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那么，乡下人的“愚”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我绝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指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字不识字却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说到这里我记起了疏散在乡下时的事来。同事中有些孩子被送进了乡间的小学，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样样都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们见面时总在家长面前夸奖这些孩子们有种、聪明。这等于说教授们的孩子智力高。我对于这些恭维自然是私心窃喜。穷教授别的已经全被剥夺，但是我们还有别种人所望尘莫及的遗传。但是有一天，我在田野里看放学回来的小学生们捉蚱蜢，那些“聪明”而有种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那些乡下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回到家来，刚来的一点骄傲似乎又没有了着落。

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们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我并不责备自己孩子蚱蜢捉得少，第一是我们无需用蚱蜢来加菜，第二是我的孩子并没有机会练习。教授们的孩子穿了鞋袜，为了体面，不能不择地而下足，弄污了回家来会挨骂，于是在他们捉蚱蜢时不免要有些顾忌，动作不灵活了。这些也许还在其次，他们日常并不在田野里跑惯，要分别草和虫，须费一番眼力，蚱蜢的保护色因之易于生效。——我为自己孩子所作的辩护是不是同样也可以用之于乡下孩子在认字上的“愚”么？我想是很适当的。乡下孩子不像教授们的孩子到处看见书籍，到处接触着字，这不是他们日常所混熟的环境。教授们的孩子并不见得一定是遗传上有什么特别善于识字的能力，显而易见的却是有着易于识字的环境。这样说来，乡下人是否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至少还是个没有结论的题目。

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这一点，依我们上面所说的，还是不太能自圆其说。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这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里我们称之作“面对面的社群”，在“面对面的社群”里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报姓的。很少太太会在门外用姓名来回答丈夫的发问。但是我们因为久习于这种“我呀！”“我呀！”的回答，也很有时候用到了门内人无法辨别你声音的场合。“贵姓大名”是因为我们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铜钱到别的部落里去，对方接到了这记号，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在十多年前青年们谈恋爱，受着直接社交的限制，通行着写情书，很多悲剧是因情书的误会而发生的。有这种经验的人必然能痛悉文字的限制。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第二章 文字下乡》）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史铁生在散文《我与地坛》中，将写作与生命同构在一起。他在双腿残疾的沉重打击下来到地坛，并在这里生活了15年。他用残缺的身体，表达出健全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

1951年，史铁生出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后来去延安一带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后来，他又不幸患了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靠着每周3次的透析维持生命。这样的经历，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厄运和灾难。但史铁生选择了勇敢面对。正如作家韩少功所说：“史铁生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在漫长的轮椅生涯里至强至尊；一座文学的高峰，其想象力和思辨力一再刷新当代精神的高度；一种千万人心痛的温暖，让人们在瞬息中触摸永恒，在微粒中进入广远，在艰难和痛苦中却打心眼里宽厚地微笑。”

史铁生的写作，与人生经历密不可分。“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这对他而言，是一种不期而至的厄运。1979年，史铁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散文随笔集《我与地坛》。其中，散文《我与地坛》以“我”的视角，写了在古园中的见闻，以及所遇到的人和事，述说了“我”的所思所想，抒发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史铁生以苦难的生命历程告诉我们：要灿烂地笑对人生。《我与地坛》的“生命”主题，是作品特有的意蕴和魅力所在。

高尔基认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是“由生活暗示的”“用形象来体现”的“思想”。归根到底，它来自作家对审美体验所进行的提炼，以作品的特定形象整体展现，是对人的外部社会存在、内部社会意识进行理性把握的结晶或浓缩。散文《我与地坛》中，史铁生在古园遇到的人和事，无不体现着“生命”主题。这里的“生命”主题，是作品的灵魂，即对于命运和生死问题的感悟。

审美体验，则是“以体去验”，是指主体在观察、感受、思考生活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情感体验。散文《我与地坛》，其实就是一个生命体验的过程。作品的“生命”主题，与审美体验理论相呼应，具体表现在对生命的体验与认知上，即：通过对他者生命的观察，丰富自身残缺的部分，最终建立完整的生命认知。

