷的事实，古典诗歌堪称优美的诗情画意，在后起的新诗这里已经出现了脱节或者转变。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新诗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新诗经过挣脱，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现代新诗与古体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对这两种状态下的诗歌，显然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评价体系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多年来，诗歌界有这么一个共识，新时期的中国诗歌用二三十年的时光，几乎走完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全部征程，“浓缩”了西方近百年的现代诗、后现代诗发展历史。学习和吸收西方现代诗歌，无疑为中国新诗提供了转型契机，但这种转型不是分阶段的蜕变，而几乎是共时性完成的。中国新诗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致营养过剩。

在中外诗歌的评价与比照中，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精华与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国际军团——从20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的普吕多姆，到爱尔兰的叶芝，再到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多国联军步步进逼，综合全部优势，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轻松地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比了下去。这种缺乏对等参照的评价标准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中国诗歌“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除了与古代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中国新诗还在通过不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为自己开疆拓土，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内容、形式和语言，创造新的诗歌范式。新诗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变、求新的小传统，对新诗的接受与评价也应该面对其自身小传统的考核，而不是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不必执念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

最后，还涉及对前辈诗人的具体评价问题。当下不少诗人对新诗诞生之初的历史成绩持否定态度，如“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这种断语相当有代表性。他们用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现时尺度去审视过去，忽视了任何接受与评价都不能偏离历史特定语境的原则。

（摘编自《人民日报》）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光出？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

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

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红烛》（节选）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独特，它最根本之点，就是结构和艺术造型合理地融洽一致，而不是削足适履，相互抵牾；许多造型艺术上的特点，实际上来自结构本身的要求，并非矫揉造作。

②简单分析一下中国古代建筑的单体的特征。中国古代木结构是骨架系统（Frame System），屋面和楼层的各种荷载，由梁柱负担，传至基础。通常，外围的墙体不承重，厚重的外墙用来增强架刚性，抵抗水平荷载（风、震动、摆动等作用力）；因此，中国古代建筑的平面形成，以构架柱网的布局为基础。由于木料的天然尺度和力学性能，柱网常呈矩形，而且尺度变化幅度有限。建筑的规模即用柱网布局和尺度来表示：四柱形成一“间”，正面叫“面阔”，纵深叫“进深”，建筑术语称以“面阔几间、进深几间”表示规模。

③复杂的平面，往往由几组简单矩形柱网合成。中国古代建筑很少用曲线平面，若用，也是构件尺度比较单一的扇形、正圆形之类。这都是木结构的特性所致。

④……

⑤早期（唐以前）中国木结构建筑很少有纯装饰的附加件，一般即对结构构件本身施以适当的艺术加工，而且和构件的力学性质相适应。例如，柱，有称为“梭柱”的做法，梭柱柱身有轻度柔和的卷杀，上段收杀稍甚，以增加柱的稳定感。于是，着意加工为曲线优美的弧形梁，称为“虹梁”或“月梁”。柱、梁、栱的卷杀，似乎增添了弹性和韧度，虹梁、飞檐，给人以轻飏的快感。其他如驼峰、托脚、蜀柱，一经加工，变平凡为神奇，笨重的原料成为生动的艺术品。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处理构件的内在旨趣。

⑥中国古代建筑的单体造型中，屋顶占有重要地位。从简单庄重到繁复华丽，变化幅度很大。早期屋顶型式简单，唐代开始渐渐复杂。例如敦煌壁画中，除了习见的庑殿、悬山、攒尖、歇山，还有圆、八角、十字脊等；宋画黄鹤楼、滕王阁等著名建筑，以唐代建筑写真为粉本，形体相当复杂。正如杜牧《阿房宫赋》所写：“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十分繁复。现存的古代建筑如山西万全飞云楼、北京故宫角楼、承德普宁寺大乘阁，都足可表现古代重楼杰阁的高度造型艺术水平。外型表现性格。北京天坛祈年殿就是一个典范。它整体稳重，庄严，和谐，三重檐圆攒尖顶，用闪耀金光的宝顶结束；具有崇高、向上的态势，这和祈祷上苍赐予福祉的思想是相适应的。

⑦在古代中国，有经验的匠师处理建筑群，非常重视建筑单体之间的型式、体量以及高下关系。屋顶构成建筑群轮廓线，必须避免单调雷同，要有主有从，跌宕起伏，疏密相间，富于节奏韵律。这方面，北京故宫建筑群是个范例。各地一些民间建筑，屋顶组合自由活泼、切合实用，不乏优美动人的例子。

