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二：

乡土作为人类诞生的摇篮，成了人类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当人类成群结队地涌向文明发达的城市之后，人们的情感与乡土仍然有着不能阻断的精神联系，乡土成了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也是滋补作家的肥沃土壤。马克·吐温对家乡密西西比河的乡村生活的描摹，福克纳对美国南方风情画般的描绘，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的广阔草原、森林和乡村生活的由衷赞美，都已证明乡土像母亲一样孕育了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从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茅盾、沈从文、废名，到后来的汪曾祺、孙犁、莫言等，他们始终痴情地关注着那片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土。

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是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这是相对于其他生活领域（如城市、军营、知识界等）而言的。这些“乡土作家”特别地关心乡间外观上和一般生活形式上区别于其他生活领域的特色，他们努力追求自己笔下乡间的独特性，并一律带有较为浓重的“乡恋”色彩。与此不同，莫言笔下的乡间世界基本上是在同一空间内展开的。高密东北乡，中国一个古老、充满苦难的乡村，它不是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乡村，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被时间滤去了历史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特征，其生活呈现为最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暴力、死亡……他努力书写高密东北乡人的贫苦，写出他们的艰难抗争，写出他们虽贫困却有着不屈的精神、美好的道德与淳朴善良的人性，表现了作家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去整合现实、祈求故土复兴的美好愿望，成就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

（选自黄志刚《莫言小说乡土情结探源》，有删改）

材料三：

乡土情结作为中国人集体潜意识里的一种心理状态，主要由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演化而来，其基本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归隐山林的乡土情结。归隐山林源于志士或诗人对世俗社会人情世故的厌恶，更是对乡土自然的内心向往。他们远离尘世的喧嚣，而甘享乡居的宁静。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最形象的注解。

其二，思念故乡的乡土情结。“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乡思亲本身就是一种浓厚的乡土情结，正是这种乡土情结的存在，即使“少小离家老大回”，但乡音始终未改。对于故土，国人始终是难以割舍的。

其三，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史记·项羽本纪》中写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项羽为何乌江自刎？从这句诗中可窥其因。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是人的欲望和价值扩大化的一种体现。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事业的成功只有得到乡人的认可才是最大的荣耀。

（选自高申贵《关于中国人乡土情结的文化思考》，有删改）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经交代清楚。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成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求知识，把未知化为已知。在社会上发表一种见解，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会引起广泛的社会效果。对实际情况不正确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前，犹豫过。所以该书初次出版时在“后记”中向读者恳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再发表”。“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尝试什么呢？

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离今已有三十七年。三联书店为什么建议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我不知道。我同意他们的建议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回去的。现在把它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猛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至于本书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需要花一番工夫。

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三十七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客观的条件，我没有能在这方面继续搞下去。当三联书店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重头读了一遍。我不能不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而今老矣。回头看，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代也越觉得可爱。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贡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让我在这种心情里寄出这份校订过的稿子给书店罢。

（《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费孝通   1984年10月11日）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特点的学术著作。此书缘起于作者讲授________课程的经历。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论著，《乡土中国》对研究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________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具有开创性意义。阅读此书要抓住并理解其中的重要________，如“礼俗社会”“差序格局”等。这些都是作者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中提炼出来的，用以归纳某些现象，并从理论高度解释这些现象。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在山林里求生。在他们，“团体”是生活的前提。可是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人们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对个人的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是个有赏罚的裁判者，是个公正的维持者，是个全能的保护者。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绝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团体的象征。在这样的神的观念下，派生出两个重要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与此相反，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孔子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在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但是孔子却常常提到“仁”字，一方面他一再地要给仁字明白的解释，而另一方面却又屡次对这种道德要素“欲说还止”。每当他积极地想要说明仁字是什么时，他却又退到了“克己复礼为仁”“恭宽信敏惠”这一套私人间的道德要素了。孔子的困难是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团体”缺乏，“天下归仁”就是一个无法清晰解释的观念。以私人关系维系的社会形态中，仁这个观念只是逻辑上的总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所以凡是要具体说明时，还得回到“孝悌忠信”那一类的道德要素。

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样不分差序的爱的观念，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时把“忠”字抬出来放在这位置上，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忠君并不是个人与团体的道德要素，而依旧是对君王私人间的关系。团体道德的缺乏，在公私的冲突里更看得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反思和选择的产物。人类并非天生完美，更谈不上是一种始终向善的生物。资源的有限、利益的排他、人情的纠缠，往往会影响我们，使我们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识和原则，也依然不能按照这些知识和原则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来行动。所以，我们不是“天生地”或“必然地”就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中。我们赖以存在的道德世界，以及我们具体实施的道德活动，实质上，全是我们在“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两可之间经过权衡、反思而选择了前者的后果。这恰恰表明，人是具有能动性的自由存在者；道德是奠基于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产物，相应的，“讲道德”成为人这种生灵不仅显著而且引以为豪的标志，也正是因为它构成了对人性本质的展示和呈现。

