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雷雨》作为一部有着丰富而深刻内涵的戏剧，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多种阐释的可能性，被称为“说不尽的《雷雨》”。也正因如此，围绕着《雷雨》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论。而其中，关于《雷雨》中是否存在“命运观”的问题，争议极大，至今仍未有定论。在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命运观”“宿命论”两个词语经常出现。所谓命运观，顾名思义，是人们对于命运的观点；对命运力量的看法不同，就应该有着不同的命运观。而宿命论，认为人被命运所控制、有着无法逃脱的宿命。在《雷雨》有无命运观的争论中，研究者们所说的“命运观”基本上是指：命运掌控着人、人无法摆脱神秘命运的控制。这一问题研究中所谓“命运观”的含义，与“宿命论”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②在《论〈雷雨〉和〈日出〉》一文中，周扬称赞《雷雨》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肯定了它对革命的意义：“《雷雨》和《日出》无论是在形式技巧上，在主题内容上，都是优秀的作品，它们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曹禺的成功，不管它的大小，正是现实主义的成功。”同时，他还指出曹禺的现实主义不够彻底，是因为他有宿命论的倾向：“正因为这个现实主义的不彻底、不充分，所以他的宿命论的倾向没有能够被击碎，如果说反封建制度是这剧本的主题，那末宿命论就成了他的Sub-Text（潜在主题）。”

③胡润森在《〈雷雨〉宿命观问题之我见》中，对认为《雷雨》中存在宿命论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他认为这一悲剧源于周朴园“所统治的大家庭的专制黑暗”，“造成这种命运的是、也只是由于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的凝聚和演变的结果”。《雷雨》中“存在的只是充满深刻社会历史性的阐释！”他强调《雷雨》的现实社会意义，认为《雷雨》描绘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而不是反映命运的主题。

④同样是反对《雷雨》中存在命运观念，钱谷融则代表着一种比较温和、保留的态度。他认为《雷雨》中强烈的戏剧冲突可能客观上给人命运观念的感受，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作品存在命运观念，更不能说曹禺主观上想表达命运观念。钱谷融在《关于〈雷雨〉的命运观念问题——答胡炳光同志》中指出，《雷雨》的矛盾冲突高度集中，符合别林斯基所说的戏剧特点，“作品的动力，其实是来自作品本身所提供的冲突，是来自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如果说《雷雨》中的极端复杂而又紧张的冲突所造成的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悲惨的结局，在客观上不免有容易使人产生神秘的宿命论思想的消极倾向，这是完全有根据的，我同意这种说法。”“但如果说，作者在这个作品中，就是有意要来表现这种宿命论思想的，我就总觉得不能毫无怀疑。”

⑤对《雷雨》中的“命运观”，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曹禺受到古希腊命运悲剧的很大影响，他想表达出一种与古希腊命运悲剧相类似的、与命运抗争而不能的悲剧主题，这种命运观是应该被赞赏的，因为它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行为，歌颂了人抗争命运的伟大精神。《雷雨》中毫无疑问是存在命运观的，而且它并非是消极的，反而会带给人更加震撼的精神力量，这和《雷雨》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特点并不是相抵触的。

（摘编自朱云昊<雷雨>命运观问题争论再议》）

材料二：

①俄狄浦斯代表着古希腊精神所崇尚的勇敢、好战、高尚，代表着人类的荣誉和尊严。通过“追溯”，《俄狄浦斯王》^①的生活情节被高度集中，融入在古希腊的环形剧场中。当俄狄浦斯被命运踩在脚下时，悲剧性达到顶峰——极端的美好与极端的压制，两种极端的力量在退场一幕对抗。最后，命运似乎完胜了俄狄浦斯，然而这从结果来看，极度不平衡的力量对抗实际上并不让人感到绝望。

②俄狄浦斯从知晓自身命运时，就一直采取各种行动：请求神示，离开科任托斯等等，主动避开错误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人的力量得到展示，观众看到了他的强大——不是能够战胜命运的强大，而是人格的、精神的强大。掌握自己的人生就是自主地为自己做决定，并承担这一决定造成的结果。对于强者，即使是绝对力量的压制和摧毁，也不能使他的光芒退减分毫。戏剧需要观众，需要更多从接受角度考虑戏剧效果，观众认同了俄狄浦斯，看到命运无理地欺压他，自然会为此感到不平，产生反对命运的专制统治的愿望。他们会自觉在俄狄浦斯的身上汲取力量，在面对命运给出的难题时，以自我意志主动做出选择。《俄狄浦斯王》展现了命运悲剧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它虽是悲剧，但展现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志，即属于人的光辉。

③中国近代悲剧《雷雨》也有很强的“宿命感”。1935年，刘西渭在《大公报》上发表《〈雷雨〉——曹禺先生作》一文，明确指出《雷雨》中有一个“命运观念”，它不是一个不可抗拒的“神谕”，而是“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人物错综的心理作用里”。《雷雨》与《俄狄浦斯王》有所不同，它展现的不是英雄与命运的对抗，而是一切人、事在不可抑制的奔涌洪流中轰然倒塌的悲剧。

（摘编自敬不疏《命运悲剧叙事中悲剧性的生成与现实意义——<俄狄浦斯王><雷雨>比较》）

[注]①俄狄浦斯因杀父娶母的预言被遗弃，后被科任托斯国王收养。长大后，他为躲避预言离开养父，途中误杀生父拉伊俄斯，解开斯芬克斯之谜，成为底比斯国王并娶生母伊俄卡斯忒为妻。多年后，底比斯瘟疫肆虐，神谕要求找出凶手。俄狄浦斯追查真相，发现自己正中命运的预言“杀父娶母”，而后他的母亲羞愧难当自杀，他则选择刺瞎双眼流亡，最终死于科任托斯。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纵观历史，戏曲艺术一向善于借助新的传播方式再焕生机。在互联网时代，以戏曲为代表的传统艺术应当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借力互联网思维和传播手段，推动自身繁荣发展。

自幼成名的京剧女老生王珮瑜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红出了戏曲圈，红遍大江南北。年轻时尚的王珮瑜成为“戏曲网红”，不但维系了原有的京剧戏迷，还培养了大量新粉丝。这是新媒体时代传统戏曲艺术借助新传播方式宣传戏曲艺术、扩大戏曲受众的新途径、新手段。