⑧中国古代建筑多以组群形式出现。把使用功能上不同的若干空间包容在一个单栋建筑之内，中国某些山区住宅也是有此式的；但是，空间数量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引起屋顶排水、采光、通风和结构安排上的困难。因此，通常采取把不同功能分属于若干单栋建筑，而把使用上相互有联系的单栋组成单元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单元通常就是由单栋建筑（主要的与附属的）入口（门）、廊庑（交通连接）、墙垣（分隔）等所围绕形成的“院”。一个大建筑群，由若干个不同性质要求的“院”组成。组成院的建筑，其型式、尺度、数量等，取决于使用功能要求。

⑨例如住宅，最简单的只有一个院，如云南的“一颗印”式住宅和江南的三合头天井院，由主房（楼房）、配房、墙垣组成院。典型的四合院住宅，用墙垣和中门（垂花门）界分内外。内院为居住生活部分，由上房、厢房等组成，外院是客人所到处，大门位于侧近。内院是住宅的主要部分，比较华美的装饰，富有生活趣味的树荫、藤架、花台、鱼池、陈设等，都聚在内院。复杂的大型住宅，则有多组居住内院。

⑩中国古代在处理建筑群或整个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表现为利用和改造两个方面。中国古代重视利用，因此就重视选址。除了地形、水源、交通、防御等因素，城市、建筑群在艺术构图方面的要求，也常是选址考虑的重要因素。例如秦始皇造朝宫（阿房宫），“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史记·秦始皇本纪》），以高峻的山峰为宫前双阙，构图意境气局很大。陵墓建筑群和自然环境关系尤为密切，中国古代的优秀范例不少。第一数秦始皇陵。陵以骊山主峰为屏障，负山面河，俯临平原，左右岗峦环抱，拱绕陵体，其间数十里苍茫原野，以陵体为中心。

⑪其次为改造。为建筑群环境气氛所需，对自然面貌加以改变，高者堕之，低者培之。例如故宫后景山，是故宫构图终点，乃人工所筑。园林中更多人工峰峦洞壑，以制造山林气氛。然而中国古代历史上，城市中最大的改造自然的工程，是治水。除河渠运漕所需之外，绿化、美化环境亦是目标之一。例如汉长安昆明池、魏洛阳天渊池、南朝建康玄武湖、北宋开封金明池、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与杭州西湖等，均为人工拦截溪流、汇成水面，成为著名的风景胜地；许多水面，也是城市景区空间的主要成分。

（摘编自《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传统》）

中国古代建筑以①______为基本框架，形成一组建筑的组合。这种布局方式使得建筑不是孤立的单体存在，而是通过连廊、②______等连接成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重视整体时空构成的设计。③______即为最典型的院落式布局，其用墙垣和中门界分内院和外院，内院居住，院中常种植花木等，外院是客人所到之处。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浸种：一夜春雨涨堂前，万木生芽迎句芒

南宋楼璹的《耕织图》是“中国最早完整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被誉为“世界首部农业科普画册”。相传元代程棨临摹时，给每幅图加留了空白，并在空白处用小篆题写了楼璹的五言八句律诗，通过图形说明与文字描述的结合示范，促进了农业科技的传播和农耕文明的传承。

“耕图二十一”画面中一座简明整洁的农舍，门外草木生发，屋前溪水潺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三名男子看年纪似祖孙三代，正相互配合为这一年的耕作准备谷种：左侧的男子挽起裤腿立于溪水中，伸出双手正欲接过装满谷种的竹篮；中间的男子立于岸边，将手中的竹篮递出；右侧的老者拄着拐杖，好似在叮嘱浸种的注意事项。溪水中已有两篮浸泡着的种子，并排着，竹篮上面还放着增重的石块，以便让种子充分地浸泡在溪水中。

耕图二十一首·浸种

【宋】楼璹

溪头夜雨足，门外春水生。

筠篮浸浅碧，嘉谷抽新萌。

西畴将有事，耒耜随晨兴。

只鸡祭句芒，再拜祈秋成。

画面的右侧是楼璹的诗，诗的首联与颔联是对画面内容的陈述：一夜春雨过后，溪流上游水量充沛，门外的溪水也涨了起来；农户们把装有种子的竹篮浸入清浅的溪水中，浸泡后的种子就会萌发出新芽。诗的颈联和尾联则结合农时要求、农具选用、农俗文化等对画面进行了补充说明：立春意味着今年的农事即将开始，农户们清晨就要早起带着犁等农具到田里整地，出发前还要杀一只鸡祭祀春神，以祈祷秋日的丰收。

