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残酷的倾向，似乎不是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它是像盲肠一样由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还没有被文化洗刷净尽。小孩们大半欢喜虐害昆虫和其它小动物，踏死一堆蚂蚁，满不在意。用生人做陪葬者或是祭典中的牺牲，似不仅限于野蛮民族。罗马人让人和兽相斗相杀，西班牙人让牛和牛相斗相杀，作为一种娱乐来看……这类事实引起一部分哲学家，如中国的荀子和英国的霍布斯，推演出“性恶”这样一个结论。

有些学者对于幸灾乐祸的心理，不以性恶为最终解释而另求原因。最早的学说是自觉安全说。拉丁诗人卢克莱修说：“狂风在起波浪时，站在岸上看别人在苦难中挣扎，是一件愉快的事。”卢克莱修以为使我们愉快的并非看见别人的灾祸，而是庆幸自己的安全。霍布斯的学说也很类似。他以为别人痛苦而自己安全，就足见自己比别人高一层，心中有一种光荣之感。苏格兰派哲学家如培恩之流以为幸灾乐祸的心理基于权力欲。能给苦痛让别人受，就足显出自己的权力。这几种学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假定幸灾乐祸时有一种人我比较，比较之后见出我比人安全，比别人高一层，比别人有权力，所以高兴。

这种比较也许是有的，但是比较的结果也可以发生与幸灾乐祸相反的念头。比如我们在岸上看翻船，也可以忘却自己处在较幸运的地位，而假想自己在船上碰着那些危险的境遇，心中是如何惶恐、焦急、绝望、悲痛。将己心比人心，人的痛苦就变成自己的痛苦。痛苦的程度也许随人而异，而心中总不免有一点不安，一点感动和一点援助的动机。有生之物都有一种同类情感。对于生命都想留恋和维护，凡遇到危害生命的事情都不免恻然感动，无论那生命是否属于自己。

由此可知，遇着旁人受苦难时，心中或是发生幸灾乐祸的心理，或是发生恻隐之心，全在一念之差。一念向此，或一念向彼，都很自然，但在动念的关头，差以毫厘便谬以千里。念头转向幸灾乐祸的一方面去，充类至尽，便欺诈凌虐，屠杀吞并，刀下不留情，睁眼看旁人受苦不伸手援助，甚至落井下石，这样一来，世界便变成冤气弥漫、黑暗无人道的场所；念头转向恻隐一方面去，充类至尽，则四海兄弟，一视同仁，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有所养，幼有所归，鳏寡孤独者亦可各得其所，这样一来，世界便变成一团和气、其乐融融的场所。野蛮与文化，恶与善，祸与福，生存与死灭的歧路全在这一转念上面，所以这一转念是不能苟且的。

这一转念关系如许重大，而转好转坏又全系在一个刀锋似的关头上，好转与坏转又同样的自然而容易，所以古今中外大思想家和大宗教家，都紧握住这个关头。各派伦理思想尽管在侧轻侧重上有差别，各派宗教尽管在信条仪式上互相悬殊，都着重一个基本德行。孔孟所谓“仁”，释氏所谓“慈悲”，耶稣所谓“爱”，都全从人类固有的一点恻隐之心出发。他们都看出在临到同类受苦受难的关头上，一着走错，全盘皆输，丢开那一点恻隐之心不去培养，一切道德都无基础，人类社会无法维持，而人也就丧失其所以为人的本性。这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极平凡而亦极伟大的发现，一切伦理思想，一切宗教，都基于这点发现。这也就是说，恻隐之心是人类文化的泉源。

（摘编自朱光潜《谈恻隐之心》）

材料二：

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因而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克制他的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在自尊心产生之前克制他的自爱心。认为这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且不说母兽对幼兽的温情和在危险时刻不惜牺牲命保护它们，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我们看到《蜜蜂的寓言》不得不承认人是一个有感情和同情心的生物。书中描述了一个动人的事例：一个被囚禁的人看见一头猛兽从一个母亲的怀抱里抢走了她的孩子，用尖锐的牙齿咬孩子的肢体，用爪子掏取他还在跳动的内脏。他看到的这件事情虽与他个人无关，但他心中的感受是何等悲伤啊：目睹这种情景，而自己却不能对晕过去的母亲和垂死的孩子一伸援手，他难道不难过吗？可以肯定的是，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能缓和每一个人只知道顾自己的自爱心，从而有助于整个人类的互相保存。它使我们在看见别人受难时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

（摘编自卢梭《怜悯是人的天性》））

材料三：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戏剧冲突作为戏剧中推动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按照冲突的具体表现形态，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分别是性格与环境的冲突、性格与性格的冲突以及性格内部的冲突。这三类冲突侧重的方向有所不同，但在交代背景、刻画人物、推动情节发展、彰明主题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环境指的是剧中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某个横截面的具象化。剧中人物都有各自所处的独特环境，当人物的性格与主流大环境发生某种奇妙的碰撞时，冲突才得以产生，戏剧情节也随之不断向前运动、发展。因而剧中的人物必定会在不同程度上与个人所处的环境发生冲突，冲突的激烈程度则取决于人物性格和环境之间的具体关系。

