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文明探源中探寻“何以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访谈

学术家园：从您2000年发表对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总体思路和课题设置的构想，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2年启动预备性研究、2004年正式启动，您始终走在文明起源研究的前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要解决怎样的重大问题？

王巍：文明起源研究是人类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课题。从2002年启动预研究开始，共有涉及考古、历史、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等近 20个学科、60多个机构、40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究。

国外学术界曾比较普遍地认为，中华文明的开始应从商代晚期使用甲骨文字算起，只有大约3300年历史。我国古代史学者则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认为中华文明应从夏王朝的建立开始，大约有4000年历史。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果则是，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历史这一事实。探源工程把对反映各地区文明化进程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作为最关键的环节，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近50处遗址有计划地、持续地开展区域调查和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揭示出距今5500年至距今4000年间，中华大地不同区域文明的演进，并最终汇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道路。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良渚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良渚遗址把中华文明的起源从原来国外认定的3000多年更正为现在的5000多年，成为向国内外彰显和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探源工程则为良渚遗址成功申遗作出了关键性贡献。

我们之前还曾面临如何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问题。之前普遍流行的标准就是“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具，存在于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没有使用文字而是结绳记事。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探讨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们总结出新的“三要素”——城市、阶级、王权和国家，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最根本的标志。“三要素”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各地早期文明的材料中概括出来的，也符合其他地区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探源工程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对世界文明研究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学术家园：……

王巍：考古学靠新的资料不断丰富和充实，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的一个不经意发掘，有可能改写历史，改写像我们这辈人依据当时考古材料提出的认识，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希望有更多人热爱中国考古事业，并坚持下来。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这是探源工程最根本的成功经验，必须加以坚持。同时继续加强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和阐释，特别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参与。还要加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的国内宣传推广，创新传播形式，增强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认同。此外，还要继续大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比如举办线下线上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展，形成较大的国际影响。加大对中外合作考古的支持力度，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学术家园：历史上的文明交流互鉴实践，对于当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有哪些借鉴意义？

王巍：放眼世界，距今5000年前后，是世界各古老文明形成与初步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各地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黄牛和绵羊及冶金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后传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冶金术在西亚地区是制作小件的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而在其传入中原地区之后不久，中原地区的先民们利用在此之前已经熟练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发明了用陶范铸造青铜器容器的技术。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容器铸造技术达到 A 的地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重达800多公斤的司母戊大铜鼎就是突出代表。这一事例表明，中华文明对外来先进文明因素并非只是照搬，而是在吸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最好体现，也是其 B 、永葆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一时期，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的粟、黍的栽培技术向西亚地区传播。此时期经由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比汉代张骞通西域早2000多年。还有水稻和丝绸的向外传播，也都远远早于汉代。由此可见，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 C ，对于两地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精辟总结。知古鉴今，当今社会的发展，同样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材料二：

乡土中国·重刊序言（节选）

费孝通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尝试什么呢？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这棵栽植于道光年间的古树是一棵‘救命树’，保护在树上避难的村民免受洪水侵袭，如今我们将其列为‘乡愁保护点’，有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在雄安新区大王镇大阳村，安新县乡愁保护工作队成员周建斌指着一棵古槐树说道。雄安新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开工建设阶段，在如火如荼建设场面背后，一些承载村民过往记忆的古宅、老树依然挺立，成为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

为保护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雄安新区在全国没有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率先成立雄安新区“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首创雄安新区“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据辛公舜介绍，在雄安新区的大规模开工建设中也出现了工程建设和“乡愁保护点”位置冲突的现象，雄安新区乡愁工作专班采取了“一案一政策”的活态保护措施，根据“乡愁文化遗产”价值和规划建设需要，针对每一处“乡愁文化遗产”的特点制定了“特殊”政策，有效保护“乡愁文化遗产”的同时也配合了施工单位的工程进度。雄安新区未来将利用保存下来的古宅以及古宅构件建设历史街区，利用老物件建设展示新区农耕、渔猎以及民间艺术的博物馆，利用古树打造乡愁林，让未来的新区居民记得住“乡愁”。

