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节选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

材料二：

几乎所有的科学定律都体现出一种“不”的内在规定性。例如，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人们建造“永动机”是不可能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则说“热不能自发地从低温物体流入高温物体”（克劳修斯说法），或称“第二类永动机是不可能的”，即建造一种装置，使其将热量百分之百地转化为机械能而不产生任何其它影响，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普朗克说法）；热力学第三定律则指出“绝对零度不可达”。当然，还有许多重大理论也包含了这种“不”的严格限定。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告诉我们，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都不可能超过光速；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则表明在量子力学中不能同时准确地给出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等等。

一般说来，科学理论中的“是”往往是有条件地、相对地成立的，它们都是在做了多种假设，进行过多方面简化，有意忽略了数不胜数的次要影响因素之后，才从实验事实中抽象出来。因此它们也只有在严格的“理想条件”下才能成立，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理想状态”也许永远都不会存在。但是科学定律中的“不”却是无条件地、绝对地成立的！对某一领域的不断求“是”固然可以使我们逐渐深化对事物的认识，然而只有求得到“不”才算摸到了这个领域的终极边界，才能够从闳阔的视野把握住该事物的整体，也才可以说对这一领域达到了彻底的认识。

当牛顿力学建立起来以后，它几乎可以精确完美地解释一切力学问题，人们都认为这种力学理论应用范围无限广阔，物理学已经最后完成，人们的眼中对它看不到一丝一毫的“不”。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开始遇到了麻烦，正像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所指出的，虽然物理学是万里晴空，“可是现在，这种理论的优美性和明晰性被两朵乌云遮蔽得黯然失色了”。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力学的建立彻底扫清了物理学天空的乌云，同时也为经典物理寻求到了“不”，牛顿力学只适用于宏观低速运动。这不仅划定了经典力学的最后疆界，同时还开拓了更为广阔、更为壮观的物理学新天地。可见，求得一个领域的“不”并不是认识的终结，它正是一个全新领域求“是”的开始。

另有一种深蕴哲理的“求不”，那就是科学上的“证伪”原则。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哲学家波普尔曾经提出过“理论不能证实，只能证伪”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事实只能证明一个理论是假，却不能证明一个理论是真。”为什么会是这样？他的回答是，“证实是归纳问题，证伪则是演绎问题”“作为科学理论的普遍陈述虽不能为大量经验事实所肯定，但却能被个别经验事实所否定”。例如，为了验证“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结论，哪怕你走遍七大洲，考察了全世界上千万只乌鸦都是黑色的，也不足以证明这一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只要有人发现一只白乌鸦就可以彻底否定“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既定结论。可见，不管有多么丰富的经验事实都无法严格证明为“真”，相反，仅仅一个“证伪”就足以否定整个科学原理或科学定律。

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在制定社会发展计划时也应当有意识地增拓“求不”思维，自觉地寻找相关的边界限制。我们生活的环境不只对我们展示了精深的至理，还为我们规定了严格的戒律。“求是”与“求不”这一对称思维，会使我们既善于进取又胸怀戒规，这样才能行稳致远。

（选自唐克明《实事求“不”》，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摘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材料二：

（三）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十六）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十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摘自习近平《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节选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有删改）

材料二：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节选自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有删改）

某校开展“家乡文化调查”研究性学习活动，两个小组提交了不同的开题报告。A组查阅了十余种文献，梳理了家乡文化的历史记载与学术观点。B组除查阅基本文献外，还实地走访老街、祠堂，采访非遗传承人，发现若干与文献记载出入的细节。指导老师点评A组时指出：“你们的报告读起来总觉得和这片土地隔了一层。”点评B组时指出：“你们的调查让书本上的‘文化’变成了可触摸的‘生活’。”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美国的了。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的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开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摘编自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材料二：

《别了，司徒雷登》是毛泽东于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抨击艾奇逊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美国扶持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向美帝国主义告别，表达了无限的豪迈和乐观。《别了，“不列颠尼亚”》是新华社记者于1997年7月1日合写的一篇短新闻，向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告别，表达了民族强盛的自豪感。