20世纪以来，戏曲艺术的传播方式就先后经历过“戏曲+电影”“戏曲+广播”“戏曲+电视”和“戏曲+互联网”四个阶段。可以看出，戏曲艺术从来没有自甘保守，总能借助和利用新的传播方式进行推广和宣传。如今，无论是戏曲演员、戏迷还是戏曲院团、各演出场所，都在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建立自媒体，第一时间发布戏曲动态信息，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戏曲知识、交流戏曲心得，数不胜数的移动网络平台成为戏曲资讯和戏曲知识的“集散地”。这种即时性、平等性、共享性的信息交流，改变了戏曲艺术此前的传播途径、传播速度和传播规模。

互联网文化也进而直接对戏曲艺术创作产生影响，比如网络资源成为戏曲创作题材来源，戏曲艺术借助已经走红的网络IP吸引新的戏曲观众。“越剧王子”赵志刚早在2002年就把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搬上越剧舞台，网红小说《甄嬛传》也被上海越剧院搬上戏曲舞台。此外，专业戏曲创作者将经典折子戏或名家名剧设计改编成动漫艺术在互联网上传播，将戏曲的触角伸向年轻时尚的动漫受众，吸引网络观众关注戏曲。在艺术创作之外，互联网还能推动戏曲相关产业的诞生和发展。如一些商业化戏曲公众号运营平台，借助资本力量，寻求围绕戏曲消费的可能商机。

当前，已经普及的互联网技术正在为以戏曲艺术为代表的传统艺术提供难得的传播与发展机遇。传统艺术需借助新的传播手段激话生机与活力，也应当有充分文化自信，能用好互联网手段，为自身的发展繁荣增添助力。一方面，戏曲人在以戏曲艺术为本体的前提下，积极开疆拓城，为古老戏曲不断培养年轻观众群体，为传统艺术注入新的时代特质；另一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也可积极返归传统艺术，从中汲取与当代审美契合的文化要素，创作出有传统味道的新的大众文艺。而作为文艺批评与大众文化研究者，亦可关注这一新现象，及时为创作者提供理论支撑与适时指引。

（摘编自李小菊《把最传统“传播”成最时尚——从“戏曲网红”谈起》）

材料二：

中国戏曲作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面临着后继人才匮乏、一些优秀的传统剧目濒临失传等种种困境。这和拆北京老城的道理是一样的，拆掉它很容易，可再想建立起来，却永无可能。丢掉了传统以及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民族的文化艺术，就是失掉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国民普遍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普及；同理，对戏曲来说，只有当大众认识到戏曲是精粹，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欣赏、去了解时，戏曲艺术才能得以弘扬。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和发展各自的优秀传统，如何使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如何在吸收西方科学精神的同时做到保存、发扬自己，是许多志士仁人努力的目标，以梅兰芳大师为代表的戏曲工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表演艺术领域的转换，适时地保存、弘扬并发展了古典戏曲中的传统人文精神。今天，作为舞台艺术的戏曲，要走的仍然是“经典化”的道路。戏曲工作者的任务也是使戏曲艺术继续走“精致典雅”的道路，而不是在所谓“市场价值”的哄抬下，降低它的艺术品格和古典趣味。与此同时，我们更要做到“继承创新，雅俗共赏”。中国戏曲是中华传统艺术的杰出典范，其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是博大精深的。我们要把戏曲作为一种文化来提倡和发扬，使其活在舞台上、活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

艺术有形，文化无形。左右着戏曲艺术兴衰存废的无形之手，不仅在于戏曲自身的文化底气，更在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戏曲是前辈艺术家创新的积累和结晶，不断创新是古典戏曲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鼓励和保护戏曲的传承与创新，实现古典戏曲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对于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历史证明：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前进，不断地扬弃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

（摘编自尚长荣《戏曲现代化：一个永恒命题》）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技术是想象力的“催化剂”和“放大器”，它将天马行空的戏剧创意“转码”为可触可感的舞台面貌，为观众带来视听新体验，为舞台提供广阔的创意空间。正是因为戏剧艺术坚持守正创新，广泛拥抱科技，才能绵延传续又焕发生机。

250多年前，始建于乾隆三十七年的故宫畅音阁大戏楼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舞台，其中的“寿台”天花板有三个天井，可以用辘轳把演员和道具从顶上送下来，造成从天而降的效果；地板有五个地井，可以用绞盘把装置和人物从地下托出台面，造成从地下或水中钻出来的效果。这种设置使戏剧表演更具动态变化，视觉效果更为丰富，为观众带来新奇的观剧体验。

近100年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创编的京剧剧目《太真外传》中，同样充满了科技感：立体透视的玉真观亭栏、七彩炫光的桂殿兰宫、电动机械的玉兔捣药……写实和立体的舞台布景以及现代灯光和音效技术，营造出更为逼真的氛围，增强了舞台的视觉冲击力。

说到底，戏剧舞台广泛运用高科技是为了凸显艺术表达，高科技与包括表演、音乐、舞美等在内的舞台手段在本质上都属于艺术语汇。

高科技不仅使现代声光电、机械装置、数字光影等手段合力展现出绚丽多姿的舞台效果，还可以打造出奇幻而又真切的演出空间，在新的层面上回归虚实相生、情景交融、写意传神的戏剧古典美学精神：高清影像如同光影魔术师，使场景随剧情流畅转换，让观众身临其境；全息影像勾勒出立体轮廓，变幻莫测的幻影仿佛触手可及；光雕投影将影像投射到结构表面，使静态结构化为动态叙事，在技术与舞台的深度融合中形成了新的戏剧叙事方式。

在剧场里，数字技术替代了繁复的物理布景，舞台上干扰项更少，表演空间更开阔，演员行动更自由。如多媒体京剧《梅兰霓裳》以全屏LED屏幕为全剧背景，实现动漫与演员表演互动，实体舞台布景与数字延伸景观无缝衔接；三维建模、动态捕捉系统和音频修复技术的结合，再现了梅兰芳盛年的舞姿身段和唱腔魅力，引得不少观众热泪盈眶。梅葆玖先生曾表示：“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梅派戏都可以用新的舞台手段来展示，像很多人都有微词的LED我并不反对，用现代手段烘托京剧本身我完全能够接受。”

高科技进入舞台可以提升观众的沉浸感、互动感，拉近戏剧与年轻观众的距离。人机交互、角色代入和360度全景拍摄等方式，打破了舞台和观众之间的隔阂。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互动参与者、共同创造者，获得了沉浸式体验。

高科技的使用不仅是在舞台呈现上，而且已经前置到舞台作品的创排阶段。数字技术辅助规划管控流程、测算成本，使创作制作、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更加智能高效。利用数字化控制系统和自动化设备，舞台布景搭建和场景切换更加快捷灵活，缩短等待时间、减少人员投入，提高演出效率。