除此之外，雄安新区将启动“数字乡愁”影像留存和“数字乡愁云”工作，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展示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三维实时渲染技术等，构建与现实世界孪生的数字虚拟空间。通过对雄安新区内的数字乡愁点进行VR及视频解说制作，建立“数字乡愁”文化平台，最大限度保留和记录古村落乡愁。未来，雄安新区将进一步打造相应的雄安历史文化传承基地和展示区域，将传统文化融入雄安城市风貌之中。

（摘编自鲁达、崔涛《“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融入雄安规划建设》）

材料二

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人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过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3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选摘自《乡土中国》，费孝通）

材料二：

2009年至2010年间，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20个课题组267人集中对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17个省1113个县（含县级市）中的902个乡镇传统村落文化遗存进行了为期25天至30天不等的综合性复查。据“遗存实情”记录统计数据显示，传统古村落生态状况令人堪忧。这些地域中，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至2010年仅幸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传统村落。

（选摘自《光明日报》，2012年01月15日）

材料三：

“这是拍摄的意外之喜，台湾东南50海里外有个孤岛叫兰屿，是台湾原住民达悟人世居之地。他们到现在采取的都是自己造舟、潜水捕鱼的生活方式。有个渔民说，‘我们吃的饱就好，我们要让海洋也能休息’。这句话出自一位没上过几年学的渔民之口，但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之中的人，有谁能做到？这对宣扬利益最大化的商业世界来说，就是个悖论。但它恰恰是让每一个生命都能活得更好的最优解。这是几乎所有古村落的共性，驯鹿村村民，见到十头野生驯鹿，猎五头放走五头，母鹿全放走；冬天烧火取暖，只捡枯叶、断木，从来不砍新鲜的树；野外碰到熊，如果熊不发起攻击，绝对不开枪。先民留下来的哲学，无论何时都不该被忘记。”

（选摘自纪录片《了不起的村落》导演黎振亚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稿，2017年12月16日）

材料四：

“现在的古村落开发已成套路，粗鄙化严重。”冯骥才说，“据我所知，一些村落腾笼换鸟，将当地村民迁走，交给旅游开发公司运营，大搞农家乐和民宿，编造伪民间故事吸引游人。”“如果我们的村落这么发展下去，再过十年或者十五年，我们认定下来的这几千个宝贵的传统村落就会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变成‘千村一面’。这是个非常可怕的问题。”冯骥才说。

他同时强调，乡村不是不能搞旅游，恰恰相反，特别好的村落还需要旅游传播出去，让人们欣赏它、热爱它。但是，传统村落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能只为了旅游一个价值，抛掉甚至牺牲其他重要的情感和文化价值”。

……

前不久，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去山西大米村拍摄资料照片，这个村子建于北魏时期，历史悠久。工作结束时，这位工作人员拍了一张与全村村民的合影。令人心酸的是，全体村民只有16个人，还多是老人和妇女。

（选摘自新华网，2017年12月20日）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在“后记”里已经交代清楚。这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成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教室里讲课和用文字传达，公开向社会上发表，当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求知识，把未知化为已知。在社会上发表一种见解，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会引起广泛的社会效果。对实际情况不正确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在发表这些文章之前，犹豫过。所以该书初次出版时在“后记”中向读者恳切说明：由于刊物的编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再发表”。“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尝试什么呢？

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这书出版是在1947年，离今已有三十七年。三联书店为什么建议我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他们去重刊，我不知道。我同意他们的建议是因为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回去的。现在把它作为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轻人在知识领域里猛闯猛攻的标本，拿出来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义。至于本书内容所提出的论点，以我现有的水平来说，还是认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没有现实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需要花一番工夫。

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三十七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客观的条件，我没有能在这方面继续搞下去。当三联书店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重头读了一遍。我不能不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而今老矣。回头看，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代也越觉得可爱。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贡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让我在这种心情里寄出这份校订过的稿子给书店罢。