“别了”一词被当代中国人民普遍理解和使用，与《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紧密相关。这篇文章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是中华民族向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史的告别宣言。不说“再见”，只道“永别”，“别了”一词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别了，司徒雷登”，别了，帝国主义欺凌史。1945年2月，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与苏联达成分割远东的秘密协定，意图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苏以中国长城为界南北划分势力范围。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任务转到马歇尔身上，他相中了司徒雷登，1946年的7月，司徒雷登被正式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5月，解放军横渡长江，为避免中国倒向苏联，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内提出承认中共新政权的建议，遭到拒绝，无奈回国。

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用种种策略，企图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甚至不惜发动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将帝国主义的欺凌史扫进了垃圾桶。

别了，“不列颠尼亚”，别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史。别了，“不列颠尼亚”，既是向不列颠尼亚号邮轮告别，也是向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告别。

英国、美国等国家在之后也始终没有停止搅乱香港的图谋，1997年掀起金融危机冲击香港金融市场、2013年挑动“占领中环”非法集会、2019年煽动香港暴乱，均被祖国一一化解。

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帝国主义的殖民史、欺压史都将一“别”不复返。

（摘编自王洪涛《从〈别了，司徒雷登〉到〈别了，“不列颠尼亚”〉》）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最为壮丽的篇章之一，不仅是军事上的战略转移，更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红军将士展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长征的胜利，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句话深刻地概括了长征的伟大意义。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摘编自相关党史文献）

材料二：

回忆录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真实记录作者亲历的事件和感受，兼具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长征题材的回忆录，如杨成武的《长征胜利万岁》等，通过亲历者的叙述，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人化的生命体验相结合，使读者得以更真切地感受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这些作品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以其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细节感染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回忆录的写作，需要在真实性与文学性之间寻求平衡。真实性是回忆录的生命线，任何虚构都会损害其历史价值；而文学性则是回忆录感染力的来源，恰当的形象描写、情感抒发和结构安排，能够使历史场景更加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优秀的回忆录作品，往往能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个体叙事中折射出时代的宏大主题。

（摘编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3期）

材料三：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培育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革命文化中蕴含的理想信念、奋斗精神、奉献意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

当前，革命文化的传承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为革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部分青年对革命历史缺乏切身体验，存在一定的疏离感。如何创新革命文化的传播方式，使之更贴近当代青年的认知特点和接受习惯，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5年3月）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锻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即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节选自统编版选择性必修上册《长征胜利万岁》相关论述）

材料二：

在长征的征途上，我们的红军战士展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力量。过草地时，“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死去”，但剩下的人依然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进；爬雪山时，衣着单薄的战士冻僵在雪坡上，手中却仍紧攥着步枪。这种超越生理极限的坚持，源于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聂荣臻同志在《大战中的插曲》中回忆，救助日本遗孤时，战士们虽与日寇浴血奋战，却对无辜孩童展现出人道主义关怀，这正是长征精神中“人民至上”理念的生动诠释——革命不仅是推翻压迫，更是为了守护所有生命的尊严。

（节选自统编版选择性必修上册单元拓展材料）

材料三：

新时代传承长征精神，需要把握其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从“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豪迈气概中，我们汲取攻坚克难的勇气；从“军民鱼水一家人”的历史记忆中，我们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当脱贫攻坚的干部扎根山区，当抗疫战士逆行出征，他们践行的正是“不怕牺牲、严守纪律、团结奋斗”的长征基因。长征精神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融入民族血脉的精神密码，它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为民族复兴提供不竭动力。

（选自《光明日报》2025年特约评论员文章）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写文章就是说话，也就是想心思。思想、语言、文字，三样其实是一样的。若说写文章不妨马虎，那就等于说想心思不妨马虎。想心思怎么马虎得？养成了习惯，随时随地都马虎地想，非但自己吃亏，甚至影响到社会，把种种事情弄糟。向来看重“修辞立其诚”，目的不在乎写成什么好文章，却在乎绝不马虎地想。想得认真，是一层。运用相当的语言文字，把那想得认真的心思表达出来，又是一层。两层功夫合起来，就叫做“修辞立其诚”。