审美体验的结构，有机地包含着三个基本层次：一是过去的历次经验，我们称为“历构层”；二是现在的临景感受，我们称为“临构层”；三是预构的未来感受，我们称为“预构层”。具体到散文《我与地坛》中，这三层就是史铁生过去和现时的矛盾、对现时意象的把握，以及对未来人生的参悟。

如今的年轻人，在面对艰难困苦时，容易表现出迷惘情绪。这个时候，读读史铁生，或可收获别样的启迪。也许生命被给予了苦难，但正如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所说：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面前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是的，我们不应只着眼于眼前的苦难，而是要学会接纳个体人生的不完美，承认人性中的不完美，要学会尊重命运、努力生活。

（摘编自苏琳《散文〈我与地坛〉的生命哲思》）

材料二：

在当代文坛，史铁生以其内向、务虚、思想型写作成为一位辨识度很高的作家。他不能行走，却扶轮问路，立足于当代文坛。残疾境遇使史铁生感知世界的肉身触角收缩，代之以精神触须的张扬。缺口有时是一种出口。残疾打通了生命的秘道，让他更敏感于个体的肉身，坐问时间、直面生死，一度陷入存在的深渊，又让他立足灵魂的边界，更内在地贴近、咀嚼、反刍生命，探索并开启存在的可能。

在当代文学史上，史铁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无论其思想的深刻性、精神探索的超拔性，还是形式实验的先锋性、艺术追求的建构性，都为现代汉语写作贡献了新的养分。自1979年发表处女作《爱情的命运》开始，史铁生作品总字数达二百万字左右，其中不乏名篇佳作。

长篇散文《我与地坛》被作家韩少功宣称，发表此作的当年即使仅有这一篇作品也够得上文学的丰收年。史铁生用耳、用心、用气倾听地坛，与物同体，悲天悯人。地坛的草木一年四季竞相响动，鸽子的哨音、冗长的蝉歌、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啄木鸟空旷的啄木声，召唤史铁生漂泊的心魂回归大地，从中见自我、见天地万物一体。地坛里母亲无声的脚步、歌者激情的歌唱、少女咿呀的嗓音，是发自本性、直见本心的人籁，从中见众生、见命运。孩子初来人世的哭喊声、牵牛花开时葬礼的号角声，是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和之以自然的天籁之音，从中见生死轮回、大化流转。“地坛”是“我”精神苦闷、没有出路时的避难所。“我”在“地坛”专气凝神、追问命运，抵达生死齐一、游于大化之境。有一天，“我”扶着拐杖，沉静地走下山去；同一天，“我”抱着玩具，欢蹦着跑上来。生命以“我”的名义生生不息。“我”在“地坛”，“地坛”在“我”。《我与地坛》是史铁生“蚌病成珠”的天命之作，是当代文坛的天籁之音，从中见自我、见地坛、见众生、见天地。

（摘编自张细珍相关文章）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留住它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聚村而居的格局让人们的社交范围囿于村落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被编织在一张由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里。这种格局下，乡土社会的道德体系并非笼罩性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准则，而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道德规范的适用范围会随着私人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变化。

在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中，道德的出发点是“己”，即从自己推及他人，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围绕着“己”，形成了孝、悌、忠、信等不同的道德规范：对亲属的孝悌，对朋友的忠信，对君上的忠诚……这些道德都只针对特定的私人关系，而非对社会整体的道德义务。比如，乡土社会中评判一个人是否“守信”，往往看其对熟人的承诺是否兑现，而非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义。

与西洋社会团体格局中“人人平等”的道德准则不同，乡土社会的道德没有统一的标准，而是因人、因事、因关系而异。在西洋社会，团体是超于个人的存在，道德规范是为了维护团体的利益，如宗教中的“爱所有人”、法律中的“人人平等”；而在乡土社会，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普遍道德观念，也缺乏代表整体社会的“团体”，因此也就没有对应于团体的道德义务，如对国家的忠诚、对社会的责任等，这些现代性的道德观念，在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难以生根。

乡土社会的道德维系，依靠的是私人关系间的人情与礼俗，而非外在的、统一的法律或制度。人们在私人交往中习得的道德规范，成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准则，而一旦超出私人联系的范围，这些道德规范便不再适用。这也造就了乡土社会“私”的道德特征，即一切价值判断都以私人关系为中心。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材料二