为了表明“讲道德”是人更愿意（或至少是经过教育和劝说之后更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伦理学家给出了许多论证方案。其中一种典型方案是，将“讲道德”与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以及人类生活的繁荣联系起来；通过描述和阐释道德对人类的自我提升、自我成就、自我超越的关键作用而证明“讲道德”的必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崇高性论证”。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论证方案可用于说明“人为什么要讲道德”。那就是“脆弱性论证”。与“崇高性论证”相比，后者的着眼之处不是个体的完善、集体的兴旺或生活的繁荣，而是个人的生存、集体的维系或生活的延续。它的基本逻辑在于告诫人们，如果缺少道德，个体将无法继续生存，集体将分崩离析，整个人类生活将退回到“丛林状态”。原因在于，就其个体而言，人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智力上都是极为有限和脆弱的。恰恰是这种有限性与脆弱性，使人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建立互相帮扶和约束的秩序，结成拥有一定规则的集体和社会，从而确保每位成员的安全与发展。

（摘编自《世界哲学大会专家谈》）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者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摘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二：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的确有些人这样想过。返璞归真的老子觉得只要把社区的范围缩小，在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这种想法也并不限于老子。就是在现代交通之下，全世界的经济已密切相关到成为一体时，美国还有大多数人信奉着古典经济学里的自由竞争的理想，反对用人为的“计划”和“统制”来维持经济秩序，而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冥冥之中，自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会为人们理出一个合于道德的经济秩序来的。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绝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

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摘自《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三：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是冲突和竞争；亲属是自己人，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原则上是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会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地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摘自《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你就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者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缩性。他太死心眼儿，一口咬了一个自己不放；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很好的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摘编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二：

微信是基于熟人关系而连接起来的社交平台，它使得人群在网络社交空间中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以不同的微信圈层为代表，形成一个个相互独立又互有交集的“网络社交圈子”。所谓微信圈层，是个人或者组织以现实中的血缘、地缘、学缘、业缘、趣缘等为熟人关系，以“己”为中心，以信息交互、情感沟通等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网络聚合社交空间。微信圈层迎合了人们多样化的社交需求，其呈现了一种公域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网络差序格局”移动场景，也由此开启了新型社交互动方式。

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社会圈子具有很强的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的社交圈子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社交圈子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大小而变化，这种伸缩能力简单概括就是“推”。同样的，在差序格局影响下，微信圈层亦如波纹一般向外“推出”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微信社交圈子”。微信圈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原生圈层，是对固有传统社会关系进行巩固的圈层，称之“血缘、地缘”圈层；二是拓展圈层，是通过广泛的社交而新组建的圈层，称之为“学缘、业缘、趣缘”圈层。

作为圈子中心的“己”通过个人努力和其他影响力而扩大圈子，以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费孝通先生在论述具有很强伸缩能力的“社会圈子”时，特意突出伸缩能力的大小是依据圈子中心，也就是“己”的实力而定，可以说个人圈子的范围取决于个人实力的大小，在微信圈层中，人际交往的圈子不再受地域、空间的阻隔，打破了传统社会人口不流动的禁锢，辐射范围大大扩大，“推”的范围随着个人外地求学、异地工作、兴趣相投等机遇而不断向外延伸……这些微信圈层相互交友，不断重叠，但都是以“己”为中心，不断拓展出去，具有很强的伸缩性。

（摘编自方楠《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有删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乡贤身体力行，在敦风化俗、息讼止纷、安土息民中践行儒家道统，在“修齐治平”里追求中和圆融，进而在历史和地域尺度上汇集形成了乡贤文化，内嵌于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的母本文化结构中，持续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个方面。

由儒家创始人孔子奠定和倡导的“无讼”思想，承载着儒家追求的和谐社会理想，蕴含着人际关系的和谐、友善、诚信、谦让、互恤等道德观念。调处息讼是实现“无讼”理想的重要手段，千百年间，平衡着矛盾纠纷的消弭和伦理纲常的维系，迎合了农耕社会解纷止争的现实需求，逐渐被乡民所接纳和习惯。作为传统社会固有结构中的一环，乡贤对上维护统治秩序，对下稳定社会环境，是历朝调处制度所依附、依靠的关键对象。