（《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费孝通   1984年10月11日）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特点的学术著作。此书缘起于作者讲授________课程的经历。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论著，《乡土中国》对研究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________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具有开创性意义。阅读此书要抓住并理解其中的重要________，如“礼俗社会”“差序格局”等。这些都是作者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中提炼出来的，用以归纳某些现象，并从理论高度解释这些现象。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庭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

②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需的，任何社会都一样，所不同的是说有些社会用生育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来规定各人的社会地位，有些社会却并不如此。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他们是要死的。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但是社会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

③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我们有谁曾认真地怀疑过这事实？我们又有谁曾想为这原则探讨过存在的理由？），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

④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⑤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⑥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个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⑦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的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在美国旅行的人，如果只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觉。新英伦、纽约（新约克）是著名的；伦敦、莫斯科等地名在美国地图上都找得到，而且不止一个。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⑧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这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你就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者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缩性。他太死心眼儿，一口咬了一个自己不放；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很好的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摘编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二：

微信是基于熟人关系而连接起来的社交平台，它使得人群在网络社交空间中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以不同的微信圈层为代表，形成一个个相互独立又互有交集的“网络社交圈子”。所谓微信圈层，是个人或者组织以现实中的血缘、地缘、学缘、业缘、趣缘等为熟人关系，以“己”为中心，以信息交互、情感沟通等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网络聚合社交空间。微信圈层迎合了人们多样化的社交需求，其呈现了一种公域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网络差序格局”移动场景，也由此开启了新型社交互动方式。

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社会圈子具有很强的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的社交圈子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社交圈子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大小而变化，这种伸缩能力简单概括就是“推”。同样的，在差序格局影响下，微信圈层亦如波纹一般向外“推出”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微信社交圈子”。微信圈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原生圈层，是对固有传统社会关系进行巩固的圈层，称之“血缘、地缘”圈层；二是拓展圈层，是通过广泛的社交而新组建的圈层，称之为“学缘、业缘、趣缘”圈层。

作为圈子中心的“己”通过个人努力和其他影响力而扩大圈子，以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费孝通先生在论述具有很强伸缩能力的“社会圈子”时，特意突出伸缩能力的大小是依据圈子中心，也就是“己”的实力而定，可以说个人圈子的范围取决于个人实力的大小，在微信圈层中，人际交往的圈子不再受地域、空间的阻隔，打破了传统社会人口不流动的禁锢，辐射范围大大扩大，“推”的范围随着个人外地求学、异地工作、兴趣相投等机遇而不断向外延伸……这些微信圈层相互交友，不断重叠，但都是以“己”为中心，不断拓展出去，具有很强的伸缩性。

（摘编自方楠《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有删改）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二：

乡土作为人类诞生的摇篮，成了人类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当人类成群结队地涌向文明发达的城市之后，人们的情感与乡土仍然有着不能阻断的精神联系，乡土成了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也是滋补作家的肥沃土壤。马克·吐温对家乡密西西比河的乡村生活的描摹，福克纳对美国南方风情画般的描绘，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的广阔草原、森林和乡村生活的由衷赞美，都已证明乡土像母亲一样孕育了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从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茅盾、沈从文、废名，到后来的汪曾祺、孙犁、莫言等，他们始终痴情地关注着那片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土。

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是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这是相对于其他生活领域（如城市、军营、知识界等）而言的。这些“乡土作家”特别地关心乡间外观上和一般生活形式上区别于其他生活领域的特色，他们努力追求自己笔下乡间的独特性，并一律带有较为浓重的“乡恋”色彩。与此不同，莫言笔下的乡间世界基本上是在同一空间内展开的。高密东北乡，中国一个古老、充满苦难的乡村，它不是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乡村，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被时间滤去了历史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特征，其生活呈现为最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暴力、死亡……他努力书写高密东北乡人的贫苦，写出他们的艰难抗争，写出他们虽贫困却有着不屈的精神、美好的道德与淳朴善良的人性，表现了作家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去整合现实、祈求故土复兴的美好愿望，成就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

（选自黄志刚《莫言小说乡土情结探源》，有删改）

材料三：

乡土情结作为中国人集体潜意识里的一种心理状态，主要由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演化而来，其基本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归隐山林的乡土情结。归隐山林源于志士或诗人对世俗社会人情世故的厌恶，更是对乡土自然的内心向往。他们远离尘世的喧嚣，而甘享乡居的宁静。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最形象的注解。