如曹禺先生的剧作《雷雨》中，周朴园与鲁侍萍之间的矛盾，其源头在于周二十年前对鲁的抛弃。这一抛弃的行动是在家族的压迫下做出的，是源于当时社会上“门当户对”的主流思想观念，个人的力量在时代背景的浪潮下显得无比渺小，微不足道。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抛弃，鲁侍萍另嫁鲁贵，才有了四凤的出生和后面的那一场不伦之恋，并在最终酿成了悲情的苦果。

若只从这一点来进行分析，则《雷雨》中悲剧的根源在于大环境对个体的压迫与裹挟，这一论断显然失之偏颇——只重视对社会大环境的分析而忽略了剧本之中的人性塑造，而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对剧中人性的挖掘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恰恰是一个剧本成功的关键所在。性格与性格的冲突是戏剧冲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方式，性格与性格的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是刻画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形象最重要的手段。同样是《雷雨》之中，周朴园逼繁漪喝药的一段戏，通过人物短短的几句对话和几个戏剧动作，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自身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朴园与繁漪两个人之间爆发的矛盾看似简单，只是喝药与否的问题，实际上是周朴园借着喝药这一件事在树立他在整个周家的权威，他要繁漪“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咄咄逼人，最后甚至逼迫周萍用下跪的方式劝繁漪吃药，繁漪只好步步后退，最终在喝了药之后“哭着跑下”，而周冲之前想把学费分出一半的想法也被立即掐灭，在这一段兔起鹘落的冲突中，周朴园作为一家之主的独断，周萍的软弱，繁漪的辛酸无助赤裸裸展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

性格内部的冲突实际可以理解为人物内心的思想斗争，如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中“复仇的王子”哈姆莱特一角，当他证实了叔父杀父仇人的身份、决心复仇之后，却因为对方正在祈祷的行为而犹豫不决，最终与仇人同归于尽。那段有关“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独白，昭示了人物性格内部的激烈斗争，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莎翁设计的这种人物的“延宕”，站在今天的现实角度是不合理的，但站在当时的创作背景和剧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来看，却又是最合理不过的。

性格内部的冲突，往往被用于彰显人物内心的思想斗争复杂与煎熬，进一步勾勒人物形象。其性格内部的冲突，从某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理智与道德的冲突，多用以展现人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以进一步完成对戏剧主题的升华。

（摘编自纪超《从人物与冲突看戏剧的本质——以〈雷雨〉〈哈姆莱特〉为例》）

材料二：

古希腊悲剧绝大多数为命运悲剧，所表现的往往是人类在同命运的抗争中不可避免地毁灭。《雷雨》和《哈姆莱特》的写作都受到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命运悲剧字面上的意思是指生命中发生了令人悲哀的事。宿命论者相信命运不可以改写，因为人不可窥探预知命运，命运存在任何角落，只是无法接触。悲剧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

《哈姆莱特》第三幕，哈姆莱特就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命运选择，他已经洞悉人类的堕落黑暗及现世的无意义。哈姆莱特无法自制地随着生命朝着另一个方向奔去，他那爆发的火焰正逐渐将自己所憎恨的世界推向灭亡。哈姆莱特被自己的命运驱使着走向一个不可知的深渊。他明白自己无法超越混沌的世界，被无常的命运困扰，最终步入毁灭。同时，哈姆莱特的性格过于内向，过于审慎，尽管他有行动的决心，也不时责备自己拖沓，但由于病态的思考多于积极的行动，最后他只能与敌人同归于尽，不能完成自身的使命。这既是他性格弱点的悲剧，又是他本身命运的悲剧。

从命运悲剧主题看，这两部作品展示了人的抗争精神，把人与命运相对立，但肯定了个体的意志与尊严，也呼唤人用崇高的力量斗争。与此同时，《哈姆莱特》和《雷雨》都展示了人性格上的弱点，从性格弱点这个切入点奠定了整部戏剧命运悲剧主题的契机。

（摘编自任洁敏《从平行研究角度浅析〈哈姆莱特〉与〈雷雨〉的悲剧主题》）

材料三：

〔卜儿哭上科，云〕天那，兀的不是我媳妇儿！〔刽子云〕婆子靠后。〔正旦云〕既是俺婆婆来了，叫他来，待我嘱咐他几句话咱。〔刽子云〕那婆子近前来，你媳妇要嘱咐你话哩。〔卜儿云〕孩儿，痛杀我也！〔正旦云〕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不想婆婆让与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药死了。我怕连累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儿面上！

（摘编自关汉卿《窦娥冤》）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论语》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塑造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者李泽厚从中总结出中国的“乐感文化”，他认为“乐感文化”是本民族所特有的一种诗性智慧。从《论语》来看，“乐感文化”有多重内涵。

“乐生”的生命精神。《论语·乡党》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夫子得知马厩失火后，并没有关心自己的财产，而是出于本能地问人有没有伤亡，可以看出夫子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热爱。“乐生”的生命精神也体现为强调自强不息、韧性奋斗。《子罕》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只有在冰雪严寒这般恶劣的环境之中，才能磨砺人的意志，最大程度激发人的生命潜能。《论语》中“慎终，追远”（《学而》）的生命关怀也是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的体现。中国人不仅较为重视此生此世的生命和意义，而且也重视死后的哀荣，因此要“慎终追远”。正是由于对此世间的“人伦日用”的无比眷恋与喜爱，才产生这种以“慎终”“追远”为核心的生命关怀。