技术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因“炫彩”就贬斥“肆意卖弄炫技”，不能因“奇观”就断定“滥施奇技淫巧”。每个戏剧人都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对技术的使用，根本责任还是在于掌握和使用技术的人。人心若是偏离了舞台的正道，哪怕没有高科技，也会有其他方法误入歧途；人心若是守住了正确的戏剧观，再高新的科技也是为人所控、为情所用、为心所动。

（摘编自池浚《现代高科技为戏剧舞台插上新羽翼》，有删减）

材料二：

科技的高速发展为戏剧舞台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然而，为追求“新”和“炫”而强调高科技的运用，会给戏剧艺术戴上“绚丽繁重的枷锁”，束缚甚至遏制戏剧原本的艺术亮点。

首先，不加甄别地运用高科技舞美设计会损害传统戏剧的美学价值。中国传统戏曲场上多是“一桌二椅”，演员通过写意性程式化的唱、念、做、打，配合特定的锣鼓器乐，就足以把空旷舞台转化为意境丰盈的艺术空间。在戏曲中，景语也是情语，昆曲《牡丹亭》中“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是十六岁的闺阁女子杜丽娘感受到的春天，既有面对“春色如许”的诧然心动，又有良辰美景“都付与断井颓垣”的怅然若失……然而，高科技将《牡丹亭·游园惊梦》的后花园写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就消解了剧中人带给观众的情感体验和戏曲特有的意境之美。

其次，过于复杂或新潮的高科技舞台装置会压缩演员的表演空间。无论何种类型的戏剧，演剧的中心都应是表演者，舞台上的一切都应以突出表演为前提。过于繁复或奇炫的舞台设计，会使演员“迷失”于场景之中，无法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物和情节中来。

再次，刻意融合多种现代传媒手段会打乱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观演默契，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比如屏幕上出现近景或特写镜头，或者闪回、快进、重复等蒙太奇剪辑手法时，很多观众会下意识“开启”观看影视剧的逻辑思维，思考这一近景或特写的象征或暗示效果，闪回或快进在此处出现的意义……观众在不同的审美逻辑切换中顾此失彼，也就降低了戏剧的艺术感染力。

最后，戏剧在完成过程中如果过于依赖高科技加入，可能会导致戏剧本体艺术性的降低甚至缺失。过分依赖“技术”元素，则会造成艺术创作的重心偏移，形成“剧本不佳、演技欠奉，都可以用高科技来找补”的思维逻辑。

（摘编自孟梅《警惕戏剧舞台“高科技滥用”倾向》，有删减）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西方戏剧的观念与中国戏曲的观念，是迥然有别的。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戏剧进行了理论总结，写下了著名的《诗学》。他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悲剧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中国的戏曲理论，无论是明代的汤显祖还是清代的李渔，阐述的重点都是在演员的演技和唱腔方面。剧本的故事基本处于次要的位置。

这种理论上的差异，自然造就了舞台演出的分疆。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角色，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船下要装小轮子。小轮子必须妥善地装上一层厚橡皮，使船能平稳地滑动……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使用的橹是锡制的、空心的，在空心的橹里灌上一半水，摇橹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典型的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把一个不容怀疑和增减的情节让观众接受。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苛求。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模仿现实的细节模仿得惟妙惟肖，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他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观众这种感情是由演员的姿势引起的，正是这种姿势使得这场行船的戏获得名声。”中西舞台演出的不同，自然也造就了欣赏的异趣。

西方看戏剧的观众十有八九是以认知的心态去观赏的。他们努力设身处地地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在戏剧的剧场里，观众的神情始终是专注的，观众席上始终是寂静的。大家都在悄悄地“偷看”台上发生的“事件”。观众即使被“事件”触动，也不敢即席发声与伙伴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如果“知”了就不再进剧场。西方戏剧以及类似样式的艺术，一般很难吸引没有偏爱的观众。

中国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年人；老年演员能扮演青年人；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如京剧的梅兰芳；女演员能扮演男人，如越剧的徐玉兰。

这种强调表现力而不重客观真实的舞台准则，是西方戏剧闻所未闻、不敢想象的。

（摘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清初画家笪重光在他的《画筌》里有一段论画面空间的话，也正相通于中国舞台上空间处理的方式。他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有独创性，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中国舞台上一般不设置逼真的布景。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环境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逼而神境生”。

这是艺术所启示的真，也就是“无可绘”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美。

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使舞台上“空景”的“现”，即空间的构成，不须借助于实物的布置来显示空间，恐怕“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排除了累赘的布景，可使“无景处都成妙境”。例如川剧《刁窗》一场中虚拟的动作既突出了表演的“真”，又显示了手势的“美”，因“虚”得“实”。《秋江》剧里船翁一支桨和陈妙常的摇曳的舞姿可令观众“神游”江上。中国的演员能用一两个极洗练而又极典型的姿势，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景表现出来。

（摘编自宗白华《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窦娥冤》是关汉卿杂剧中最出色的代表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关于这篇作品的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它“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窳败的政治，异常强烈地表现了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则认定它是表现“对传统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个制度的思想、道德、习俗表示抗争”这个主题。总之，学术界大都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反封建。

窦娥的形象是按封建文化的形象设计而成的，她的宿命论、贞烈观和只知尽义务的孝便是她悲剧命运的明证。窦娥本是一个善良温顺的女子，但现实的黑暗，特别是那昏官“捱千般拷打，万般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的行径，打破了她的幻想，也打醒了她的觉悟。关汉卿通过对原型的加工，着重表现善良弱小百姓与强大黑暗势力之间的冲突，揭示窦娥悲剧的社会根源。可以认为，《窦娥冤》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相交织。

（摘编自李建明《论〈窦娥冤〉的悲剧主旨》）

材料二：

关汉卿是中国戏曲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一位享有“元人第一”美誉的平民艺术家。其代表作《窦娥冤》历来颇受推重，堪称元杂剧艺术的典范。

关汉卿的杂剧创作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首先，他善于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窦娥这一形象既有善良温顺的一面，又有刚烈不屈的一面。她恪守孝道、贞节，却因此陷入绝境；她本想安分守己，却被逼上反抗之路。其次，关汉卿的戏剧语言具有“本色当行”的特点，曲词质朴自然而又情感充沛。如窦娥临刑前的唱段“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字字血泪，声声控诉。再次，他的戏剧结构严谨，矛盾冲突集中。全剧围绕窦娥的命运展开，一环扣一环，层层推进，直至悲剧高潮。