其二，思念故乡的乡土情结。“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乡思亲本身就是一种浓厚的乡土情结，正是这种乡土情结的存在，即使“少小离家老大回”，但乡音始终未改。对于故土，国人始终是难以割舍的。

其三，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史记·项羽本纪》中写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项羽为何乌江自刎？从这句诗中可窥其因。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是人的欲望和价值扩大化的一种体现。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事业的成功只有得到乡人的认可才是最大的荣耀。

（选自高申贵《关于中国人乡土情结的文化思考》，有删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乡贤身体力行，在敦风化俗、息讼止纷、安土息民中践行儒家道统，在“修齐治平”里追求中和圆融，进而在历史和地域尺度上汇集形成了乡贤文化，内嵌于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的母本文化结构中，持续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个方面。

由儒家创始人孔子奠定和倡导的“无讼”思想，承载着儒家追求的和谐社会理想，蕴含着人际关系的和谐、友善、诚信、谦让、互恤等道德观念。调处息讼是实现“无讼”理想的重要手段，千百年间，平衡着矛盾纠纷的消弭和伦理纲常的维系，迎合了农耕社会解纷止争的现实需求，逐渐被乡民所接纳和习惯。作为传统社会固有结构中的一环，乡贤对上维护统治秩序，对下稳定社会环境，是历朝调处制度所依附、依靠的关键对象。

可以说，乡贤作为社会治理的生力军，凭借人熟、事熟、村情熟以及威望高、口碑好的优势，积极参与着家乡社会治理。在“家国同构”二元治理结构和农耕文明生产条件下，传统乡贤和调处制度牵手协同，令官府与宗族、国法与乡约、教化与惩处、制度与文化并行不悖、互为补强，在维持社会平衡、化解民事冲突、降低行政成本上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也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从而提高凝聚力和自治能力。从优化乡村文化看，新乡贤文化所蕴含的文化道德力量，能延续传统乡村文脉，教化乡民、反哺乡里、涵养文明，使村民遵循行为规范、价值导向；从提升乡村治理手段看，在一些乡村出现“空心化”现象的情况之下，推进新乡贤文化和乡村社会结构有机融合，更能有效促进公共服务普及与公序良俗形成，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摘编自胡仁智、吴映颖《传承乡贤文化，优化基层治理》)

材料二：

在都市社会中一个人不明白法律，要去请教别人，并不是件可耻之事。但是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要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在旧小说上，我们常见的听讼，亦称折狱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这种程序在现代眼光中，会感觉到没有道理，但是在乡土社会中，这却是公认正当的。

在这里我可以另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足球比赛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那个人犯规，那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最理想的球赛是裁判员形同虚设（除了做个发球或出界的信号员）。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他的责任是在察看每个球员的动作不越出规则之外。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竞拍起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地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我那时常觉得像是在球场旁看裁判官吹哨子，罚球。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现代的社会中并不把法律看成一种固定的规则了，法律一定得随着时间而改变其内容，所以不知道法律并不成为“败类”。

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洋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如何认识和叙述乡土中国的“乡土性”，是乡土文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但是，进入现代以来，维持乡村秩序的“礼”作为社会规范失去了原来的有效性和坚固性。“现代性”因而烛照出了“乡土性”的幽暗，现代以来文学中的国民性与“乡土性”密切相关。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又长时间处于稳定状态，因而乡土中国被视为“传统”和“传统文化”的象征。这些特点基本决定了乡土中国和乡土文学的面貌。