“乐群”的生存智慧。中国“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的预设为立足点，不构想超出此岸世界的天堂或地狱的存在，因此没有上帝、天国可以依赖，只得靠个人自己的奋斗、靠人与人彼此之间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对儒家所强调的忠、孝、礼、义、仁的重视，对人际和谐的强调。因此，《学而》中才会有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的言论。由于“乐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认为，我们人类走不若马，力不若牛，又没有外在的上帝可以依靠，没有一个“超人”帮助我们，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只能相互依靠，彼此团结。正如李泽厚所言：“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这就迫使中国的“乐感文化”具有一种“乐群”的生存智慧，所以才会要求我们“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我们才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乐观”的生活态度。“乐感文化”不提倡宗教信仰，认为没有上帝、天主可以依赖，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对生活悲观失望，而是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这种坚信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便体现为“乐观”的生活态度，体现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体现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梁漱溟先生将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概括为“孔子生活之乐”，并对之阐释说：“一个人不过几十年顶多一百年的活头，眼看要老了！要死了！还不赶快乐一乐么?”

总之，“乐感文化”包含多重内涵，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价值。“乐感文化”的研究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摘编自张鹏举《从〈论语〉看“乐感文化”的四重内涵》）

材料二：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提出的，牟宗三曾予阐释。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其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周人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嬗变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确立其主体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发现，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进。

忧患意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在于一种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点全在一个“如”字上，未临深渊而如临，未履薄冰而如履，这才叫忧患意识；真的临深而履薄了，斯时需要的便不再是忧患意识，而恰恰是它的对立面——临危不惧、履险如夷、乐以忘忧之类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了。忧患并不在忧患者之中，倒是在它的对立面，在安乐者之中；一旦安于所安，乐于所乐，真正的忧患便开始了，临近了。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是理性的快乐，《论语》以乐开篇。学而时习之悦，有朋远来之乐，人不知而不愠，便都是理性之乐。《孟子》有所谓君子的三乐，其“父母俱在、兄弟无故”即后来称之为天伦之乐者，是宗法制度所规范的乐。而最要紧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之乐，这种与道合一、与天地同体的超越之乐便是他们的极乐。这种乐当然也不应独享，但又不是凡民可得与共，所以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那也是一乐，为同登乐土而服务的乐。进而言之，这种得道之乐，也正就是那念念不忘的修德之忧。

（摘编自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达尔文的第二个重要素质是他的观察能力。这似乎是他唯一那么自信的。他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从他发表的许多著作中对动植物生态习性的描写，从他对物种与变种在形态与结构上微细差异的比较，我们不禁为他的观察能力叹服。当然，这一素质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难理解的。对每一个博物学家和当时的进化论者来说，精细观察是进入研究的一个首要的、也是起码的条件。在达尔文，这真是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巧妙适应。

达尔文还谈到，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另一重要素质，那就是兴趣，一种探究自然奥秘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达尔文热衷于与哥哥去采集标本、旅行、打猎和研究化学。他对功课不感兴趣，因而成绩不好。他在自传里说：“学校对于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空洞的场所。”正是这种兴趣，致使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时心不在焉，以后转入剑桥神学系，一边学神学，一边却跟着汉斯罗等生物学教授、地质学教授学习了许多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知识，并参加植物与地质考察队进行学术探险。正是这种兴趣，使他虽然在神学系毕业，但不愿当神甫，而情愿去参加艰苦的环球考察。也正是这种兴趣，使他后半生虽疾病缠身，还是不懈地研究。兴趣，给了科学巨匠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发出忘我工作的热情。

在自传中，达尔文这样总结自己为创立进化论奋斗的一生，“最重要的是，爱好科学——不厌深思——勤勉观察和收集资料——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达尔文的经验之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摘编自赵连玉《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

材料一：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但是长期以来武术的概念却未能定性，我们或可从概念的变化中对其发展历史窥见一斑。

“武”的本义，泛指与武力、军事或技击有关的事物。《礼记》上记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这里的“武”就是指习练射前、驾驭战车等战斗技能。到了春秋早期，“武”与“文”相对应，专指军事活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到了春秋末年，受到诸子百家思想及伦理观念的影响，“武”被释义为“止戈为武”。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记载：“夫武，定功载兵。故止戈为武。”而实际上，“止戈为武”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和谐状态，要想威慑敌人或制止敌人的武力，必先建立强大的军事武备基础。

“术”有道路、方法和技艺的含义。《说文解字》载：“术，邑中道也。”这里“术”的意思是道路。苏轼《教战守策》记载：“役民三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这里“术”的意思是方法和技艺。“武”与“术”并联使用，最早见于南朝颜延之的《皇太子释莫会作》中的“偃闭武术，阐扬文令。底士倾风，万流仰镜。”其中的“武术”与军事技击相关，与“射御”“角力”等词语意思相近。汉代以后，与武术相关的“武艺”一词开始出现，并被广泛使用。民国时期，武术曾一度被称为“国术”，并成立了中央国术馆，以发扬中华武术。后来，与武艺有关的“打琴”“使棒”等技艺统称为“武术”，与武术相关的称谓还有“功夫”。由“武术”一词的发展历史可知，武术的本质含义在于技击性。

（取材于刘巧芳、牛炎涛、姚亚行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中华武术虽然是世界上诸多搏击术中的一种，但其本身已升华为一种艺术形式。