浸种（乾隆和诗）

谷种如人心，其中含生生。

韶月开初律，向阳草欲萌。

三之日于耜，东作农将兴。

筠筐浸春水，次第宛列成。

画面左上方是乾隆题写的和诗，前三联都是陈述和解释“浸种”的背景和意义：谷种如同人们内心的美好愿望，寄寓着一年的收成和生计；韶月（立春）开始进入新的一轮二十四节气，朝阳的草将要发芽；农历正月一过就要拿耜（即“犁”）开始准备今年的农事了。尾联则以白描的方式强调了画面重点：装满种子的竹筐浸入溪水，一个挨着一个整齐地排列着。

祭“春神”祈秋收

“只鸡祭句芒”中的“句芒”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主管草木生发的“春神”。《礼记·月令》中记载：“孟春之月……其帝大嗥，其神句芒……”表明句芒为孟春之神。又据《吕氏春秋通诠》记载，孟春即春季的首月，具体指立春至惊蛰期间。其间冷空气开始减弱，气温逐渐回暖，有利于种子的萌发。

人们在立春祭祀句芒，举行迎春仪式。对“春神”的祭祀，远在周朝时就有，这种风俗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而杀鸡祭祀的由来也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鸡是一种神兽，具有驱邪祛病、祈福祝祷的作用。因此，在祭祀活动中，鸡常被当作祭品。

楼璹的诗由民间采风而成，其中记录的农俗皆是民间认可和采用的活动形式。古代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农户们在立春之际杀鸡祭祀句芒，以求风调雨顺、秋日丰收。

农时不候 浸种有讲究

一是把握农时。宋代浸种的时间是在二月立春前后。陆游就曾写下诗句“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这段时间如果是夜雨昼晴的天气，就能保证种子发芽所需的湿度和温度，因此画中题诗首句即言“溪头夜雨足”。

二是巧用农具。浸种使用的农具是特制的竹篮，是一种用竹子紧密编织而成的篮筐，侧面看几乎没有孔洞，种子不会漏出，但水能够进入篮中，又有较好的透气性。使用时，以竹篮盛放种子浸于清浅的水中，并在竹篮上压一块大小、质量合适的石块，从而确保种子在浸泡过程中，既能与水充分接触，又有充足的氧气。

三是科学原理。禾本科植物的种子会休眠。干燥的种子含水率通常在15%以下，生理活动非常微弱，处于休眠状态。浸种是让种子从休眠状态复苏的一种有效方法。通过浸种，待种子吸收水分后，种皮膨胀软化，溶解在水中的氧气也会随着水分进入细胞，促进种子中的酶活化，增强胚的呼吸作用。胚乳贮藏的不溶性物质逐渐转变为可溶性物质，并随着水分输送到胚部。当胚获得水分、能量和营养物质后，在适宜的温度和氧气条件下，细胞就开始分裂、生长，胚根首先突破颖壳（谷粒外包的干燥鳞状的保护壳）发芽。

可见，要使种子萌发，首先必须使它吸足水分，至少要吸收相当于自身质量15%～18%的水分才能开始发芽，吸水量达到自身质量40%时才能正常发芽。浸种所需要的时间与种子的谷壳厚薄、透水性强弱、浸种前种子的含水量以及浸种时的水温等相关。籼稻吸水较快，粳稻吸水较慢；种子含水量低的吸水较快，含水量高的吸水较慢；温度高时吸水较快，温度低时吸水较慢。

目前，随着我国现代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传统浸种催芽的法子逐渐被取代，但《耕织图》中对浸种这一环节的农时把握、农具巧用以及技术细节的描述，依然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水稻种植技术的先进性。

（摘编自《基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农耕文化研究》）

浸种是农耕生产的关键环节，需兼顾自然条件与技术细节。春雨过后，溪水上涨，农户将谷种装入竹篮，压上石块使其________；选择此时浸种，既因立春后气温回升适合萌芽，也关联着________的农俗传统；而种子萌发的核心条件，除充足水分外，还需________以保障酶的活化与呼吸作用及胚乳物质转化。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乔治·彻奇是当今生物学领域最具传奇色彩的科学家之一。他是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也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与“复活猛犸象”计划的重要推手。近日他在一次访谈中表示，我们正逼近一个“长寿逃逸速度”的节点，只要人类能活到这个节点，生物技术的发展就将让人类寿命“每过一年，再延长一年”。