从鲁迅的乡土小说开始，乡土就不是一个单向度的、纯粹的范畴，它也不是单单指涉一个确有所指的地点（故乡），而更多代表一种价值。无论是鲁迅笔下的S城，还是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抑或是沈从文念兹在兹的湘西，都是作家在离开故乡之后对乡土的重构。因为有了现代与乡土的时空落差，他们笔下的乡土在超时空的范畴中总是预先就已经凋败的。正是因为置身现代时空又被现代文明所塑造，书写乡土的作家才有了观照乡土的参照物。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使用了“侨寓文学”的概念，所谓“侨寓”即寄身他乡。这个概念一方面指出了现代文学初期作家文化身份的基本属性，另一方面也在叙事学层面确立了整个现代文学时期乡土文学的基本叙事模式，即“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在这样的叙事模式和文化心理中，乡村与城市成为一种结构关系，城市无论是显现的还是隐形的，始终作为现代文明的参照物存在着。

有意思的是，21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是长篇小说，这既与乡土问题本身的容量有关，也与作家观察把握乡土的视野和结构能力有关。贾平凹的《秦腔》等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50后”“60后”作家耳闻目睹了乡土在20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种种沧桑变化，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以历时性的、近乎历史编年体的方式呈现乡土的流变，长篇小说的总体性视角和庞大体量为他们全方位、多维度描写乡土提供了合适的艺术形式。

（节选自王尧《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有删改）

材料二：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转型，乡土文学在现代文明的裹挟下发生了新变。有关乡土文学“存亡”的问题浮出历史地表，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乡土文学消亡论”的观点屡见不鲜。陈晓明认为，“乡土中国在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中，是边缘的、被陌生化的、被反复篡改的、被颠覆的存在，它只有碎片，只有片断和场景，只有它的无法被虚构的生活。”他以贾平凹的《秦腔》为例，阐释了作为乡土文学发展的土壤和根基的消亡。张清华也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作家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为代表，乡土文学的格局出现了很大变化，“乡土文学的认识论基础由社会学、阶级论变成文化哲学和人类学。‘乡土文学’变成了广义的历史文化或者农业经验的一种书写，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也就终结。”

事实上，现代化转型给城乡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随着中国城乡发展的规划与完善，乡村面临的困境也会得到更全面的关注和解决。建设美丽乡村、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续写农村新人形象、反映“农民进城”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向度，这些已然成为21世纪乡土小说几个基本的情节单元。从小说创作来看，乡土文学不仅没有走向消亡，还吸引着许多作家将创作热情投入到这片“热土”。人们有理由相信，源于“乡土”、寄托着中国人浓郁“乡愁”、忠于“乡土”的传统文学精神，会支持中国乡土文学走向新的发展。

文学是人学，乡土文学的本体价值也体现在人对乡土的独特情感和精神旨归之中。作家对文学“乡土”的叙事方式虽然各不相同，但内蕴在叙事主体中对“乡土本体”的热爱、“乡土传统”的继承、“乡土精神”的发扬都是不变的。从广义上来说，无论是以怀旧情感悲观地书写一曲乡土挽歌，或以静观的姿态客观呈现乡土的现代性转变，或以乐观的感情书写理想的乡土愿景，都能称之为“乡土文学”。“乡土文学”的概念界定应牢牢把握住人对乡土的审美精神这一本体，以人的审美情感观照文学“乡土”的本质内涵，守住乡土文学的底线标准，才能得出更具学理性的结论。

（节选自毛金灿《21世纪乡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有删改）

乡土文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探讨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这里的“乡土”并不是单指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更多是一种根植传统的________。它源于乡土，又有着超越地域的普遍性“乡愁”——这不仅是对过往的追忆，更是对人与自然、伦理秩序和谐共存的精神原乡的追寻。作家书写乡土的________虽各不相同，但其中对“乡土本体”的热爱、“乡土传统”和“乡土精神”的________都是不变的。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大家好，我是周伟，来自中国铁道博物馆。

我之前是一个火车司机，驾驶的是韶山1型电力机车。这是很早的一种机车，和高铁相比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就是这个机车，开启了中国电力机车运输的新时代。

有一次和法国技术工人交流，我说中国铁路和法国铁路差多少年？法国人伸出了8个手指头，说80年。我们当时还不太认可，可实际上，欧洲几百年的工业革命造就了有一定厚度的工业发展。相比之下我们的铁路是差了一点，这是正常的。但是，缩短差距并且使中国铁路成为世界领先的行业，这就是中国铁路的使命。