可以说，乡贤作为社会治理的生力军，凭借人熟、事熟、村情熟以及威望高、口碑好的优势，积极参与着家乡社会治理。在“家国同构”二元治理结构和农耕文明生产条件下，传统乡贤和调处制度牵手协同，令官府与宗族、国法与乡约、教化与惩处、制度与文化并行不悖、互为补强，在维持社会平衡、化解民事冲突、降低行政成本上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也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从而提高凝聚力和自治能力。从优化乡村文化看，新乡贤文化所蕴含的文化道德力量，能延续传统乡村文脉，教化乡民、反哺乡里、涵养文明，使村民遵循行为规范、价值导向；从提升乡村治理手段看，在一些乡村出现“空心化”现象的情况之下，推进新乡贤文化和乡村社会结构有机融合，更能有效促进公共服务普及与公序良俗形成，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摘编自胡仁智、吴映颖《传承乡贤文化，优化基层治理》)

材料二：

在都市社会中一个人不明白法律，要去请教别人，并不是件可耻之事。但是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在旧小说上，我们常见的听讼，亦称折狱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这种程序在现代眼光中，会感觉到没有道理，但是在乡土社会中，这却是公认正当的。

在这里我可以另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足球比赛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那个人犯规，那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除了做个发球或出界的信号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他的责任是在察看每个球员的动作不越出规则之外。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竞拍起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地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我那时常觉得像是在球场旁看裁判官吹哨子，罚球。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现代的社会中并不把法律看成一种固定的规则了，法律一定得随着时间而改变其内容，所以不知道法律并不成为“败类”。

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洋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庭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

②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需的，任何社会都一样，所不同的是说有些社会用生育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来规定各人的社会地位，有些社会却并不如此。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他们是要死的。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但是社会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

③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我们有谁曾认真地怀疑过这事实？我们又有谁曾想为这原则探讨过存在的理由？），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

④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⑤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⑥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个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⑦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的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在美国旅行的人，如果只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觉。新英伦、纽约（新约克）是著名的；伦敦、莫斯科等地名在美国地图上都找得到，而且不止一个。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⑧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这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文明探源中探寻“何以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访谈

学术家园：从您2000年发表对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总体思路和课题设置的构想，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2年启动预备性研究、2004年正式启动，您始终走在文明起源研究的前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要解决怎样的重大问题？

王巍：文明起源研究是人类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课题。从2002年启动预研究开始，共有涉及考古、历史、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等近 20个学科、60多个机构、40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究。

国外学术界曾比较普遍地认为，中华文明的开始应从商代晚期使用甲骨文字算起，只有大约3300年历史。我国古代史学者则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认为中华文明应从夏王朝的建立开始，大约有4000年历史。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果则是，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历史这一事实。探源工程把对反映各地区文明化进程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作为最关键的环节，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近50处遗址有计划地、持续地开展区域调查和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揭示出距今5500年至距今4000年间，中华大地不同区域文明的演进，并最终汇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道路。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良渚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良渚遗址把中华文明的起源从原来国外认定的3000多年更正为现在的5000多年，成为向国内外彰显和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探源工程则为良渚遗址成功申遗作出了关键性贡献。

我们之前还曾面临如何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问题。之前普遍流行的标准就是“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具，存在于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没有使用文字而是结绳记事。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探讨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们总结出新的“三要素”——城市、阶级、王权和国家，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最根本的标志。“三要素”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各地早期文明的材料中概括出来的，也符合其他地区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探源工程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对世界文明研究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学术家园：……

王巍：考古学靠新的资料不断丰富和充实，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的一个不经意发掘，有可能改写历史，改写像我们这辈人依据当时考古材料提出的认识，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希望有更多人热爱中国考古事业，并坚持下来。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这是探源工程最根本的成功经验，必须加以坚持。同时继续加强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和阐释，特别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参与。还要加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的国内宣传推广，创新传播形式，增强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认同。此外，还要继续大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比如举办线下线上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展，形成较大的国际影响。加大对中外合作考古的支持力度，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学术家园：历史上的文明交流互鉴实践，对于当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有哪些借鉴意义？

王巍：放眼世界，距今5000年前后，是世界各古老文明形成与初步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各地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黄牛和绵羊及冶金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后传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冶金术在西亚地区是制作小件的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而在其传入中原地区之后不久，中原地区的先民们利用在此之前已经熟练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发明了用陶范铸造青铜器容器的技术。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容器铸造技术达到 A 的地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重达800多公斤的司母戊大铜鼎就是突出代表。这一事例表明，中华文明对外来先进文明因素并非只是照搬，而是在吸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最好体现，也是其 B 、永葆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一时期，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的粟、黍的栽培技术向西亚地区传播。此时期经由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比汉代张骞通西域早2000多年。还有水稻和丝绸的向外传播，也都远远早于汉代。由此可见，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 C ，对于两地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精辟总结。知古鉴今，当今社会的发展，同样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材料二：