问一：你认为会在哪一年出现这个节点？对这种被称作“长寿逃逸速度”的现象，你的看法是什么？

彻奇：我的预测也只能打个大大的问号。不过如果从生物技术的指数级发展来看，特别是我们对衰老机制的理解与干预手段越来越多，我认为趋势非常清晰。

过去我们往往“头痛医头”，比如修复一块胶原蛋白、一条肌腱、一块组织。而现在我们开始思考，能否找到那些在多种老年病中共同起作用的底层机制，一次性解决多个问题。综合来看，生物技术在指数式发展，疗法不断突破，很多治疗已经进入临床阶段。如果2050年成为那个转折点，我不会惊讶。当然，也许会遇到经济或复杂性上的阻力。未来的事情，我们走着看。

问二：要实现那样的寿命，你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能不能让人类像鲸鱼那样长寿？

彻奇：如果要谈长寿，弓头鲸是个典型例子。它们能活到两百岁。至于人类是否能只靠体细胞基因疗法，而不用涉及生殖系基因疗法做到这一点，尚无定论。但是目前几乎所有的研究都集中在体细胞上。毕竟，全世界八十亿人都已经错过了“胚胎阶段修改基因”的机会，加上涉及伦理和安全问题，这种方法对成年人并不适用。

当然，说“不可能”要非常谨慎。现在做不到，不代表明天或十年后也做不到。我相信在我们这一代，仍然能完成很多原本被认为不可能的事。

问三：你提到过，只要替换掉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核，身体就能重新变年轻。真的有可能做到吗？

彻奇：衰老本质上是一个细胞层面的过程。细胞内部的蛋白质，以及血液里的信号分子，都会影响机体的年轻与老化。理论上，如果我们能逐步用新的细胞取代旧的细胞，这些新细胞就能接管原有的职能，让整个身体焕然一新，而不必回到胚胎阶段。

我们已经能让经过人工改造的细胞找到并“落户”在它们该去的生态位里。它们能够适应环境，取代老化的细胞，并继续完成工作。最难的部分是大脑，它几乎不依赖干细胞进行再生。但理论上，我们可以人工引入新的神经干细胞，让它们接入原有的神经回路，学习并替代旧细胞的功能。细胞一批批被替换，但记忆和连接依然延续。

这当然是个极其困难的问题，需要大量实验才能估计它的真正难度。但生物学里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低垂果实”，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也许比我们想得更近。

问四：那有没有可能，用基因疗法把基因送进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彻奇：目前还做不到，不过也没有哪条物理定律说这不可能。真正的障碍主要在操作层面，比如注射剂量和次数。不过我们正在变得聪明，在药物的精准投递上已经取得很大进展。

问五：……

彻奇：……

问六：看来贵公司的研究，已经接近万无一失？

这只是现阶段的实验成果。而且，并不是所有疗法都需要100%的传递率。有些疾病只要修改1%的细胞就足够了。那些细胞可以制造缺失的酶，甚至代替其他细胞完成任务。它们也不一定得待在原来的位置。比如有些酶本来该在大脑里生成，我们却可以让肝脏临时“代班”，只要酶能进入血液，就能发挥作用。

从这个角度，我们其实是在重新编程整个身体。肌肉可以暂时承担免疫功能，血液可以携带神经需要的蛋白质。这些想法已经不再只是理论，而是正在实验室和临床中逐步变成现实。

问七：你是克洛萨尔生物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你们最近宣布“恐狼”复活成功。现在你们又在研究复活猛犸象。你真的认为，人类能把猛犸象带回来吗？

彻奇：这要看怎么定义“带回来”。非洲象和猛犸象的基因差异大约有一百万个碱基对。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我们是在复活一个消失的物种，还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物种。

如果把它视为一项目标明确的合成生物学工程，那问题就不同了。这不仅仅是浪漫的怀旧，而是一项可能带来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科学计划。想象一下，如果能通过重建像猛犸象这样的物种来恢复冻原生态，改善碳循环，那就不仅是“玩科学”，而是真正的环境修复。我们不知道这是否可行，但值得一试，也许会比传统方法更高效、更便宜。