修改文章不是什么雕虫小技，其实就是修改思想，要它想得更正确，更完美。想对了，写对了，才可以一字不易。光是个一字不易，那不值得夸耀。翻开手头一本杂志，看见这样的话：“上海的住旅馆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廉价的房间更难找到，高贵的比较容易，我们不敢问津的。”什么叫作“上海的住旅馆”？就字面看，表明住旅馆的原来是人。从此可见这个话不是想错就是写错。如果这样想：“在上海，住旅馆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那就写对了。不要说加上个“在”字去掉个“的”字没有多大关系，只凭一个字的增减，就把错的改成对的了。推广开来，几句几行甚至整篇的修改也无非要把错的改成对的，或者把差一些的改得更正确，更完美。

（摘自叶圣陶《谈文章的修改》）

材料二：

我们说“修辞”，好像只是文字上的修饰，其实不是。《易经·乾卦·文言》说“修辞立其诚”。什么叫做修辞？不是指那种花花草草的涂抹装饰，而是你要找到一句最合适的话传达你自己。不管写人写物写情，你要把那句最能够传达你感情的话、最恰当的字找到。所以杜甫虽然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修辞立其诚”。他惊人的语句，跟他内心的感情能够相配合。而后世的人，他们只注重外表的用字，而不能够很好地配合感情，因为他们没有杜甫那么丰厚的感情，他们都是用脑，不是用心。我不是说这些人绝对不好。而韩愈这个人呢，是很有才的，他有丰富的语汇，运用语法的能力也强。我们把白居易也说一下。白居易有一封给朋友的信——《与元九书》。元九就是元稹元微之，当时元白两人并称，他们所提倡的，白居易这封信里就写了，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说你写文章，要为这个时代而作，要看这个时代的需要，你的歌诗要反映社会上的一些真实事件。这也是受了杜甫的影响。杜甫是个写实的、对社会关怀的诗人，他的诗是流自肺腑。韩愈、白居易这些人，是用脑用才来写诗，而杜甫是用感情来写诗。元微之跟白居易写了一大堆反映现实的作品，叫作新乐府。他们是找题目来写的。而杜甫不是，杜甫写诗是因为他的经历，他眼中所见，这完全是不同的。

（摘自叶嘉莹《诗圣遗泽广远绵长——中唐以后几大诗歌派别的演变均受杜甫影响》）

材料三：

所谓“修辞立其诚”，诚者，实也，真也，“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文章由这句话展开论述，提出发言著论写文章都应坚持“立其诚”的原则，告诫人们要“说真话、讲实话”，做真人。时至今日，对于文章发表后近二十年的今天，张岱年先生的观点仍然显得熠熠生辉。

一方面，“立其诚”应从“修辞”始。正如作者所言，发言著论都须注重诚伪问题，讲究真实性，坚持名与实，即言辞与客观实际即相一致的属性，我们也应注意自己的言论是否符合事实。这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是作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要求，更是当代自媒体高度发达，网络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实际的客观需求。现实社会，科技发展迅猛，社媒、自媒平台层出不穷，“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当主角”。然而，有人却为了博眼球、获关注、赚流量而在网络上发布或夸大其词，或随意臆造不实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一些商家动辄“跳楼”“甩卖”，实则暗藏猫腻；一些无良博主终日把“跪求”“哭晕”当作口头禅；一些“标题党”文章，或言过其实，或子虚乌有，不仅误导读者与消费者，更易造成故弄玄虚的不良社会风气，实不可取。“假作真时真亦假”，当一个社会被各种假言谬论充斥，形成社会风气时，其真实表述也不会为人们所相信了。