乡土中国·重刊序言（节选）

费孝通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尝试什么呢？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滕尼斯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礼俗社会），后者是 Gesellschaft（法理社会）。在熟悉的社会中，我们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2003年将所写调查随笔取名《新乡土中国》，显然是想沾费老《乡土中国》的光。而《乡土中国》英文名的含义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正如苏力教授所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再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而已经是一个“市场中国”了。

传统乡土社会的核心是“不流动性”，村落是封闭、静止的熟人共同体。而当前中国农村，已经从“乡土社会”转变为“后乡土社会”；人口大规模流动，村庄由“静止的村落”变成“流动的村落”，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半熟人社会”。

所谓“半熟人社会”，即村民之间虽然仍相识，但不再像传统乡土社会那样彼此熟悉、知根知底。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村庄日常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村民之间日常互动减少、关系疏离，传统人情、礼俗约束力下降。村民之间既有熟悉的一面，又有陌生化的一面；既有乡土性残留，又有现代性渗入。

乡土本色的核心是“黏着于土地、世代定居、熟人礼治”。而在后乡土社会，农户生计模式已发生根本转型：农业不再是主要收入来源，“半工半耕”成为普遍模式——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家庭收入由务工与务农两部分构成。土地不再是唯一生存依托，而成为“退路”与“保障”。

传统乡土社会以“礼治秩序”为主，靠习俗、人情、长老权威维持秩序。后乡土社会则是“礼治残余与现代治理并存”：一方面，人情、面子、传统伦理仍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法治、行政权力、市场规则不断渗入，村庄治理从“内生权威”转向“国家与社会互动”。

费孝通当年所讲的“乡土本色”，是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精准概括。但历经革命、改造、改革与市场转型，纯粹的乡土社会已不复存在。“后乡土社会”并非否定乡土性，而是强调乡土性的转型与重构：传统乡土特质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现代化、市场化冲击下，以新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不是要彻底抛弃乡土本色，而是要在承认“后乡土性”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理解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性质与未来。

（摘编自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引言》）

材料三：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褶皱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

……

很快，姑娘们就不再把那一分钟看作单纯的“看”了。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做买卖。她们用土特产换些发卡、火柴、香皂、纱巾之类的日用品。台儿沟人历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大山无声的命令。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精心地打扮自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偷偷往脸上抹点雪花膏。她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在生人面前低着头，不敢说话。她们勇敢地把脸凑到车窗前，像一朵朵在阳光下盛开的山菊花，好奇地打量着车厢里的一切。

……

台儿沟再穷，她（香雪）也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就在火车停顿前发出的几秒钟的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

……

她（香雪）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吝啬地只打开一条缝。

（摘编自铁凝《哦，香雪》）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

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的。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乡下多文盲，是不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注意文法。并不是说话时没有文法，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的作用。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话里吃去一个“我”字。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我们得尽量地依着文法去写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人家的误会，所以不好。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就愈趋于简单化。这在语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特殊语言”不过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因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

“特殊语言”常是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我想大家必然有过“无言胜似有言”的经验。其实这个筛子虽则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而同时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有时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作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就像半身插入了土地，土气是因为不流动发生的。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不逾规矩的自由。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与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节选自鲁迅《拿来主义》，有删改）

材料三：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工作也很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

（节选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朋友圈里越来越流行在外地度春节，原本是一年中最该牢守乡土的几天，却悖道而行，连大年夜也举家出游，甚至不乏独自整装上路的。我虽然不曾在外地，也去了好几个地方度春节。忍不住好奇的心性，不顾家长的不理解，独自“离家”，是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有几年，因为工作需要赴外地采访，而留在异地过年。有一个大年三十夜，我遇到几个年轻人，邀约着要去一个最豪华的酒吧，长辈在电话里催促他们回家吃年夜饭，他们似乎有些不耐烦。

作为记者，在外面的世界里见证了多少浩荡，如今回想，才更清晰地意识到中国的城市，其实都是移动的，或者说那是散落在广袤乡村图景上的，靠背井离乡者而撑起的墟市群落，密集了就变成了城市。全国人民返潮归家，地方上始有了乡土味道。但欢腾走不出夜幕下的门扉，年味都是被锁在各自家里的，过年只是一种暂时的回归，回填不了乡村久置的空心化。乡土的凋敝，或许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