武术的招式名称最容易让人眼前一亮，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含蓄与智慧。武松醉打蒋门神用的是戳脚（一种北派拳术）中的“玉环步、鸳鸯脚”。《水浒传》的读者可能没见过这招，但应该能想象出杨贵妃雍容华贵的行姿，也应该知道鸳鸯成双，随即能想到是双脚连环踢出的意思，于是这一招就通过短短六个字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武术套路是最富有艺术美感的。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中描述的“舞剑器”这种舞武除具备技击含义外，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演练者先放慢速度，凝如泰山，安若处子，外示安逸，又在电光石火之间，动若脱兔，舞出令人眼花缘乱的动作。以慢来衬快，则快者更快；以快来衬慢，则慢者更慢。这是一种对立统一，正如《道德经》中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也正是武术套路审美价值的奥秘所在。

武术套路除了能使欣赏者产生美的感受，也能使操练者的身心获得极大的愉悦感。高水平的习武者在练习前，往往花一段时间凝神静气，当心神不受外界干扰时，才开始演练。时间推移，招式频出，他也渐入佳境，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演练的动作上，最终达到庄子所谓“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的物我两忘的境界。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和其他传统文化的关系表现在融合性上。在原始社会时期，武术就和舞蹈相结合产生了舞武；京剧将武术吸纳入表演，“唱念做打”中的“打”就是武术；“草圣”张旭在看了公孙大娘舞剑后悟出了草书的笔法；大画家吴道子请裴将军舞剑以助壮气……

文学与武术的结合可谓天衣无缝。一方面，武术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美感给予文学创作以题材和灵感，另一方面文学天马行空的想象给予武术以广阔的发展空间。前文所提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是比较写实的武术文学，而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可以说是武侠小说的滥觞，后来的《水浒传》以及清一代的使义公案小说，再到以金庸、古龙的作品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都为中国人编织着纷繁的武侠之梦。

（取材于陈俊炜、田洪森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武术十分重视武德，素有“习武先习德”的说法。武德的形成是传统儒家思想和古代社会道德标准共同演绎的结果，习武者要先具备武术道德修养，才能练习武术。在武术文化传承的各个历史时期，各武术流派都有其独特的武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以约束习武者的行为。除暴安良、尊师重道、见义勇为等武德已传承至今。

武术受到了传统哲学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以太极拳为例，太极拳动作缓慢，注重内在修为，其最大特征就是以柔克刚，这即是在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太极拳功法要求“以意领气”“以气运身”，即习练太极拳功法时要先用意，再行气，而后身体动。在习练功法时注重季节、时辰的选择，习武者针对经络运行选择相应的时辰，练习相应的功法。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正是练习太极拳的核心思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武术理论中将习武者的外在运动和内在修为统一为一个整体，习武者不但要外练筋骨，还要运气通脉增加内功修为，外练一定要以内练作为基础，否则就会外强中干。阴阳理论对武术的影响同样深远，阴阳学说论述了拳术练习过程中动作的相互转换，极大地丰富了武术拳理。如身体重心的虚实相互转换、动静相互结合、双掌前后正反相互转变等，这些都是阴阳学说在拳术中的具体体现。

为保护我国传统武术，2006年，国务院批准将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太极拳、沧州武术列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已有32种武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受西方思想影响，现代武术的发展更加注重体现其自身的体育属性。例如，武术被列为北京奥运会的表演赛事，此外很多地方还定期举办武术比赛。尽管发展武术的体育属性可以提高武术的知名度，增加武术的商业性，但也很容易导致文化空巢现象，即传统文化只保留了物质内容，而文化思想观念的传播出现断层。如果不注重武术文化的发展，武术终将成为体操式的竞技运动项目。

（取材于邱长文、原敏芳等的相关文章）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

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有删改）

7 . 阅读下列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杨素秋老师在《花了6个月，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所不网红的图书馆》这篇文章里提到：“我在高校讲课，每年面对三五百人，但图书馆触及未知数量的读者。”城市公共文化的灵魂，在于“公共”二字，她坦言，那段短暂的挂职经历使她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层，也因此耳闻目睹地见证了文化资源对于许多普通人而言是不易得的。她在《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里写到，也在几次采访里提到“立体书”的案例。“立体书”是形态特殊的绘本，打开封面就是打开一个参差斑斓的小世界。比如太空主题的立体书，翻开后能看到，通过特别设计的夹层，星辰大海在孩子的手里慢慢旋转。这类书精工细作，售价昂贵，且容易破损，书店开架展示通常不拆塑封。对于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而言，如果没有图书馆，他们很难有机会接触到这类读物。类似的还有大部头的百科全书和专著，比如，有位文艺理论博士推荐了《剑桥科学史》，这套书的出版周期长，十几年里陆续出了四卷，每本定价480元，杨素秋第一次看到这套书时，被价格吓到，而对方回应：“所以应该图书馆来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图书馆是消除差异的空间，公共文化的存在和改善平衡了文化资源落差。

杨素秋认为“为大众选书、买书，不是把书拉到地方就行”。不同个体、不同家庭、不同圈层之间，不仅文化资源有差异，“信息差”同样是需要填补的。如汉译外国文学的版本差异，仅以《安徒生童话》为例，叶君健译《海的女儿》，开篇：“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很深很深，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而某潦草译本的开头是这样：海王有个美丽善良的女儿小人鱼。对书籍版本、译本的甄选，需要专业的审美能力，需要敬业的职业伦理，同时，如何把这些知识层面的资讯有效地分享给公众，促成“人与书的相遇”，这是公共文化建设中更重要的使命。