问八：这样看来，你的复活猛犸象计划，和延长人类寿命的研究，其实是相通的？

彻奇：从更深层次说，我对合成生物学中一个叫“最小化问题”的研究方向特别着迷。所谓“最小化”，是指为了让某个功能存在，最少需要多少元素。人们总是在问我们能做到多复杂，而我更关心的是，做到某件事，最少需要什么。

比如，从多能干细胞变成神经元，最少需要几个转录因子？一个细胞能自我复制，最少需要多少个碱基对？在支原体项目中，我们真的试过这些问题，一段段删掉基因组，看看它还能不能活。结果发现，生命极其有韧性，只要几个关键开关，就能维持运作。

所以，比起复活猛犸象，我更感兴趣的，是寻找生命的“最低配版本”。完美复刻并不是最迷人的部分，真正令人着迷的，是找到那组最小但关键的组合，那些让生命维持、让形态出现的要素。由此出发，我们也许就能理解如何让生命重组、扩写，甚至升级。

（摘编自《2050年的你，还会老吗？》，《看天下》2025年10月18日，第28期）

美国生物学家乔治·彻奇近日研究发现，随着生物技术的指数级发展，我们对衰老机制的理解与干预手段越来越多，________正在逼近。目前人类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________上。该疗法认为，只要替换掉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核，身体就能重新变年轻。虽然目前还无法做到把基因送进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但他相信，生命有“最低配版本”，只要________，就有可能让生命重组。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闻一多在诗歌创作领域中采取的办法是承接传统并借力传统，实行中西诗歌的传统汇流，以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姿态见长。首先，他深受中国传统诗歌及其文化的滋养。中国古典诗歌是闻一多创作的源泉：前期，诗人就发表了《律诗的研究》，提出中国的律诗是“最合艺术原理的抒情诗文”，又说“均齐是中国的哲学、伦理、艺术的天然的色彩，而律诗则为这个原质的结晶”，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中国新诗的格律化运动；后期，诗人通过钩沉神话、《诗经》《楚辞》和唐诗等文化瑰宝，在挖掘古典文学宝藏的同时，进行了创新性和创造性探索，期望培植能够深耕于现代国家的民族传统精神。其次，他是有选择性地对西方诗歌传统进行采纳学习。闻一多在诗歌形式的创作上对西方唯美主义的借鉴学习比较明显，比如济慈“艺术纯美”的思想。在追求“诗的格律”时期，王尔德的“生活模仿艺术”的观念对闻一多的影响也很大，一如他在《诗的格律》中对王尔德“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之语的肯定。当然，闻一多对西方诗歌传统的借鉴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也延续到他的诗论作品中，如其诗论文章《〈女神〉之地方色彩》便鲜明地提出了“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其实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的观点。他的系列诗论观点，将草创时期中国新诗的发展推向了“中西交融”的方向，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源头和新的路径。

闻一多在探索新诗向何处去的关键十字路口，不管是纵向继承，还是横向借鉴，都实现了辩证统一。他追求“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然而也“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因为“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这汇聚到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理论上，则表现为注重诗音与诗形。

其一是“诗的三美”主张，呈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在创建格律体时，闻一多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就是诗歌创作的“三美”原则。他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便是“三美”观点，明晰地指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和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其中音乐的美在于音节，专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表现的美，包括节奏、押韵、停顿等要素的美，要求语音和谐、声音流畅，且符合诗人的情绪；而绘画的美在于辞藻，指诗歌的词汇应该尽力去表现颜色和现实，表现一幅幅色彩浓郁的想象画面；建筑的美则立足空间，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匀称、各行诗句的字数长短需要均齐，形成一种外形匀称、均齐的格律诗形。闻一多的诗的“三美”主张，借鉴消化了中外传统的诗和诗的传统，并对中国文字重意、诗歌依托吟诵等民族传统精神的艺术元素进行了充分吸收和改进，从而引发读者听觉、视觉上的双重诗美体验。

其二是借传统之力，让诗歌创作具有难度，筑牢诗歌艺术门槛。闻一多早年热心于新诗的创作与理论研究，欲引领一种诗的风气，从《红烛》到《死水》，薄薄的两本诗集以倡导新格律诗而开一代诗风。《诗的格律》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是新诗格律化追求，提出“做诗的趣味就是在一种规定的格律之内出奇制胜”。格律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优秀传统，要求作者必须有很厚的积累才能收放自如，一如杜甫所言“晚节渐于诗律细”。闻一多对新格律诗的提倡，在新诗白话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三个原点也构成一种稳定关系：“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量体裁衣’、层出不穷的；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