我们做人做事，立身处世也应该坚持“立其诚”原则，向“真”靠拢。正如作者所提醒，人们应当注重言行、心口的一致性。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久而久之遭人识破，被身边的人疏远。一个人如果不讲真诚、信实，则将失去立身之基，寸步难行。现实社会中，有明星学术造假，堂堂“博士”不识知网，而引起全网公愤；有艺考生借助父母职权，将“往届生”改为“应届生”，被人发现，取消资格。弄虚作假必将遭到社会公众的抵制与唾弃，唯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学做真人方是正道。

（摘自黄俊尧《新时代应继续发扬“修辞立其诚”精神》有删改）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修辞立其诚”这句话虽然是两千多年以前讲的，现在仍应加以肯定，仍应承认这是发言著论写文章的一个原则。“立其诚”即是坚持真实性。诚者，实也，真也。现代所谓真，古代儒家谓之为“诚”。

“立其诚”可以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名实一致，二是言行一致，三是表里一致。

名实一致即是言辞或命题与客观实际的一致。一般言辞的内容包括许多命题。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都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都可称为理论命题。理论命题符合于客观实际，就是真理的揭示。文学不是表示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的，然而也必须对于事物现象的本质有所显示，才能够感动人心。

言行一致亦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思想与行动一致。浅言之，即一个人的言论与他的行为一致；深言之，即学说理论与社会实践一致。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社会实践相符合的，才能称为真理。

表里一致即心口一致，口中所说的与心中所想的应该一致。如果口说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却是另一套，是谓说假话，是最明显的不诚。“修辞立其诚”，首先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学说、言论、文章，都有一个诚伪问题。

哲学与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追求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人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往往表现一定的主体性，在认识中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是，追求真理就应力求避免主观的干扰。《管子·心术上》提出所谓“静因之道”，“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这是说，在认识外物的时候不要对于外物有所损益，力求认识外物的本来面目。列宁论“辩证法的要素”，举出十六条，第一条是“观察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

多年以来，人们强调主体性的重要，这是正确的。但是，发挥主体性，应以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这里有一个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的主体性，主要在于能改造世界，但改造世界应以正确的认识为依据。只有正确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有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能加深对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对于世界的正确认识还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条件。

“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所谓曲学阿世即是哗众取宠，曲解经典的原义以讨好于时尚，也就是背离了原则而顺风转舵，这就违反了追求真理的学术宗旨。“修辞立其诚”应是端正学风的首要准则。汉代经师所尊崇的是儒家的原则，我们今天则应强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揭示客观真理确非容易，但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应该并非难事。然而，千百年来，由于世事的错综复杂，说真话、讲实话，却不是容易做到的。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这是复杂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人心的扭曲。然而，把自己的真实见解表达出来；这应是“修辞立其诚”的起码要求。

应该承认，“修辞立其诚”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唯物主义肯定事实，肯定客观真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敢于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亮出来。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唯心主义比较流行，我还是相信，唯物主义是科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修辞立其诚》）

材料二：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一些个性十足的表达方式在网络上层出不穷，折射出年轻网民活跃多样的思想观念，与他们求新求变的特点互为表里。但近来，一些网络媒体浮夸荒诞的文风，却令不少读者感到不适。

部分媒体行文浮夸，背后是“眼球情结”在作祟。修饰文辞、创新表达无可厚非，但裁剪素材、哗众取宠，则少了一份真诚，也容易助推谣言肆虐。当网络流量与广告收益挂钩，“眼球情结”就与“营销心态”结成了同盟，于是，一些新闻信息产品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唯“买家”需求马首是瞻。长此以往，忽视了多方求证、核查事实的基本功，难免出现漏洞；而一旦为了抓眼球不择手段，记录历史、传播价值等媒体责任更无从谈起。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一个时代的文风与社会风气相互作用。汉初文章质朴畅达、经世致用，折射出开明务实的治世风貌；为扭转晚唐“俪偶章句”的浮靡，古文运动开启了中国散文的又一高峰；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要求文章摆脱空洞抽象，“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全党文风焕然一新。而当下，祛除媒体报道里的浮夸风、标题党，让沾泥土、带露珠的文字喷涌而出，网络环境才会风清气正。