《窦娥冤》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艺术上的成就，更在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作品通过窦娥的悲剧命运，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正义的渴望。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正是关汉卿杂剧的精髓所在。

（摘编自林启柱《关汉卿及其〈窦娥冤〉杂剧的再评价》）

材料三：

对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中的“三桩誓愿”和“鬼魂告状”的故事情节，历来颇多非议。有人认为这些超自然情节是“糟粕”“累赘”，削弱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其实，这两个关键情节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力量的形式”，非但不是“糟粕”“累赘”，而正是该剧的精华所在。

“三桩誓愿”包括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窦娥临刑前发下的三桩誓愿，是对封建统治者的警告和抗议，同时也是对自己清白的证明。这种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使得窦娥的冤屈得到了超自然力量的呼应，增强了悲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鬼魂告状的情节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窦娥死后，其鬼魂向父亲申诉冤情，最终使冤案得以昭雪。

这些超自然情节的核心是“人间的力量”——窦娥不屈的抗争精神和对正义的追求。它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申冤雪恨的强烈愿望，是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作品中的体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使《窦娥冤》成为中国古典悲剧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石尚彬《人间的力量非人间的形式——也谈〈窦娥冤〉的“三桩誓愿”及“鬼魂告状”》）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工匠精神不仅是精湛技艺更是价值目标。历史上，养由基射剑百发百中，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卖油翁熟能生巧，这些事例都是指所练技艺炉火纯青。“惟手熟尔”，是工匠精神的典型案例。然而，“惟手熟尔”就只是靠机械重复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可见，工匠精神超越了机械重复。它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精神，蕴含着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等特质。

“执着专注”在行为上绝非一时的热情或短暂的投入，而是长期在某专业领域做到极致，围绕终极目标不断提升品质，专注一行，精进一艺，用一辈子办好一件事。例如，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樊锦诗来到敦煌，至今已在敦煌守护整整60余年，带领团队从抢救性保护迈向科学保护，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活”下去，诠释了“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被称为“敦煌的女儿”。能够做到坚持，是对“时间复利”的深刻理解，即不追求“速成”，而强调慢工出细活，从时间维度来讲就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长时间投入有利于拓展“单一领域投入”的深度。能够做到深耕，是对“垂直复利”的精准把握，即不追求“广度扩张”，而强调精耕细作，从空间维度来讲就是在特定领域持续积累。这样的坚持和深耕是在主体积极发挥主动性的基础上的自觉行动，而不是缺乏思考被动的机械重复。机械重复的过程是枯燥的，更容易让人或半途而废，或浅尝辄止。

“精益求精”在思维上要求对现有知识、技术和流程进行深度解构和再审视。不满足于表面的“能用”或“达标”，而是持续追问“为什么是这样”“还能怎样更好”。这种追问迫使思维深入事物本质和底层逻辑，不仅是不断内化的过程，更是实现内在驱动创新与发展的途径。以太钢“手撕钢”研发为例，在引进世界顶级生产线、外国专家多次尝试失败后，太钢自己组建攻关团队。团队经历711次试验，攻克452个工艺难题和175个设备难题，最终实现使用国产设备轧制出0.015毫米“手撕钢”。太钢成为全球宽幅超薄不锈钢精密箔材唯一批量生产商，拥有30余项核心专利。在追求精益的过程中，团队成员培养了永不自满、主动求变的思维习惯，不断主动建构和重构对技艺、材料、工具的理解，实现优化突破。然而精益求精并非总追求惊天动地的突破，而是强调微创新，也就是无数微小、渐进式的优化，追求优化必然意味着尝试未知的方法和路径，失败也就成为寻找优化的必经之路。精益求精在思维层面上倡导创新与发展，强调自主求变，相信“量变引起质变”。而机械重复是缺乏创造性的重复劳动，这不仅会使人失去了工作的激情，而且还固化了既有的实践路径，更重要的是弱化了探索新模式的动力。

较之机械重复是磨洋工混日子，敷衍度日，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缺乏长远打算；“一丝不苟”在思维上，远非日常理解的“仔细”，而是崇尚认真和严谨，它代表了一种对细节极端苛求、对过程绝对规范、对标准严格执行、对误差零容忍的态度与行为准则。例如，中国商飞C919螺栓拧紧力矩的“三次确认制度”是保障飞机装配质量和安全性的重要举措，它比一次拧紧具有提高装配精度、减少预紧力衰减、降低螺栓损坏风险、增强连接可靠性等优势。“三次确认制度”本质上是将“认真”转化为“对细节的极致把控”，将“严谨”转化为“对流程的绝对敬畏”。它要求工匠在认知、行为和结果三个层面上都达到高度的精确性和一致性，实现内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工匠同时保持对细节的警觉性，在每个步骤中主动对照检查，确保行为与规范高度一致，杜绝“差不多就行”的思维，实现将理性之脑与赤诚之心毫无保留地交付于当下工作的生命状态。

追求卓越不仅是技艺的修炼，更是心灵的淬炼与价值的共鸣。在情感层面上是近乎信仰的热爱，这种热爱超越功利，成为支撑工匠忍受枯燥、对抗浮躁的内驱力量。比如，在我国首型舰载机歼-15的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对自己的女儿说，“歼-15就像爸爸眼中的另一个孩子”。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对材料、工具皆怀敬畏，对作品、成果皆怀虔诚，在造物过程中无处不体现着情感的投入，不容敷衍，不敢僭越，以谦卑之心回应万物之灵性。同时，工匠将人格尊严熔铸于造物之中，拒绝让粗制滥造玷污双手，因为每一次交付都是对自我价值——“这即是我灵魂的模样”的宣誓，可谓是“制器即修心，物成则人成”。

由此可见，工匠精神的本质远非停留于机械式的劳动重复，而是一种动态的超越，将重复性过程转化为创新的熔炉和价值的源泉。在当代高质量发展语境下，这种超越精神不仅打破了“简单劳动”的误读，更成为制造品质升级的核心动力：当重复工作被赋予艺术性和创造性时，它便构筑起中国智造的坚实根基，为民族复兴注入持久的创新活力。