碑林区图书馆建成对外开放不多久，杨素秋时常看到附近的中学生们在阅览区自习，埋头刷题；有时候，有家长循着校内的“课外阅读书单”按图索骥式地寻书，但严格遵循书单，应试之外俱是“不务正业的闲书”；以及在大学校园里，杨素秋看到太多的学生把图书馆当作考研考公的自习室。这让她经常感到惋惜：“他们为什么不能抬头看一看呢？为什么他们眼里看不到在那么多的书里存在着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世界？”

这些让她深感遗憾的现实，也促使她思考，图书馆的作用不止于促成“人与书的相遇”，还有书籍促成的“人与人的相遇”——读书，不是让个体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原子化”，而是从盲目的、单一的价值体系中挣脱出来，在阅读中，以及更广义的公共文化中，找到当代生活的精神层面的“社区”。因为通过书籍产生的生命经验的交流，总是具有光彩的。就像她在《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后记中说：人与人像宇宙间散落的文字，因为相逢连缀成词句和诗歌。

（摘编自柳青《图书馆和读书成就精神层面的社区》中国青年网，2024年03月18日）

材料二：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尤其是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和理想的巨大财富。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多思考，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完全沉浸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是为着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倒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要想建立与世界文学的生动联系，读者的第一要务乃是认识自己，进而认识那些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作品，而不要遵循任何的模式或者教学大纲！他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仅仅因为某部作品有名，因为羞于不了解它就强迫自己去阅读，实乃大错而特错。恰恰相反，每个人都该在他感觉最自然的地方，开始对书籍的阅读、了解和喜爱。有的人在学生时代已早早发现自己对优美诗歌的爱好，也有人更爱好历史和乡土传说；有的人也许喜欢民歌，还有人觉得阅读那种细致考察我们心灵的感受并给予高度理性解释的作品，更加富有魅力和令人欣喜。阅读之路有千万条。可以从小学课本和日历出发，而终结于莎士比亚、歌德或者但丁。一本别人称赞而我们也试图阅读却引不起我们兴趣的作品，一本令我们反感、无法读进去的作品，千万别强迫自己耐着性子硬往下读，应该干脆放弃。所以也不要过分地鼓励和规劝小孩子和年轻人去读某一专门范围内的书；否则，会搞得他们终生厌恶那些最优美的著作，是的，甚至厌恶读书本身。让每个人凭自己的爱好去开始阅读，读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一首诗，或者一则报道、一篇论文，以此为出发点，然后再扩而大之。

（节选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时下流行的表情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古文字艺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楠将古老与新潮融合一体，设计出系列甲骨文表情包，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光彩。从1999年起，陈楠开始对甲骨文艺术设计进行研究与创作。“作为韩美林老师的设计助手，我参与了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运动造型设计，融进甲骨文元素的体育运动项目造型，受到世界各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的好评，成为经典案例。”陈楠说。近20年间，他发表了大量关于甲骨文的设计作品，2017年首套甲骨文设计字库正式上线，同时他还把甲骨文设计成表情包、动画、贺卡、手机壳、丝巾等创意产品，带动了大量年轻人重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目前，陈楠采用当下流行的网络语言和热词，创作发布的甲骨文表情包已经有6套。他关于汉字设计的专著在海外出版发行，甲骨文等汉字艺术设计作品也在法国、匈牙利、美国等地展出。

（摘编自《陈楠：把甲骨文“玩”出“表情”来》

文字是文明诞生的标志，文化传播的先导是文字。甲骨文传承数千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之一。如何在纯粹的甲骨文研究、社会传播和文明交流中搭建桥梁，如何让深藏在博物馆里的甲骨从清冷库房中走出来，体现其时代价值，更多的人在尝试，在努力。

甲骨填色的拉曼光谱分析，计算机拼接甲骨图片技术报告，甲骨文大数据库平台的发布……科技手段在甲骨学研究中的运用是一个新的趋势。识别与释读，一直是甲骨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中，大部分未获识别。人们对未来进一步利用科技手段来研究解决甲骨文问题充满期待。

“殷契文渊”平台的发布也让人欣喜。它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宋镇豪指导下，建立的一个集甲骨文字库、著录库、文献库为一体的甲骨文知识共享平台，包括“三库一平台”——甲骨字形库、甲骨著录库、甲骨文献库、甲骨文知识服务平台。对甲骨文感兴趣的人可以借助这一平台认识、学习、研究甲骨文。

（摘编自靳晓燕、王胜昔《甲骨文：我们这样走近你》）

“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一个多世纪前，学者罗振玉在朋友刘鹗家中初见甲骨，既惊又喜，大受震动后写下这段话。历经120年，几代甲骨文研究工作者辛勤努力、接续奋斗，誓要从千年中华文明标志的甲骨文中解码出历史记忆的真相。日前，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专家纷纷就如何做好甲骨文的传承工作建言献策。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一曼看来，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比如，殷墟文化分期的绝对年代确定、殷墟考古发现的许多重要遗迹遗物的年代和性质等考古学问题，都是依据甲骨文资料和甲骨学研究成果来探讨的。因此，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比较，这样定会取得更大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说，应保护载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甲骨文的尊严，杜绝伪造、乱用、乱通假甲骨文字的现象，注重多元化、多路径的甲骨文研究理论、方案、方法的探索，完善甲骨学学科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甲骨学发展氛围。