好文风源自好作风，祛除浮夸不单是改文字，也要改思路。一些自媒体写作者乃至媒体从业者不深入生活，闭门敲键，杜撰文章；不掌握情况，标题惊悚，文章空虚。把讲故事当作讲大话，把喜闻乐见等同于耸人听闻，放弃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放弃了守正求真的舆论担当，让公信力和权威性受到蚕食。

不管在什么时代，持中守正、推陈出新，都是最重要的文风。一方面，媒体人应转换“声道”，掌握互联网语言，强化互联网思维。近年来，不少主流媒体创新表达语态，迅速“刷屏”“圈粉”无数，靠的正是对互联网规律的洞悉。另一方面，也不要把制造噱头当成传播规律，盲目跟风。用各种招式吸引受众固然重要，但能真正赢得读者的，是权威的信息、理性的观点、真诚的写作。

曾经，读者反感“裹脚布”式的八股文章和“板着脸说话”的态度。现在，一些网络媒体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人热衷故弄玄虚，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人沉迷卖萌八卦，失于轻佻。种种不良文风，需要引起警惕。归根结底，“修辞立其诚”，内容真实、情感真切、态度真诚，才是不可移易的竞争力。

（摘编自石羚《表达当守正，修辞立其诚》）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美国的了。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的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开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摘编自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材料二：

《别了，司徒雷登》是毛泽东于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抨击艾奇逊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美国扶持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向美帝国主义告别，表达了无限的豪迈和乐观。《别了，“不列颠尼亚”》是新华社记者于1997年7月1日合写的一篇短新闻，向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告别，表达了民族强盛的自豪感。

“别了”一词被当代中国人民普遍理解和使用，与《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紧密相关。这篇文章写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是中华民族向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史的告别宣言。不说“再见”，只道“永别”，“别了”一词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别了，司徒雷登”，别了，帝国主义欺凌史。1945年2月，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与苏联达成分割远东的秘密协定，意图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苏以中国长城为界南北划分势力范围。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任务转到马歇尔身上，他相中了司徒雷登，1946年的7月，司徒雷登被正式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5月，解放军横渡长江，为避免中国倒向苏联，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内提出承认中共新政权的建议，遭到拒绝，无奈回国。

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用种种策略，企图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甚至不惜发动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历经血与火的考验，将帝国主义的欺凌史扫进了垃圾桶。

别了，“不列颠尼亚”，别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史。别了，“不列颠尼亚”，既是向不列颠尼亚号邮轮告别，也是向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告别。

英国、美国等国家在之后也始终没有停止搅乱香港的图谋，1997年掀起金融危机冲击香港金融市场、2013年挑动“占领中环”非法集会、2019年煽动香港暴乱，均被祖国一一化解。

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帝国主义的殖民史、欺压史都将一“别”不复返。

（摘编自王洪涛《从<别了，司徒雷登>到<别了，“不列颠尼亚”>》）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微短剧在我国迅猛发展，引领文娱、旅游等行业消费热潮。《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显示，2024年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04亿元，同比增长34.9%，首次超过内地电影票房。当下，微短剧用户规模已超越网络文学、网络音频等多类基础数字服务。据调查，超七成网络用户养成了观看微短剧的习惯，每日追剧的时间占总上网时间的比例高达36%。

微短剧契合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些时代诉求，譬如更关心情绪价值和社会共鸣。近期，微短剧内容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变革，逐步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内容低质和侵权盗版现象明显减少。微短剧的故事类型、内涵表达及制作水准都有一定的突破，也相应带来了市场收益的增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微短剧与主流文化、主流媒体双向奔赴，一些微短剧在弘扬红色文化、拥抱严肃文学上作出尝试，主流媒体参与制作或播放微短剧，促进了微短剧整体质量的提高。此外，微短剧“内容高质+版权保护+用户付费”的发展模式，打破了低质低价内卷式竞争的低效状态，这或将为今后各个领域打造数字化作品与消费生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微短剧是线上消费持续扩大的一个缩影。如今，大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消费场所也从线下更多转移到线上，大众由偶尔花费大块时间去影院观影转变为随时随地用手机观看微短视频。可以说，微短剧适应了快节奏、碎片化、快餐化、及时便捷的消费方式，这恰是线上消费比线下消费的优势。