事实上，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一步步将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合二为一，做到了我们今天所常说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最终使得新诗摩擦出了中外诗歌交锋融汇的火花。

（摘编自颜同林   何婷《闻一多：传统的诗与诗的传统》）

材料二：

闻一多称得上是现代中国的英雄。当他看到动荡的社会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他便认识到了和平、民主和正义是他更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它们是比学术研究更高层次的理想。于是，他从书斋走向了社会，参加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而当他一旦置身于为民主的斗争中，他那种正气凛然、无所畏惧的精神品质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不怕吗？不怕。为什么？因为“为人民”是一项至善的事业。闻一多在“为人民”的事业中是不可战胜的——他可能会牺牲，但他不会失败；即使牺牲，精神也会永存。他挑战的权威，不再是他以前所面对的诗坛明星和学界名流，而是国民党政权。他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与和平，更是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他就这样在“为人民”中找到了伟大的精神力量。就闻一多投入到民主斗争时所保持的无所畏惧、不怕牺牲的精神而言，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诗人，一个伟大的信仰者。

现有的材料表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不是原先计划中安排的，而是因为他看到李公朴追悼会上又晃动着特务的身影，他感到愤怒才拍案而起。他在演讲中所用的大气磅礴的祈使句式和不容置疑的语气，展示的是代表正义的自信，是作为忧国忧民的道德担当，是一个超脱世俗的有自信的诗人对黑暗现实的宣判。他说：“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历史学家凭理性预测前景，闻一多进行这样的展望，更多的是依靠一种信念。这一信念自有其历史的依据，但它更多的是依据信念本身所作的宣告。

闻一多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前景的光明，表明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诗人，怀着热烈的感情，表达对未来朴素而美好的期望。他确信自己在正义的一方，而正义的一方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他由此找到了牺牲的价值，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

（摘编自陈国恩《“诗”的闻一多》）

一句话

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里我们称之作Face-to-faceG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群”。归有光的《项脊轩记》里说，他日常接触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脚步声来辨别来者是谁。在“面对面的社群”里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很少太太会在门外用姓名来回答丈夫的发问。但是我们因为久习于这种“我呀！”“我呀！”的回答，也很有时候用到了门内人无法辨别你声音的场合。我有一次，久别家乡回来，在电话里听到了一个无法辨别的“我呀”时，的确闹了一个笑话。

“贵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

（节选自《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林黛玉）再往怡红院^【1】来，只见院门关着，黛玉便以手扣门。

谁知晴雯和碧痕^【2】正拌了嘴，没好气，……忽听又有人叫门，晴雯越发动了气，也并不问是谁，便说道：“都睡下了，明儿再来罢。”……（林黛玉）因而又高声说道：“是我。还不开么？”晴雯偏生还没听出来，便使性子说道：“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

林黛玉听了，不觉气怔在门外……

（节选自《红楼梦》第二十六回）

注释：【1】怡红院，贾宝玉在大观园里的住处。【2】晴雯和碧痕，贾宝玉的丫环。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鲁迅和沈从文都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那时内忧外患，民族贫弱，他们都怀着爱国之心和救国之愿，将自己的全副身心投向了广袤的土地。

作为五四新文学主将的鲁迅，从一开始就高扬“人的文学”大旗，寻求着健康人的生存形式。在弘文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就经常和朋友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他所考虑的这三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问题，即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在鲁迅看来，人生问题不只是温饱、生活境遇、劳动条件等物质条件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对人的精神、价值的理解等问题。因此，鲁迅认为，对于下层受压迫民众来说首要的问题是去改变他们被封建传统观念禁锢的精神世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进而使他们得到正常、健全的发展。

从本质上讲，沈从文向往的同样是五四时期的人生文学。他在《窄而霉斋闲话》中写道：“‘京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诗人以一个绅士或荡士的闲暇心情，窥觑宽泛的地上人事，平庸、狭隘、自私，一切现象使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来的老派头，……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故‘人生文学’这名词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他还说要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词叫出来，这说明了他承续“五四文学”精神传统的意图。他的大量作品也贯穿了应当寻求人性和使人性复归的思想基调，显示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要求人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传统。