2004年，我们从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然后消化、吸收，再创新，由此“和谐号”的动车组出现了。2017年，我们推出了“复兴号”。所以，中国的动车组一个是“和谐号”，一个是“复兴号”。

动车和高铁有什么区别？最早有一个概念“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以前的火车的所有动力都在火车头上，车厢、车底都不带动力。那什么是动车组？假如一列车有8个车厢，它有4个车厢是带动力的，动车组是大家拉着手一起向前跑，一有力量，二跑得快。动车组里带动力的是动车，不带动力的是拖车。

其实无论是否动车，凡是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都叫高铁。动车组是指车体的形态、动力，而高铁是指速度，所以它们是两个概念。我们在买票的时候，会发现高铁有两种速度：一种是时速200到250公里的，车票上是D开头；还有一种是时速300到350公里的，车票上是G开头的。之所以使用不同字母开头，是为了区分速度。动车组跑350公里的时候到底有多快？一秒钟一眨眼就是97米。

大家会问，动车组的路基钢轨是不是一整根？实际上，动车组的钢轨的确是一整根，并且是无缝的。一整根的无缝钢轨在线路上铺的时候是300公里，但有的地方也有缝隙，主要是解决热胀冷缩的问题。高铁钢轨平整到什么程度？从北京到上海1318公里，一共铺了近40万块的高铁轨道板，这些轨道板是一模一样克隆出来的，误差约0.1毫米，差不多一根头发丝这么粗。

刚才说的是“和谐号”，现在我们说说“复兴号”，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和谐号”和“复兴号”最本质的区别是：“和谐号”由国外引进，各个国家的技术都不一样，驾驶方式、车体构造都不一样。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出了中国的“复兴号”。“复兴号”虽然是由中国的各个厂家生产的，但是它都是统一标准、统一操作、统一设备、统一配件，在使用方面就特别方便。

高铁体现了中国铁路发展的过去和现在，中国高铁、中国的铁路明天会更好！

（摘编自周伟《中国高铁的故事》演讲实录）

材料二：

2004年，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颁布，这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铁路行业规划，提出未来十几年我国高铁建设主要布局，即“四横四纵”。作为“四横四纵”的一部分，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于2008年率先通车，我国正式进入“高铁时代”，多地高铁建设快步前进。2016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再调整，从原来的“四横四纵”进化为“八横八纵”，高铁网越织越密。

2008年到2018年间，“四横四纵”基本成型，我国高铁里程从0飙升至2.9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一，是全球其他国家高铁总里程的2倍；从2018年至今，我国高铁里程增至4.6万公里，“八横八纵”大体成型，高铁网覆盖96%的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根据规划，今年底我国高铁里程将达到5万公里。作为“中国速度”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几十年来我国铁路经历多次提速，运营时速从几十公里到100多公里、200多公里，如今350公里的高铁越来越多，400公里的目标也提上规划。

建设高铁的畅想和行动，最早在日本和欧美国家发起，中国何以后来居上？

全球人口约80亿，我国占14亿，巨大人口基数孕育的超大规模市场，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优势。我国土地辽阔，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庞大的需求降低人均建设成本，让大规模高铁建设成为可能。反观更早提出高铁计划的欧美地区，或因国土面积较小，或因人口分布稀疏、对于高铁这种前期投入巨大、技术含量高、收入长期难以覆盖研发和建设成本的大型公共基建而言，运营高铁的投入产出比相对较低。与此同时，我国在高铁事业方面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对于高铁建设而言，这种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事实上，我国高铁建设资金筹措主要来自债务融资。有机构计算，当前我国高铁营收情况，甚至还不足以覆盖债务所产生的利息。

不过，不算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不妨来算算高铁投资的综合帐：每1亿元高铁投资，可直接带动冶金、建筑、制造等关联产业投资3亿元左右，创造就业岗位2200多个；一组“复兴号”动车组有4万多个零部件，辐射600余家一级配套企业、1500余家二级供应商，形成5倍的产业拉动效应。可以看到，高铁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城市发展的强大动力。