目前，微短剧已从单纯的娱乐内容跃升为情感、消费双驱动的平台。国家广电总局推出“微短剧+”行动计划，赋能千行百业。在“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等创作计划带动下，乐山等地以及汉服等国潮国货产品纷纷“借剧出圈”。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文化，也为微短剧提供了充足的创作素材，微短剧在带动乡村文旅和农产品消费上大有可为。此外，微短剧在剧本创作、科幻画面制作等各环节大量使用最新科技工具，也带动了科技产品消费。

不仅如此，微短剧的海外消费市场也持续扩大。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海外观众对中文微短剧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其中美国市场的下载量和应用收入在全球占据首位。微短剧海外市场正井喷式增长，未来微短剧海外用户规模可能达2亿至3亿人。

（摘编自刘诚《提升微短剧质量，打造文旅消费亮点》）

材料二：

原始丛林的篝火旁，身披兽皮的部落族人正随着鼓点翩翩起舞；大祭司手持刻满神秘纹饰的陶制神杖，绘有漩涡纹与蛙纹的彩陶罐在周围堆叠……这是人工智能（AI）微短剧《马家窑谜踪之神杖密码》中的一幕。2月23日，国内首部由AI技术全程驱动的奇幻探秘微短剧上线。考古发现与科技赋能的碰撞，让沉寂千年的马家窑文化以全新姿态步入大众视野。

“这不是一部传统影视作品，而是一座用代码搭建而成的数字博物馆。”负责人展示了两组画面：一侧是马家窑遗址的考古测绘图纸，另一侧则是用AI生成的史前部落全景——泥墙茅屋依山而建，陶窑中火光跃动，手持骨刃的先民正用矿物颜料在陶罐上勾勒漩涡纹。两者细节高度吻合，甚至连陶罐纹样的笔触走向都与出土文物无二。

剧中90%的场景基于真实考古数据构建。制作初期，技术团队输入了上千份马家窑文化的研究报告、500余件文物的三维激光扫描数据，以及《山海经》《水经注》等古籍文献。通过AI深度学习，系统不仅还原了4800年前的植被分布、地貌特征，还结合古籍中的神话元素创造出“通天神殿”“图腾兽”等奇幻场景。

在角色塑造上，AI同样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男主角顾北辰的面部特征融合了现代审美与史前人类头骨复原数据，其战斗动作则由动作捕捉技术结合马家窑文物纹样设计而成，例如他使用的骨刃上，刻有在马家窑文化中象征繁衍与生命之力的蛙纹。

短剧避开了宏大叙事，用悬疑探险的外壳包裹文化内核。剧中现代青年顾北辰穿越至史前部落，利用物理学知识帮助先民建造防洪工事，用数学思维破解图腾谜题，甚至通过分析陶器烧制温度推测线索。这些剧情设计的巧思，使得硬核的考古知识转化为观众可感知、易理解的“闯关要素”。《马家窑谜踪》的价值远不止于一部短剧的热播。制作方计划以该剧为起点，构建“马家窑文化IP矩阵”。后续将开发系列剧集，融入彩陶制作、史前贸易、部落战争等元素，逐步搭建“马家窑文化宇宙”；推出虚拟数字人担任线上文物讲解员；与文物考古部门合作，利用AI修复技术还原破损彩陶纹样，开发数字藏品。这一探索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文物古迹的“数字永生”。通过AI建模与区块链技术，马家窑文物得以脱离物理限制，在虚拟世界中完整保存，让子孙后代了解我们文明的伟大。

“科技为舟，文化为帆，这场文明之旅永远不会停歇。”正如剧终字幕所言，当AI技术与文化遗产深度融合，我们不仅能回望过去，更能以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将文明的火种传递至未来。