（摘编自佟磊《工匠精神何以超越“机械重复”》）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农业文化遗产指的是一种活态的、至今仍在生产领域发挥作用的生产系统。我国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留下了众多的农业文化遗产。为保护传承几千年来的农业文化遗产，2012年，当时的农业部开始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评选活动，至今共列入5批118项。这些遗产是中华传统农耕方式的优秀代表，有的形成了循环生态利用的模式，依然造福于当地。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遗产时，发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中国的农业遗产中，水稻元素最为显眼。这与水稻在中国传统农业中的重大作用相匹配。中国是重要的农业文明起源地，在万年前开始驯化水稻，唐宋以来，经济中心开始向南方转移，水稻承接了经济中心转移的重要任务，使中华农耕文明始终得以延续。水稻起源于南方地区，将沼泽地变成良田。稻田所处的低湿地含有的营养物质成分高于北方旱地，水稻的产量优势得到发挥。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人口迁移至江南一带，推动了当地水稻种植。隋朝大运河的开通，便于将南方的粮食向北方输送。唐宋之际，经济中心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宋代已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出现。水稻与鱼、鸭、蟹、虾、鳅等在稻田中共生，形成小的种养系统。自公元9世纪保持至今的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耕田除草、松土增肥、吞食害虫等功能。这种生态循环减少了系统对外部化学物质的依赖，水稻、杂草构成了系统的“生产者”，鱼类、昆虫、各类水生动物构成了系统的“消费者”。系统自身不需使用化肥农药，就维持了正常循环，保证了农田的生态平衡，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其突出代表是“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和“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2005年6月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水稻还成就了高山梯田与丘陵梯田。只要有灌溉条件，人们就会选择种水稻而不是旱地作物。其中，云南元阳稻作梯田、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是其突出代表。在云南元阳的高山上，山顶为森林，接着是村庄、梯田，底下是河流，这个梯田系统被解读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这里的田随山势地形变化，坡缓地大则开垦大田，坡陡地小则开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隙也开田，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1300多年来，哈尼族人生生不息“雕刻”出了一幅幅山水田园风光画。2013年，该遗产在第三十七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水稻还与小麦形成了稻麦轮作的水旱轮作系统。这个系统中，因为土壤环境在干湿中轮换，相应的作物病虫害因为转换失去了固有的生存环境，危害大大减轻，“云南剑川稻麦复种系统”就是其代表。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生活在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境内的人每年5月6月栽种水稻，10月11月水稻收获后翻耕播种大麦或者小麦，麦茬翻耕后再栽水稻。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农业面临的问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因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农业的振兴和农村发展目标的实现，得到广泛认同。到今年为止，中国共有15个农业文化遗产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现代农业系统相比，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古人生存智慧的集中体现，应该加以保护、传承与利用。

——徐旺生《农业文化遗产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宇宙的熵在升高，有序度在降低。可是低熵体不一样，低熵体的熵还在降低。有序度还在上升，像漆黑海面上升起的磷火，这就是意义，最高层的意义。要维持这种意义，低熵体就必须存在和延续。”这是科幻小说《三体》中，关于超高级文明生物“歌者”的一段描述。“歌者”将人类以及三体文明等其他文明称为“低熵体”，生命若要维持，就要想方设法将自己的熵降低，走向有序。这个设定的确有根有据，薛定谔振聋发聩的论述——“生命以负熵为生，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不断对抗熵增的进程”，便说明了这个道理。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彭罗斯曾提出“太阳给地球提供‘低的熵’，人类生活以及大自然消耗低熵能量后再回馈给太阳‘高的熵’”。既然熵总是趋于最大值，那么人类的生老病死就是一个自然规律，是走向熵增的道路。

“熵”，已然横跨多个领域，成为科普作品、文艺作品甚至是心灵鸡汤的高频词。在科学研究中，起源于物理学的“熵”在许多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那么，“熵”是什么呢？

1865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首次提出熵的概念，用来表示任何一种能量在空间中分布的均匀程度，能量分布得越均匀，熵就越大。随后，熵被用来进行热力学和统计学意义上的解释。1948年，贝尔实验室的香农提出了“信息熵”，解决了对信息的量化度量问题。

拿扑克牌来说，一副扑克牌有五十四张牌，就具有五十四张牌的信息，抽牌过程就是获取信息的过程。最开始，我们对下一张牌的信息一无所知，信息为零，信息熵最大。随着不断抽牌，信息熵逐渐减小。最后只剩一张牌的时候，看看手里的五十三张牌，就可以确定最后一张牌的信息了，此时信息熵为零。这就是信息熵在传递信息过程中的变化形式。

在量子层面，科学家们用“纠缠熵”来描述对事件的“无知”程度。纠缠熵被应用来研究黑洞辐射过程。黑洞一般被认为是连光都能吸收的天体，任何东西都不能从黑洞逃逸出来。1973年，霍金预言黑洞会产生黑体辐射，称为“霍金辐射”。霍金辐射说明黑洞会释放出信息（热辐射），这一行为导致信息不守恒了，此即“黑洞信息佯谬”。1993年，霍金的学生佩奇计算了黑洞的纠缠熵，曲线像一个倒V字，这就是著名的“佩奇曲线”。佩奇曲线成功地描述了黑洞辐射过程的纠缠熵变化。

如今，人们对熵理论的认识仍然在不断深入，已经深入到物质最微观的层次和黑洞。甚至深入到时空的研究了。熵与最微观层次之间的联系表明，不同学科的多个系统中的模式和结构可能具有共同的原则，熵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基本描述。这种扩展的理解可以帮助指导研究人员加深对原子核结构和它们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在更广泛的科学背景中的作用的理解。

熵的研究，处于当今众多学科研究工作的前沿，必将进一步促进我们对自然界的进一步理解，是人类理解宇宙奥秘的一座桥梁！

（摘编自寇维 陈旭荣《从宇宙星辰到微观世界，说说无所不在的“熵”》）

材料二：

为什么热量总是从较热的物体传递到较冷的物体？为什么凋落的树叶不会重回枝头，枯萎的花朵不会重新绽放？自然界中宏观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有一个优先的方向，遵循的规律便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也称“熵增加原理”，它指的是在一个孤立系统里，如果没有外力做功，其无序的程度（即熵）会不断增大。人的生命也如此，从物理层面的运动到精神层面的思考，都会消耗能量并产生熵，打破原有的平衡。我们的大脑也是如此，当我们思考时，大脑会消耗能量，产生熵。熵增加原理表述为：孤立系统的熵永不自动减少，熵在可逆过程中不变，在不可逆过程中增加。

人类的大脑每天需要接收、记忆各种信息，学习、理解各种知识，分类、处理各样事务。这意味着大脑的熵在不断增加，若不及时优化、排序，大脑就会越来越无序。研究发现，当大脑处于休息状态时，各个脑区处于不同状态且不断转换，但各个状态之间的转换是随机、可逆的。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细致平衡”状态。而当大脑处于思考状态时，各个脑区在不同状态间的转换存在方向性，这被称为“细致平衡破缺”。也就是说，在思考的过程中，神经活动的“细致平衡”被打破了，这时表示混乱程度的熵也增加了。