鲁迅和沈从文以属于自己的方式呼应了对人的命运问题的思考，并致力于人性及人的健康生存问题的探讨；他们都曾以积极的态度，为改变乡土面貌进行过不同方式的努力，这种相通形成了两位作家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摘编自马海娟《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乡土小说是指20世纪20年代初，寓居京沪的青年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村生活原状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闻一多曾说：“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都归成一样的，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一样颜色画不成一幅完全的画，因为色彩仅是绘画的一种要素。”“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需要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新文学作家呼吁文学的“地方色彩”，提倡文学应有“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号召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乡土气息、泥土味透过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

“于乡土文学发轫，作为领路者”的鲁迅，他笔下是地道的20年代中国东南沿海砖墙瓦顶的农村生活：鲁镇与未庄古老而缺少变化的生活模式、咸亨酒店、曲尺形柜台、祝福祭祖风习、临河空地的社戏、水乡乌篷船、活动其间的戴毡帽穿夹袄的形形色色人物……无不充满浙东水乡浓郁的色彩。“京派”作家代表沈从文，虽长年身居都市，但一直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固守其“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虽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作者隐秘潜意识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他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歌咏者，以潇洒随心的文字把千里沅水和武陵山系的竹翠花红、风土人情，汇集在其穷尽毕生功力造就的“湘西世界”：古朴风情的吊脚楼、渡口摆船，淳朴的茶峒田园、碾坊，古道热肠的水手船夫，为爱为情而活的少男少女……

一东一西，此水彼山，不同地域的山光水色与文化特质栽培出两棵卓尔不群的参天巨树，丰富了中国乡土文学之园。

乡土文学就是以特定地域为客体，用智者觉醒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去审视并揭示其固有价值属性，表达出作家不同的创作意图。弃医从文的鲁迅以医生把脉问诊的职业行为，对社会本质、人类灵魂质疑拷问。他直面惨淡人生，背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沉重使命，用冷峻犀利的解剖刀去细析病态灵魂。在他的作品里，乡土虽也有承载过百草园的童真、社戏的欢愉、少年闰土月下刺猹的英武，但本着“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感，其笔触更多是揭露礼教的吃人本质、国民的积弱和冥顽不灵的人性丑陋等精神负累现象。读鲁迅的作品，感到国家、社会，“只是一片乌黑乌黑”。《呐喊》和《彷徨》将审视平台搭建在“鲁镇”，以写实主义揭示人的精神状态，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以唤醒麻木不仁的人们。通过对闰土、阿Q等悲剧形象的塑造，说明民主革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通过对单四嫂子、爱姑等苦情形象刻画，表现对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鲁迅塑造乡下人，采用“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峻冷目光审视乡下人的退守狭隘、自私卑怯、看客心态、自欺欺人、愚昧巧滑……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以手术刀般精准的笔“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体现“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特点。

自诩“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的沈从文，其乡土小说常淡化时代，像人性实验室，将人间美丑苦乐过滤清理。特异优美的湘西世界是作者用来表达“我实在是一个乡下人”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不在社会动乱中展现人物，而是写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宁静和谐，以秀丽的文字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从人道主义理想出发，歌颂原始淳朴的民风、劳动者崇高的人性美。天真娇美的少女和饱经风霜的老者是沈从文经常表现的人物形象，在湘西山明水秀竹翠花红中，远离尘嚣而生活着的女儿烂漫如花、清纯如水，心灵没有沾染半点世俗纤尘；老者世故如松、刚强如石，生活磨难并不曾损蚀他们的淳朴。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风俗淳朴的边城美丽风光，突出对湘西下层人民美善理想的人生形式的关注和赞赏。

一丑一美，此贬彼咏，鲁迅与沈从文相异的创作意图共同指向文学的价值真谛——“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的思想”。

（摘编自黄建章《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探微》）

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书写，常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两极。鲁迅直面乡村的破败与人性的麻木，______，试图以痛感唤醒沉睡的国民；沈从文则不同，他有意滤去现实的血腥与嘈杂，在湘西世界中提炼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如果说鲁迅的创作是“破坏”，是为了拆毁禁锢人性的旧屋；那么沈从文的创作则是“建设”，意在为民族品德的重造提供参照。二者看似路径相反，实则______：一个在绝望中反抗，一个在温情中守望，共同完成了对“人”的深层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