（摘编自颉满斌、李佳《跨越4800年的奇幻之旅——AI微短剧解锁马家窑文化密码》）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视觉，而对视觉影响最大的则是色彩。学者考古服饰文化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在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特别是随着纯天然染色技术的发现与改进，服饰制度日渐完备。秦始皇信仰阴阳五行说，认为秦能够战胜周，应属水德，代表颜色就应该是黑色。秦朝崇尚黑色，以黑色为贵，其军服冷峻而严肃，始终充斥着严酷、硬朗的肃杀之风。而汉朝经过休养生息，以五数为制度基数，以黄色为贵。汉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四时服”和《后汉书》中的“五时衣”，都与我国古代的历法与阴阳五行说关系密切。古人认为春、夏、秋、冬四时由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主，所以“四时”亦称“五辰”。五行分配四时于三百六十日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也。这些规则成为指导人们依照不同季节选择特定着装颜色的准则：春着万物复苏的青色衣，     ①     ，秋着硕果累累的黄色衣，冬着肃杀沉寂的黑色衣。

我国爱国诗人屈原主张服饰要注重“内美”与“修能”的协调统一。他在《离骚》中曾多处提到服饰，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原句中的“内美”     ②     ，而“修能”与“内美”相对应，是指外部美的修饰与容态，或是后天的学习与修养。两种解释都在强调加强修养，包括对个体的修饰。又如“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其中“木兰”在《本草》中被释为“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去皮不死”，“宿莽”是楚人对冬生不死，且芳香久固之草的称谓。又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留夷”“揭车”皆为香草，“杜蘅”似葵而香，叶似马蹄形。再后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𫄥𫄥”，“木兰”“秋菊”“薜荔”和“胡绳”都是香花芳草，由此可见，古人当时就有佩香草的服饰习俗。或许有学者认为，屈原的服饰观，神秘典雅，浪漫多彩，对后人讲求服饰华丽高雅，影响至深。今天选取自然界的花草为胸针的配饰，未必不是在喧闹中借助花草来凸显服饰视觉美的体现。

《周易》赋予传统服饰中和之美，具体体现在不偏不倚的居中之美的认同观；服饰格局讲究思想意识上的对称之美，服饰境界中强调整体关照或系统意识的中和之美。传统服饰从“头衣”和“体衣”，再到“足衣”和配饰都有着整体的系统规范，服装和配饰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已经成为着装者身份、性格、学识、涵养等的外在体现，与衣者自身浑然一体。作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服饰颜色，同样需要在整体的协调中彰显协调美，如客家借助其传统服饰纯艳的色彩、丰富的图符、粗犷的造型和实用的美德，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情怀。

（摘编自张慧琴《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翻译协调美》）

材料二：

颜色、材质与“洁净”感的道德寓意

在《离骚》的服饰描写中，颜色与材质往往被赋予道德与精神的象征意义。素白、素净的色调常与清高、廉洁相联系，象征着对名利的超然与对正义的坚持；深色、华饰则多与情感的郑重、对旧有秩序的质问相连。颜色的对比、材质的选择，暗示着诗人对外界喧嚣的反思，以及对内心清明的坚持。衣袍的质感与纹饰的繁简，既映照出诗人对礼仪的重视，也呈现出其在逆境中的自我调适：繁复的饰物并非炫耀，而是对“礼”的庄重性的强调与对天地秩序的敬畏。

在这种叙述语境下，服饰的“洁净感”成为一种伦理美。《离骚》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以“洁净”自居，而洁净不仅指衣着的整洁，更涵盖内心的纯正与对私欲的克制。洁净的衣饰作为外部呈现，与诗人内在的纯正心志相呼应，形成一种“内外合一”的美学理想。这种理念在文本中具有持续的驱动作用：它推动诗人坚持自我、维护道义，并以此抵御周遭环境对自我的侵蚀。

对比与批评的功能性作用

服饰描写在《离骚》中也承担了对比与批评的功能。对比一方面体现为“理想中的君子之风”和“现实中的流落苦境”之间的落差；另一方面体现为“华饰的表象”与“朴素的实质”之间的张力，诗人强调的是内在品性的稳定性胜于外在装饰的浮华。这种对比不仅揭示了社会中的虚伪与浮夸，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与道德的判断标准：在乱世之中，若仍执着于内在的洁净与礼仪的完整，便能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与精神的清醒。