研究人员发现，在情绪处理、工作、社交、语言、理性思考、风险决策、运动执行等7种不同类型的大脑认知活动中，运动执行和风险决策等活动中的熵产生最明显，而语言、情绪处理等活动中的熵产生较少。也就是说，进行越高级、越复杂的认知活动，大脑产生的熵越多。

我们要如何对抗大脑熵的增加呢？研究表明，当学习的速度慢下来时，神经元中熵的增加会减缓，从而使我们的学习效率不降反升。对于每个人来说，大脑是我们身体的总指挥部，对抗大脑熵增加的方法就是科学用脑，不断挖掘大脑的潜能。例如，在学习方面，可以不断地重复、慢慢雕琢、反复练习，要知道“欲速则不达”“慢工出细活”反而学习效率更高。或者去看一场电影、读一本书、与朋友进行一次畅谈，从中探索到新鲜的信息、知识或智慧，为大脑“减熵”。

摘编自刘恺《大脑中的热力学》）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下列九点。

（一）单个建筑物，一般地由3个主要部分构成：下部的台基，中间的房屋本身和上部翼状伸展的屋顶。

（二）在平面布置上，中国所称为一“所”房子是由若干座这种建筑物以及一些联系性的建筑物，如回廊、抱厦、厢、耳、过厅等等，围绕着一个或若干个庭院或天井建造而成的。在这种布置中，往往左右均齐对称，构成显著的轴线。这同一原则，也常应用在城市规划上。主要的房屋一般地都采取向南的方向，以取得最多的阳光。这样的庭院或天井里虽然往往也种植树木花草，但主要部分一般地都有砖石墁地，成为日常生活所常用的一种户外的空间，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很好的“户外起居室”。

……

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它作中国建筑的“文法”。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之间，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枋、檩、门、窗、墙、瓦、槛、阶、栏杆、隔扇、斗拱、正房、厢房、游廊、庭院、夹道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

（摘编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材料二：

《红楼梦》在建筑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叙述和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深厚、逼真、自然。从对大观园中园林建筑的描写，可以概括出中国传统建筑使用的几种手法。

在《红楼梦》中，对比手法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建筑形制形成对比。一个大观园，仅一水之隔，却是两种不同的景致。稻香村“里面数楹茅屋”，省亲别墅“金辉兽面，彩焕螭头”。从金辉大殿到荒野茅舍，各种不同档次的建筑对比，使得大观园色彩斑斓，对比鲜明。其次，建筑形态形成对比。曲与直的对比，如“或长廊曲洞”；方与圆的对比，如“或方厦圆亭”。 再次，建筑布局对比鲜明。贾府沿纵向轴线布置，讲究对称和严谨，为的是适应家居礼仪以及婚丧嫁娶、接客待人的需要，所以《红楼梦》中的住宅无处不体现着布局的匀称和条理。而大观园的布局却体现着一种自由的思想，凿池堆山，种竹栽柳，为的是满足封建贵族的休闲、静养的需求。匀称和自由，“此两种传统之平面布置，在不觉中含蕴中国精神生活之各面，至为深刻”（梁思成语）。对比手法的运用对于丰富建筑造型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满足人们不同的心理需求亦是功不可没。

中国古代日常家居较现代人隐蔽。就是普通四合院有两进、三进之说。大宅子更是仪门、垂花门重重，才到正房居室。如果家有来客，妇女们要回避。于是，古代的建筑不会进门便是起居之所。总是讲究个遮掩、过渡。如四合院大门前的影壁。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说：“除佛塔之外，单座之建筑物鲜有呈露其四周全部轮廓，使人得以远望其形状者。”影壁作为庭院建筑的一部分，除遮蔽视线外，还有挡风、避邪和装饰的作用。贾政游大观园，开园门便见“一带翠嶂挡在前面”，且看贾政对此山的评价：“非有此一山，一进来园中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此言虽出贾政之口，实为曹雪芹的造园观点。遮掩手法在古代建筑中大到院落，小到一厅一舍都运用得恰到好处。

（改编自卢成咏《<红楼梦>中的建筑文化》）

材料三：

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那轿夫抬进去，走了一射之地，将转弯时，便歇下退出去了。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轿，赶上前来。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复抬起轿子。众婆子步下围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

（节选自曹雪芹《红楼梦》）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作为如今最为强大的内容生成工具，各类AI在信息生态循环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们既被认定为当今信息环境中最为活跃的污染源，却又是信息污染的隐藏受害者。

生成式AI作为污染源饱受诟病，其无法去除的“幻觉”问题使其经常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凭空创造出看似合理却完全虚构的信息。大语言模型的核心算法目标是预测和生成“最可能”的内容，这些错误往往还被包装在流畅的语言与结构化的逻辑中，极具欺骗性，让缺乏相关知识的用户难以察觉。

如果说文本回答的污染已经足以令用户担忧，那么AI在图像、音频、视频方面的多模态生成则让信息污染的范围扩大了几个维度。在历史上，每一次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都在改变着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而这种多模态生成的污染则可能让之后我们感知真实的本能也被迫发生改变。

事实上，只将AI认定为污染制造者也过于片面了，AI也是信息污染的重要受害者。

生成式AI的本质是模仿训练集中的文本进行文字续写，因此会表现出和训练集文本相似的特性。由于大多数AI都使用了历史和网络中的大量文本进行训练，很多历史偏见很容易被吸收进模型的训练集中。虽然对文本进行人工标注和精调可以一定程度上修正这些偏误，但一方面对如此大量的训练文本进行人工标注需要大量成本，另一方面这种批改错题式的解决方案无法彻底解决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高质量的人类原创内容被AI大量消耗，AI想要获得新的数据进行训练，就不得不从互联网上爬取新的内容，而AI生成内容越来越多地充斥着互联网，未来AI的训练数据将不可避免地包含AI生成的垃圾内容。

当这类生成的数据污染了后续模型的训练集时，会让模型逐渐丢失掉真实数据中的概率相对较低的信息，发生退化。比如前文是“猫吃了……”，原本的真实信息下文概率分布从高到低可能是“鱼”“罐罐”“老鼠”“毛团”“一惊”等，但在模型反复以自己的输出为训练集进行训练后，概率较低的“毛团”和“一惊”可能就会丢失，模型的输出将会趋近于同质化。加上幻觉的污染，模型也会在训练中接触到更多完全错误的数据，迭代多次后，模型生成的内容可信度也会越来越低，这就是所谓的“模型崩溃”（Model collapse）。