（摘编自《时代周报》2024年9月）

材料三：

（图表出自《科学世界》）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今天，国人往往认为儒家教育教学主要遵循单向度的强制灌输模式。我们如果仔细研读一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的记载，则有可能会稍稍改变对儒家美育教学实践的固有看法。

这则案例是《论语》所载孔子教育实践的常态，孔子并没有要求学生以他的理想为人生理想，而是让学生畅谈各自的志向。但孔子对各位学生的志趣仍是有他自己的评判的，对于子路、冉有、公西华或为政或司礼的社会理想，孔子既不加赞许，也不予否定。很显然，这样的社会理想虽符合孔子对弟子们往日的教导，但并不是孔子心目中人生的终极状态。只有在曾皙描述完他颇具人生审美化效果的志趣后，孔子才“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在徐复观看来，曾皙和孔子之“言志”，都达到了仁的道德精神与乐的审美精神相融合的至高人生境界。根据徐复观的理解，孔子的这次教育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审美教育案例，通过曾皙的言行和对此的肯定来向其学生施以审美人格的濡染与熏陶。在此孔子并没有向任何一个学生灌输什么理念，整体的教学氛围也极为平等融洽。尤可注意的是曾皙对孔子的回应，没有立即以语言作答，而是“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曾皙在老师面前并不唯唯诺诺，而是敢于表现自己的个性。同时我们发现曾皙是以感性的音乐作导引，然后才开始用语言来描绘他心目中至乐的人生审美境界，并且这种描绘亦非抽象语言的概括，而是形象化的对艺术人生的审美描摹。朱熹曾高度评价曾皙的这一理想境界，谓其“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朱说不仅点出了曾皙之志意在言外的艺术旨趣，还把这一境界与孟子“上下与天地同流”的人生理想联系起来。这就提醒我们，曾皙和孔子所畅想的人生境界其实和孟子的“上下与天地同流”之境一样，乃是将“心源”“扩而充之”的结果。此外，作为学生的曾皙能达到与孔子相似的精神境界，亦为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作了注脚——可见孟子的心性论美育思想与孔子的美育实践确是一脉相承的。

（摘编自徐承《中国美育传统中的准“民主”经验》）

材料二：

《论语》中所叙述的师生对话，从形式上来看是以孔子的话语为核心，但是孔子并不希望学生因自己年长、学识更渊博等而不敢言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论语·先进》）孔子鼓励每个学生都能畅所欲言，即便弟子的发言和他的想法相差甚远，孔子也只是坦然“哂之（微笑）”，并不急于反对和纠正。对于那些不敢或不愿发言的学生，孔子也积极鼓励之。“‘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我和他们三人的志向不同）。’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论语·先进》）同时，师生之间的对话也往往是由学生的主动提问而启动的，如《论语》中所记载的学生提问有100多次，有“季康子问政”“子贡问友”“叶公问政”“宪问耻”“樊迟问仁”“子路问成人”“子路问君子”等，且孔子对学生的提问常有表扬与鼓励，如“大哉问”（《论语·八佾》）、“善哉问”（《论语·颜渊》）等。孔子对学生的提问也未必会直接作答，而是从学生的问题中牵引出更多的问题，请学生自己思考后作答，随后再进行回应。如子张曾问孔子：“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子反问：“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回答道：“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孔子则指出：“是闻也，非达也。”（《论语·颜渊》）而后对“达”和“闻”的内涵及其区别进行了点拨。

在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中，学生质疑孔子观点、与孔子争论的情形时有存在。子路是提出疑问最多的学生，如《论语·子路》中就曾提到，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的回答是：“必也正名乎！”子路随后提出疑问：“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尽管子路经常挑战孔子权威，但孔子并未因此厌弃子路，反而多有肯定与赞许，甚至将他置于与颜回同样的地位。如《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记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断也）予。’”可见孔子对子路之珍爱。在所有弟子中，孔子最喜欢颜回，但孔子对颜回凡事都以他的话马首是瞻，从不当面提出不同意见的做法也是不满的，“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只有在得知颜回私下里会进行反思、表达个人意见时，孔子才表达出肯定之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