在批评层面，服饰描写也提醒我们警惕：外在的整洁与内在的坚守并非总能得到世俗的理解与认可。《离骚》中的诗人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坚持以服饰来表达自我与道德的观念，展现了一种“外表对内心的反映”的美学与伦理学思考。

（摘编自佚名《〈离骚〉中的服饰描写解析》）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唐以前的古代文学中，以忧患感为基调的作品是很多的。这些作品大致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所体现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及亲友的命运而引起的忧患感，如宋玉《九辩》。第二类则是内涵更为深广的忧世之作，例如《诗经》中的《载驰・正月》。这后一种倾向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屈原。

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蒙着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关于《离骚》，诚如司马迁所云，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关于《九章》，从首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分，发愤以抒情”，到末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忧患之感与《离骚》完全相同。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已经迫在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预感和忧患意识正来源于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屈原曾经被楚怀王委以重任，但是他不久就受到一连串的诬陷、疏远、放逐。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情愿在“乃猿狖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仍然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精神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仍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甚至当他要想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政治，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虽然屈原的忧世预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不一致，但是，他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具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政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感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这样，他在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反复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谠言不为朝廷所接受。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想的正义性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程千帆、莫砺锋《忧患感和责任感》）

材料二：

《离骚》全诗可分为三段：正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乱》曰”是全诗的尾声与总结。

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部分，是写“骚”，写“忧”，写诗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斗争、矛盾、幽愤和痛苦。

在前半部分中，诗人抒写着“灵修浩荡”“皇舆败绩”“众女谣诼”“芳泽杂糅”的政治乱象，又强烈地感受到“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人生忧愁。政治斗争的严重挫败，现实与理想的悬殊背离，给屈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深巨的忧愤。他抑止不住满腔的愤懑，反复诉说着自己无比失望、孤独、幽怨、狐疑的情绪，重重的忧郁、怨望、苦闷、彷徨，重重地压在心头。

前半部分的基本内容和感情基调，就是一个“骚”字，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忧愁幽思”。那么，出路在哪里？诗人将如何“离”开这无边的“忧”愁？于是，便进入了后半部分的描写。

从“女婆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为后半部分。诗人紧承前半之“骚”之“忧”而写“离”，写为“离”开忧愁、解脱痛苦“上下求索”的不懈奋斗，写为实现“美政”理想而“求帝”“求女”的幻想经历。

当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世界“无路可走”之时，矢志不渝的诗人将他不屈的目光、深邃的思绪，投向了幻想的天际。诗人不顾“女婆”的劝说，否定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满怀虔诚的期冀，踏上上下求索的征程。但是“求帝”“求女”的不遇，不仅宣告了实现“美政”理想的无望，同时也宣告了“离骚”的失败。欲“离骚”而“骚”难“离”，忧患犹在，痛苦依然。

接下去，诗人又幻想着向灵氛、巫咸求助，灵氛、巫咸劝诗人去国远游，而诗人准备离去之时，远远地望见了故国的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自己根本无法离开生长于斯的旧乡故土！

一篇《离骚》之诗，本为“离骚”而设，却历尽千回百折，数经心力交瘁，仍然是“骚”而未“离”，“忧”而未“解”。长达二千五百言的正文已经结束了，但此时的主人公，“骚”仍未“离”。茫茫环宇，何处是归程？

“《乱》曰”部分总结全诗，点明主题：“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乱》曰”五句呼应诗题，点明了全诗“离骚”的基本线索：“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是“骚”，“又何怀乎故都”是“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是“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离”。

既不能去，又不能忍，这样就把矛盾推向高峰，“死”的问题便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乱》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表明要追随殷代贤臣彭咸而投水而死。“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摘编自何新文、彭安湘《离去现实忧患、解脱生命痛苦》）

链接材料：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