2018年，国家图书馆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整理与研究》正式立项，这意味着国家图书馆馆藏甲骨整理研究进入快车道。据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介绍，目前已基本完成照片采集和释文，正加紧推进排序等整理研究，力争早日完成《国家图书馆甲骨全集》的整理出版。

（摘编自孙亚慧《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长期以来，西方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文字是埃及传入的”。事实上，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我们通过对比，不难发现，甲骨文有其独特的异彩之处：

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产生于5500年前，埃及的象形文字产生于4100年前。而随着中国考古新发现，汉字的起源时间一再被提前。夏朝有没有文字，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是许多夏王朝纪年范围内刻画符号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如二里头文化刻画符号、陶寺文化朱书陶文、河南登封王城岗刻画符号等，有的已具有类似文字的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夏代至少出现了文字的萌芽。

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到公元前四世纪随着波斯王国一起消亡了。埃及的象形文字到公元前五世纪也灭绝了，后来的埃及文字没有将其传承下去，以至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长期得不到解读。而甲骨文的境遇却大不相同。

古人总结的汉字造字的六种方法，即“六书”理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到例证。甲骨文与后世的文字关系十分密切，实为后世方块汉字的鼻祖。

据文献记载，中国汉字在秦汉年间传入越南，越南长期使用汉字至十三世纪才有本国文字。汉代初年汉字传到朝鲜，直到李朝初期，他们依据中国音韵，研究朝鲜语音，创造出朝鲜文字，并于公元1443年公布使用，朝鲜才有了自己的文字。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由于绝迹较早，其对周边国家文字的影响无从谈起。

（摘编自李雪山《甲骨文与中华文明的传承》）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爆发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潜藏已久的种种危机，以杨炎两税法的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土地国有制——均田制崩解，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迅速发展，直至占据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

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势相呼应，中国文化亦从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李白的诗、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奔腾着昂扬的生命活力。昭陵古雕中雄壮健伟、神采飞扬的“六骏”，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而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这一时期的各种文化样式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还是社会风气，都在不同程度上浸润着宋型文化的特有风貌。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

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纂的《大学》，突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从“格物”到“致知”，实质上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亦即伦理学上的“自律”，有了这一自律，方有诚意—正心—修身乃至齐家、治国、明德于天下的功业。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由于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则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但与此同时，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的士大夫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

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介入而趋于雅化。与含义阔大、形象众生的诗不同，词小而狭，巧而新。它侧重音律和语言的契合，造境摇曳空灵，取径幽约怨悱，寄托要眇怅惆，极为细腻，极为精致。尽管宋代词坛还有别一番风貌的歌唱，这就是由苏轼开创的、以辛弃疾为代表人物的豪放词风，但词坛的主流始终是“婉约”“阴柔”，集中反映出两宋文人士大夫与唐人大不相同的心境和意绪。

宋词雅，宋画也雅。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一文中提出“士人画”这一观念，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总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

两宋士大夫文化的其他领域，也无不表现出与宋词、宋画相通的性格。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士人饮茶“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文人玩赏的瓷器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其服饰也“惟务洁净”，以简朴清秀为雅。

宋词、宋画、宋文以及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别有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

两宋市民阶层的崛起，以中晚唐以来的都市经济发展为基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反映了当时繁盛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在熙熙攘攘、风波丛生的快节奏都市生活中，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浓郁迷离的诗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地并情调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傀儡戏、参军戏是中唐以后市井间流行的歌舞小戏。一些记载描述说，当这些歌舞小戏演出时，台下观众云集，大声应和，其情景颇为热烈。明确标明以“市人”为读者对象的“市人小说”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产生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所——瓦舍。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众多勾栏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角抵、舞旋、花鼓、舞剑、舞刀等。瓦舍中士庶咸集，老少毕至，热闹非凡。一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天地，跻身于文化系统中，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两宋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教育的发达。宋代官学系统有两大特色，一是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等级差别不断缩小，如官学向宗学转化后无问亲疏，国子学向太学转化后无问门第，这样一种变化无疑有利于低级官僚子弟乃至寒素子弟脱颖而出。二是重视发展地方学校，至北宋末期，地方州县学发展到高峰，人称“学校之设遍天下”（《宋史·选举志一》。教育的发展与深刻的变革使宋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超过汉唐，明人徐有贞指出：“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范文正公集》补编《重建文正书院记》）宋文化繁盛的基础正在于此。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一个日益嘈杂的世界里，让我们躺进漂浮舱，闭上眼睛，感受自己的呼吸和心跳，远离那些扰人的思绪。

谁不想拥有片刻安宁呢？世界卫生组织支持我的看法——它表示，我们身处的世界太过吵闹以致危害到了我们的身心健康，几个世纪以前，人类已充分理解宁静的重要性：安静被视作一种关键的疗愈手段，我所处的喧嚣促使我思考，我们在现代社会寻求无声的意义何在。

如今，人们尝试寻找各种宁静场所，为了避闹取静加入修道院，或者跑到山上享受周末的宁静时光。更有人不惜花大价钱，只为在漂浮池或感官剥夺舱内体验片刻的寂静无声，艾林·卡格在其著作《寂静：在喧嚣时代》中写道，宁静是“新的奢侈品”。