（摘编自高振宇《儿童哲学探究团体的重构与创新》）

孔子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哪怕学生发言与己意相差甚远，他也只是“哂之”；对于那些不敢发言的学生，他则____________；当学生提出疑问甚至质疑时，他也并不恼怒，反而____________。由此可见，在孔门的师生对话中，____________始终居于重要位置。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1982年的一个秋日，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正在举行国际水稻科技界的盛会，座无虚席。屏幕上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说起研究杂交水稻的初衷，袁隆平说：“20世纪60年代，我曾亲眼看见过五个饿殍，两人倒在桥下，两人倒在田里，一人倒在路旁……”饥饿让袁隆平对水稻充满了遐想，他决心挑战传统的经典理论，跳出“无性杂交学说”的束缚，着手进行水稻有性杂交试验。

然而，要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却非易事，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在稻田里寻寻觅觅。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1972年，袁隆平和同事们一起率先育成我国第一个实用水稻雄性不育系及保持系“二九南1号”。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水稻雄性不育恢复系，至此，三系配套难关全部攻克，一举奠定杂交稻从理论到现实的基础。1976年开始，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每亩增产20%。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震惊了全世界。

袁隆平没有骄傲，更没有止步，他发现三系法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种子生产环节多等不足，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

成功与失败总是相伴的。正当不育材料秧苗研究搞得如火如荼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袁隆平心爱的水稻雄性不育试验“当头一棒”，几年积累下来的700多株珍贵不育材料秧苗，一夜之间全部被人拔除毁坏。

一些同行送来了冷嘲热讽。面对这种质疑，袁隆平显现出坚定的自信：“从表面上看，试验失败了；但从本质上看，试验是成功的。”此时，袁隆平沉着冷静，查找资料，分析问题，仔细思考，终于拨开云雾，提出了解决办法。到2000年，杂交稻的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为全面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在分子层面探索超级稻的秘密，2000年5月，科学家宣布，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使水稻亩产比原先增加20%以上。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惠及全世界。

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了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很多人学成后留在外国。有人便跟袁隆平说：“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认真地说：“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

（摘编自《袁隆平与杂交稻》）

材料二：

“天眼”之父南仁东，2017年11月17日被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4年，8000多个日夜，南仁东为中国“天眼”燃尽生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天眼”“天宫”“蛟龙”、大飞机被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丰硕成果。南仁东来不及目睹，但他执着追求科学梦想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天眼”：一个国家的骄傲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召开。科学家们倡议：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会议后，南仁东极力主张中国科学家启动“天眼”项目。这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72岁的“天眼”工程高级工程师斯可克回忆：“南仁东总跟我说，国家投入10多亿元搞这个望远镜，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或者工程延期导致停工，每天损失将达50万元。花了这么多钱，如果搞不好，就对不起国家。”

执着：为“天眼”燃烧20多年人生

从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没有路，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

“有的大山里没有路，我们走的次数多了，才成了路。”“天眼”工程台址与观测基地系统总工程师朱博勤回忆，十几年下来，综合尺度规模、电磁波环境、生态环境、工程地质环境等因素，最终在391个备选洼地里选中了条件最适宜的大窝凼。

选址、论证、立项、建设，哪一步都不易。一次，南仁东下窝凼时，暴发了泥石流。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许多工人记得，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为亲自测量工程项目的误差，南仁东总会丢下饭碗就往工地上跑。

“发文章和研发科学重器比较，哪个对科技的实质进步更重要，我选择后者。”南仁东总是这样说。“20多年来他只做这一件事。”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说，“天眼”项目就像为南仁东而生，也燃烧了他最后20多年的人生。

寻梦：探索科学未知无止境

对待科学研究，南仁东无比严肃和严谨。“天眼”没有哪个环节能“忽悠”他，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

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南老师对自己的要求高，他要吃透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学生甘恒谦说。

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源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南仁东的心中，总是藏着许多诗意的构想。

“让美丽的夜空带我们踏过平庸。”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思考。

（摘编自陈芳、董瑞丰、刘宏宇《踏过平庸，一生为中国“天眼”燃尽——追记“时代楷模”南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