这种模型崩溃是AI作为污染受害者的最终体现，当AI逐渐远离人类原创的高质量内容，它的输出也会逐步同质化和平庸化，就像一幅不断被复制的画作，每一次复制都失去一些细节与神韵，而当AI不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创作时，它的生命周期也将随着这个污染怪圈走向尽头。

如果说AI是信息污染的污染源与受害者，那么在这个污染系统的另一端，人类既是无意识的盲从者，也是幕后精明的操控者。

人类的大脑天生有着认知偏差，这是我们处理复杂信息流做出决策的基础。面对无边的信息海洋，我们本能地寻找认知的捷径。其中之一就是诉诸权威。而AI以表面的客观性和无可比拟的知识面广度，正在成为新的信息权威，“AI说的”正在替代“百度说的”，被用作论据的权威依据。

这种对AI的盲从源于多重的心理机制：一种是自动化偏差，我们总是相信机器比人更为客观更为可靠；另一种是认知负担转移，信息量如此庞大，将判断的责任交给AI可以减轻我们的决策压力；……而媒体和市场为了追求热度对AI能力的不断神化，也让公众对AI有了过度的期待。

从众心理和随之而来的信息茧房，则成为了人类身为盲从者和操控者的交汇点。一方面，我们倾向于相信高点赞多转发的内容，将数据量视为可信度的证明，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利用这种倾向，制造虚假的从众假象，诱导流量。算法推荐系统则顺应了人类的弱点并为之推波助澜——根据用户已有偏好不断推送相似内容。这种双向互动使信息污染有了稳定的生态循环，让用户不自觉地陷入信息茧房。

对AI神化的舆论趋势背后，是更为根本的经济驱动力。当商业估值模型更看重用户数量时，提升内容准确性就不如提供更多内容生成的功能来得更为紧迫。企业为了满足投资者预期而加速开发并不算完善的生成功能，部分媒体为流量而持续炒作AI能力，用户使用并传播AI内容，形成了一个由资本力量主导的生态圈。

理解了这种机制后，一些人开始更为主动地操控信息生态。由于很多互联网内容平台都设置了所谓的“流量激励”机制，有人就从中嗅到商机——使用AI批量生成吸引眼球的内容，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商业策略。当广告收入主要依赖点击量和停留时间时，内容的真实性往往让位于其吸引力。内容农场们借助AI，每天能生成数百篇不同主题的文章，只为赚取流量和广告费；而起号的各类社交媒体账号，也不惜利用AI撰写假新闻，来获得点赞和转发；这些利益上的动机都进一步推动了信息污染的传播。

在这个复杂的信息生态系统中，盲从与操控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强化的闭环。人类既是算法推荐和AI生成内容的被动消费者，又在不断学习如何利用和操纵这些技术为己所用。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正是当代信息污染如此难以治理的核心原因。

节选自antares《互联网正在沦为“信息垃圾场”，真的是DeepSeek们的错吗？》有删改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要有创造性思辨的能力、严格求证的方法，不迷信学术权威，不盲从既有学说，敢于大胆质疑，认真实证，不断试验。原创一般来自假设和猜想，是一个不断观察、思考、假设、实验、求证、归纳的复杂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归纳。假设和猜想的创新性至关重要。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如果选不准，即使花费很大精力，也很难做出成果。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要多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体系作出贡献。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从实践看，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终身探索成就事业的。有研究表明，科学家的优势不仅靠智力，更主要的是专注和勤奋，经过长期探索而在某个领域形成优势。要鼓励科技工作者专注于自己的科研事业，勤奋钻研，不慕虚荣，不计名利。要广泛宣传科技工作者勇于探索、献身科学的生动事迹。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

（摘自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好奇心驱动是指通过教育方式推动好奇心由内驱力转化为动机驱动，激发学生不断探索。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中关于科教融合的探索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的科教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实际上，高等教育更偏向于对人类社会已经编码化的知识进行系统化传授和学术化训练，着力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能力。有关研究表明，好奇心和创造性思维培养的关键在于基础教育时期的科学引导，创新型人才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不能仅由高等教育提供，所以，应从基础教育时期开始加强对儿童科学好奇心的培养。

注重选拔优秀学生投身基础研究，通过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助其成长为未来科技领军者。为解决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高水平人才紧缺问题，教育部在部分高校推出了“强基计划”、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将好奇心驱动与国家需求驱动结合，吸引具有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成为科技人才后备力量。

在国家层面出台更多政策扶持基础研究，建立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体系。基础研究不仅需要自由空间及社会给予的宽容态度，也需要政府给予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基础研究与新技术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基础研究能够为新技术提供原理，新技术反过来会拓展基础研究。所以，应基于校企合作探索科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引导企业以适当形式加大对高校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扩大基础研究的资金来源；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鼓励广大科研人员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让科学家潜心搞研究。

（摘编自李珍《好奇心、创造性思维与科技创新》）

材料三：

好奇心会激活记忆回路，帮助大脑更好地保留新信息。一项发表于2014年的研究进行了这样的实验：研究者会询问参与者一些日常琐碎的问题，并让他们评估对答案的好奇程度。例如“披头士乐队的哪首单曲霸榜时间最长”或者“地球上唯一已知的方形树干生长在哪里”。接着参与者需要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设备中等待14秒钟，才能获得答案。在等待期间，参与者会看一些中性、没有情绪倾向的人脸图像。这项研究发现，人们更容易记住那些激发他们好奇心的问题的答案。奇怪的是，他们也更容易回忆起和这些问题配对出现的人脸图像。大脑成像显示，在这一期间，参与者的大脑海马活动增强，而海马对构建记忆至关重要。该研究的第一作者、英国卡迪夫大学首席研究员马赛厄斯·格鲁伯将好奇心比作一个“漩涡”：它不仅会让大脑记住想知道的内容，还会吸入这一内容周围的附加信息。