我家并不是喧闹的特例，我们中大部分人长期生活在过分嘈杂的环境中。我们能很好地适应噪声，这也给我们带来了益处。从进化角度看，声音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讯息，引导我们规避风险。为了确保对意外的噪声进行及时的反馈，我们身体内部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血压升高，肌肉紧张，身体蓄势待发，准备释放压力荷尔蒙。从短期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尤其在战斗和飞行等环境中；然而从长远看，噪声过大使我们身体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持续的生理反应可能会导致健康问题，例如情绪焦虑、抑郁甚至是心脑血管疾病。自从我朋友分享她在感官剥夺舱内漂浮一小时后宛若新生的经历，我便计划从这项体验入手。这种漂浮舱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科研人员简·舒利和约翰·利莱首次构建这类无声环境，用于研究人脑如何对外界感官输入缺失做出反应。

脱光衣服进入充满盐水的漂浮舱内，我发现周遭十分安静，但并非彻底的寂静无声。我能感受到自己呼吸的声音。贾斯丁·范斯坦表示，正是这种专注于呼吸和心跳的敏锐听觉帮助人彻底放松身心或迈入冥想状态。冥想有许多被人熟知的益处，如减压等。

为了进一步探索漂浮舱作为治疗仪器的可能，范斯坦及其同事招募了50名饱受压力和焦虑之苦的患者接受治疗，并填写反馈问卷。受试者均表示，在单次漂浮一小时后，肌肉紧张性疼痛等抑郁症状以及焦虑都有显著缓解，放松的状态促使整体幸福感提升。本苏桑说，这些研究发现不足为奇。即便不在漂浮舱内，宁静本就可以帮助人更快进入冥想状态，获得疗愈，感受幸福。他说：“当我们得享宁静时，这种感受不仅是环境上的宁静，更是内心自我的宁静。这可以帮助我们更敏锐地感知周围环境，并做出更适宜的回应。”研究表明，虽然通过漂浮舱这种剥夺感官、构成寂静环境的治疗可以短期缓解焦虑和抑郁带来的不良反应，但它具体对大脑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尚不为人知。为此，范斯坦的团队设计了新的实验。48名受试者选择3次90分钟漂浮舱治疗或者3次90分钟躺椅放松后，接受大脑核磁共振扫描，三周后再度扫描。研究人员研究扫描成像后发现，漂浮舱治疗能额外降低预设模式回路的活跃度。这个结果出人意料。范斯坦对此有自己的解释：预设模式回路与我们内心的喧闹有关。这些区域在大脑其他活动停止的时刻，仍处于焦虑、压力和反复思索的“喧嚣”中。预设模式回路过分活跃往往与抑郁症正相关，其活跃度下降反过来说明，漂浮舱正在帮助你平静内心。范斯坦表示，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发现，漂浮舱或许能够为人类提供一套简便的治疗方案，防止神经系统失衡。

如果使用现代漂浮舱，你将会经历一个感知改变的过程，在温和的光环和轻柔的嗡嗡声中享受宁静。当没有外部感官刺激大脑时，大脑会尝试填补感官的空白，逐渐赋予黑暗寂静新的价值。

虽然漂浮舱给我带来了美好的体验，但我也很想知道这种治疗是否是无可替代的。或许爬上小山坡，或许躲在浴室里享受的片刻安宁，也能改善我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普法伊费尔大概能够给出解答。他和同事们正在研究不同类型的宁静及其潜在的益处。他的研究组比较各种条件下安静环境对人的影响，控制的变量包括个人或集体、室内或室外、有无指导，以及有无间歇性舒缓背景音乐。结果显示，所有类型的安静环境都能够改善人的情绪。不过，有些环境下人们的体验会更上一层楼。在公园这种室外自然环境中，在专业治疗者的指导下，伴随间歇性舒缓音乐进行冥想的放松治疗能够给予最好的疗愈效果。

这说明我可能真的需要投入一些时间和金钱去寻求最好的宁静疗愈。不过，普法伊费尔坚持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理想安静环境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首先，彻底的寂静没有必要。普法伊费尔小组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受试者在有声的公园里比在彻底寂静的房间中更为放松，也更不会感觉无聊。梅雷迪思·贝瑞认为，无论是放空沉默、冥想还是树林漫步，我们总是可以随时放下手头事务，安静片刻，放松自己。

其次，普法伊费尔指出，我们并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安静来改善自我。他的研究表明，在持续时间不到十分钟的安静环境中，人们已经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了。因此，他相信即便是在浴室里静静待上一会儿，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在长期紧张中得以喘息片刻。

他无须再提醒我这一点。即使我无法将漂浮舱治疗设为每周必打卡事项，我还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忙里偷闲，寻求更多的宁静时刻，就算躲在浴室也无所谓。这是一项值得我投资的奢侈品。

官方数据显示，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吵。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孟买、纽约、巴黎等大都市的夜间噪声已经远高于适宜人类居住标准的40分贝。

许多城市正在为降噪而努力。2004年，伦敦市长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名为《音响城》的报告，着重指出伦敦及市郊工业和运输带来的噪声污染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一些城市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尝试引入降噪涂料和增加道路绿化来帮助消音。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解决方案：华盛顿自2021年起开始禁用汽油动力吹叶机，旧金山规定晚十点至早七点禁止在居民区制造扰民噪声。此外，纽约通过一项法案，针对非法改装车辆导致发动机声音过吵的车主进行罚款警告。尼克·安东尼奥说：“人们见证了安静对身心健康的益处，我希望将来我们的城市能越来越安静。”

（编译自英国《新科学家》，有删改）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中国传统阴阳互补的“二元”思维方式的原型，渗透到文学创作的原理中，很早就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对偶美学”。对偶美学虽然以“诗”为中心，但在结构比较松散的小说和戏曲里，也有某种对偶的倾向。

②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这一特色自然绝非中国文学所独有。在西方文学中，对偶的概念和古典修辞学尤其相关。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品中，不乏运用对偶的例子，但都不如中国文学那样频繁和严谨。近来的比较文学理论又重拾对偶的概念，作更严肃的探讨。许多理论家以对偶为文学和非文学的根本分野。持此论的学者中，以雅可布森影响最大。他更进一步将对偶简化成“重复”。把这个论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大概要属尤芮·洛特曼。他认为“重复原理”是文学审美的核心。这种把文本中的重复现象，视为对偶的概念的基本要义的观点，也见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文心雕龙》就几度暗示对偶的中心地位，而9世纪日僧空海的论著《文镜秘府论》更一语断定，甚至宣称凡未持续运用对偶的篇章，皆不足以称之为“文”。以上的讨论只想指出，对偶是文学里一个普遍的现象，绝非中国文化所独有。但中国古人用得更深更广，仍是不争的事实。

③诗文对句，与中国哲学思考的二元性主流息息相关。《文心雕龙·丽辞》，起头就是这个观念：“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中文实用对偶句的现象，依循阴阳、刚柔等中国二元性的逻辑。学者在诠释西方古典诗篇的对偶结构时，往往只寻求对偶的两个单元间的从属关系，认为其中一个是主，另一个是宾；其实在中文对偶里，二者常为一个自足整体中互补的两面。俯仰、天地、山水等常见的对偶形式，代表的不是不同层次的真理，而是一个自足的文学境界里相等而相成的两面。

④中国古典诗文是复杂对偶的典范。这里我打算重点探讨的是，对偶美学应用到小说和戏曲上的可能性。我之所以考虑探讨这种可能性，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曲论家就经常用典型的对称观念，来论戏曲创作的优劣得失。最常用来描述传统戏曲结构的，是“离合悲欢”一类词汇。但问题的关键是，究竟在哪个层面上，对偶能够真正适用于分析戏曲艺术的美学价值。这里略举《牡丹亭》为例，以说明我所谓的中国戏曲中的“对偶结构”。此剧架构于雅与俗、抒情境界与强烈行动等对立性质的交替表现上。也许有人会说，这种交替表现无异于汤显祖同时的西方剧作家——例如莎士比亚——所使用的戏剧性转移焦点的技巧，并不是将对偶的美学运用于舞台艺术。但是，我认为，明清传奇剧中场与场的连贯，全由对立性质的交错所支配，显然对偶结构是出于作者的构思。

⑤值得注意的是，场景设计上这种传统的对偶美学，在小说里表现得更清楚。小说分章分回，其对句形式的回目常常强调这一回是由相均衡的两半组成的。有时这类对偶仅止于回目，但多数情况下，回内的情节安排也显示出相对比的两部分。《红楼梦》在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中，轻快的游戏与善感的饮泣，暗应着形容两位女主角的两个文学典故，都互相对比，形成异与同的复杂交织。如前所述，这种从个别人物到大段情节的对偶结构，往往暗中透露在中国传统批评家使用的许多双语的批评词汇上，如“冷热”“忙闲”“虚实”等对偶美学的术语的运用。

⑥但最高明的传统批评家则更明确地探讨对偶结构中异与同的渗透。比方说，毛宗岗论《三国演义》的结构章法时，就多次强调这种美学原则，尤其是以刻画人物为主的“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和多用于安排全景对偶的“奇峰对插，锦屏对峙”这两种原则，最为中肯。金圣叹解说《水浒传》结构的美学原则时，也提出十分类似的看法，他区分了“正犯法”与“略犯法”。“犯”字在这里意思特殊，与刻意规避重复相对立，是为艺术表现上另寻一条可行之路。

⑦小说结构上的对称，运用在塑造对比人物上最为得心应手。前面所举的《红楼梦》一例尤其可为典范。因为林黛玉和薛宝钗在某些地方极为类似，而其他地方又恰恰相反，平行对比两人，在第五回的梦境里，交会于“兼美”一人。由此推衍，孙悟空与猪八戒、甚至曹操与刘备也可视为同样的美学原则的产物，表面上的对立是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因，呈现的只是一个异同交织的复杂结构中的其中一面，造成人物的对立与融合，实无异于古典诗文中的对偶。

⑧有时，人物的互补透过情节的对偶，衍生为更出色的对比，使贯串整个作品的基本理念也呈对偶——《红楼梦》即是典范。全书的契机是“真假”，从首回开始而经由一连串的主要情节，又在现行本的末回为了营造对称的结局而再度出现。同样，对比的“色空”观念，是诠释《西游记》寓言的关键。这些例子里，观念由乍看的对立，逐步化为交融互补，而达到对由错纵对偶架构起来的作品的领悟。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传统中国文学最精深的叙事作品里，平行的对偶结构交会于无极太极中。

（摘编自浦安迪《中国叙事学·中国传统的对偶美学》）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

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求得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