凡是被孩子们询问过一连串“为什么”的成年人都知道，孩子们拥有强大的好奇心。根据基德的研究，好奇心神经回路中的基本元素，在生命早期似乎就已经存在了。基德说，对婴儿好奇心的研究表明，这些神经回路早已准备好在一生中引导他们获取知识。婴儿会最大限度地从环境中学习，似乎能意识到意料之外的事件都可能是机会。他们对信息量大的刺激有强烈偏好——人脸会比玩具卡车更有吸引力，而语言会比非人类的声音更具魅力。婴儿对任何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即使是还不会说话的婴儿都能意识到自己的知识不足。基德发现，当儿童感到不确定时，他们会继续尝试学习更多知识，并把学到的知识都储存起来。然而一旦他们觉得自己理解了这些东西，就会对其失去兴趣。在2012年一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中，基德和同事向7～8个月大的婴儿展示了物品从盒子中弹出来的动画场景。她使用眼动追踪仪测量了婴儿的注意力被这些场景吸引的时间，发现他们更喜欢那些复杂程度中等的情景，那些不太容易预测但略带惊喜的情景效果最佳。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金发姑娘效应”，即人们倾向于选择“刚刚好”或适中的挑战。

（摘编自莉迪娅·登沃斯《好奇心，滚起认知的雪球》）

包括基德在内的很多研究者都对好奇心充满兴趣，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①______、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当我们处于“睁大眼睛、充满求知欲”这种所谓的好奇状态时，②______？科学家正试图构建出整个过程，探究大脑如何关注新奇事物，如何触发海马活动而③______的。

7 . 阅读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代戏剧在元代发展至鼎盛，出现了一批以关汉卿为代表的优秀剧作家；而西方古典戏剧则在莎士比亚那里达到顶峰。悲剧，作为最能反映人类对世界、社会与人本身各种问题的严肃思考、不懈追求的一种戏剧形式，也分别于彼时臻于成熟。那么，同处于成熟时期的中西悲剧就悲剧精神（或曰悲剧本质）而言有何差异？这差异的文化根源何在？

关于悲剧，人们的一致看法，是“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悲剧包含受难，“是人的痛苦或毁灭”。这些都不无道理，但它们都是从剧本本身的内容来论及的，而悲剧作为一种以演出为目的的文学形式，观众的反应或曰审美效果无疑是更重要的。使悲剧真正区别于其他戏剧形式的基本精神在于：悲剧在观众心里最终激起的是一种昂然向上的情绪，观众在经历了哀怜、同情、恐惧等诸种情绪之后，突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体验到了伟大与崇高，一种压抑之后的升华，即崇高感。

《窦娥冤》，是关汉卿公案剧中最杰出的作品，而《窦娥冤》中能引发崇高感的人物无疑是窦娥。窦娥蒙受不白之冤，临刑前一腔悲愤喷如火，满心不平滚如雷，发出惊天动地的责问：“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喊声撼人心魄，激扬振奋之情油然而生。主人公的弱小与其最后的反抗形成极大的戏剧反差，抗争精神也得以最大彰显，这是观众产生崇高感的主要因素。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抗争是被迫的，直到最后走投无路，才被逼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她的抗争精神呈现不彻底性与非自觉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人公抗争意志与精神唤起的崇高感。窦娥身上另一个突出特点“节”和“孝”的结合，符合了当时观众的审美心理，在特定时代、特定人群中足以形成强大的伦理感召力，唤起崇高感，从而构成崇高感的另一个来源。剧中窦娥念念不忘服孝养婆，多次表达“一马难将两鞍糒”的类似思想，节女形象不可谓不突出。窦娥的“孝”当然不是“愚孝”，很大程度上是她善良本质的体现，而且善良本质也正因为在其面临极为困难的境遇时表现出来而愈加熠熠闪光。所以她身上体现出来的完善的伦理精神使中国的观众更伤其不幸无辜，赞其坚贞善良，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抗争精神之非自觉性在崇高感方面引起的缺憾。

《哈姆雷特》则是西方悲剧的一座高峰。与窦娥的被动抗争相比，哈姆雷特的抗争更体现了作为人的自由意志。年轻王子从鬼魂口中得知父王之死的真相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虽然期间有犹豫有彷徨，但他却从不曾有怯懦、退缩之意，始终坚持独立承担重负，直至以生命换来复仇与除奸使命的完成，换来正义秩序的恢复。对哈姆雷特而言，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复仇问题，更大意义上是与邪恶力量，与丑陋、不公的社会，与命运施加于他的不幸作斗争的问题。通过抗争，他保住了尊严，体现了人的价值，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最大限度地唤醒我们的崇高感。

同是悲剧，为何东西方在其精神上存在这样的差距？两种文化的命运观的不同使中西方悲剧走上了两条不尽相同的路。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儒家的命运观以一言概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儒家这种人顺天命的态度，平和达观地解决了人对命运的困惑，使其有可能探讨人事，从而发展出一套高度完善的伦理哲学。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悲剧人物一般不会自觉、清醒地体验到人生的悲剧性，有诸多不幸也只说命该如此，从而较少完全出于自主地显出抗争意识；但却有很深的伦理道德感，人物会根据伦理道德准则判断自己应该怎样做。故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对窦娥形象的塑造也就不足为奇了。《窦娥冤》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中国下层社会的普通妇女，对自己身世的凄凉有悲叹，但更多的是对注定的命运的接受。直至最后临刑前，她才愤然而起，丢掉了一切幻想，发出了自己的呐喊。但她的“节”、“孝”思想与善良品质却是贯穿始终的。窦娥善良敦厚的人格，使观众悲其不幸，亦赞其善良，构建了人物的另一大闪光点。遵循这样的天命观，悲剧中也很少突显出对任何超常事物或突如其来的厄运的恐惧，相对应地，观众也较少在恐惧之后感受到崇高，他们往往是同情，义愤，然后被突如其来的振奋攫住。

西方悲剧深受古希腊命运观的影响。在古希腊人的眼里，喜怒无常的命运之神掌握着宇宙。他们对她心存敬畏，却又不无怀疑。他们相信命运，但命运的无常更使他们意识到人在与厄运搏斗时所展示的勇气的可贵与伟大，他们确信身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反抗命运的合理性与高贵性。古希腊命运观对悲剧的影响从两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在悲剧中往往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使人敬畏、恐惧，如哈姆雷特在突然之间从幸福云端跌入痛苦深渊，人被神秘的不可知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下。但这还不够，古希腊人想展示的是与强大命运或对立势力相比显得弱小的悲剧英雄如何高傲地忍受着痛苦而不愿低下头颅。他们的命运观使他们认为，人的全部存在价值、人之高贵只有在悲剧中所呈现的生与死的抗争中、人与不可抗的命运的抵抗中才会完全展示出来。相对应地，观众会在恐惧之后感受到一种振奋鼓舞的情绪。

（摘编自黎林《命运观成就中西悲剧精神差异——<哈姆雷特〉和〈窦娥冤>之比较》，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