乡土文化既是一方水土独特的精神创造和审美创造，又是人们乡土情感、亲和力和自豪感的凭借，更是永不过时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近年来，我国各地兴起了“乡土文化热”，乡土文化成为一种时尚文化，作为一种情结，存在于人们心底，使人们在对乡土文化的追寻中，心灵得到放松、净化和升华。

春节庙会、清明祭祖、端午赛龙舟、重阳登高等传统民俗活动如火如荼，展现了乡土文化旺盛顽强的生命力。乡村旅游大发展，传统村落成为人们接踵而至的旅游胜地，民俗体验、乡村写生等成为消费热点。美丽乡村建设蓬勃兴起，保持乡土文化、传承乡村特色成为一致共识，一批文化底蕴深厚、充满地域特色的美丽乡村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景德镇陶瓷、淄博琉璃、潍坊风筝等乡土工艺品以及泰山皮影、日照农民画等乡土民间艺术纷纷走出国门，中国乡土文化正以愈发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挺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实践证明，中国乡土文化历经劫难而不亡，饱经沧桑而新生，我们完全有理由树立对乡土文化的自信，这是文化自信的核心构成，决定着文化自信的深度和广度。

（摘编自《乡土文化自信与乡村振兴》）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多少是中国社会格局的反映。可是，如果说“私”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法的问题，那么，中国社会的格局似乎和西洋不同。

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

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特点：差序格局。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差序格局”并未消失，而是发生了转型。个体意识的觉醒使年轻人更强调“自我”与“权利”，但这种个体化并未导向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在原有关系网络中寻求新的平衡。例如，子女在婚姻选择上拥有更大自主权，但仍需考虑父母意见与家族声誉。这种“有弹性的个体化”表明，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正在重构而非断裂。

值得注意的是，当国家退出日常生活领域后，人际关系的维系更多依赖情感与互惠，而非制度或法律。这使得“做人”——即如何在复杂关系中保持体面与道义——依然是乡村社会的核心能力。

（节选自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材料三：

在流动社会中，差序格局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浙江村的温州商人虽身处城市，却通过血缘、地缘构建起紧密的互助网络。他们用“自己人”逻辑处理商业合作，用“关系”替代契约。这种实践既是对传统结构的延续，也是对市场经济的本土化回应。

然而，当关系网络遭遇制度性规则（如工商监管、税务稽查）时，其局限性也暴露无遗。如何在“讲关系”与“守规则”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难题。

（节选自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这棵栽植于道光年间的古树是一棵‘救命树’，保护在树上避难的村民免受洪水侵袭，如今我们将其列为‘乡愁保护点’，有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在雄安新区大王镇大阳村，安新县乡愁保护工作队成员周建斌指着一棵古槐树说道。雄安新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开工建设阶段，在如火如荼建设场面背后，一些承载村民过往记忆的古宅、老树依然挺立，成为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

为保护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雄安新区在全国没有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率先成立雄安新区“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首创雄安新区“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据辛公舜介绍，在雄安新区的大规模开工建设中也出现了工程建设和“乡愁保护点”位置冲突的现象，雄安新区乡愁工作专班采取了“一案一政策”的活态保护措施，根据“乡愁文化遗产”价值和规划建设需要，针对每一处“乡愁文化遗产”的特点制定了“特殊”政策，有效保护“乡愁文化遗产”的同时也配合了施工单位的工程进度。雄安新区未来将利用保存下来的古宅以及古宅构件建设历史街区，利用老物件建设展示新区农耕、渔猎以及民间艺术的博物馆，利用古树打造乡愁林，让未来的新区居民记得住“乡愁”。

除此之外，雄安新区将启动“数字乡愁”影像留存和“数字乡愁云”工作，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展示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三维实时渲染技术等，构建与现实世界孪生的数字虚拟空间。通过对雄安新区内的数字乡愁点进行VR及视频解说制作，建立“数字乡愁”文化平台，最大限度保留和记录古村落乡愁。未来，雄安新区将进一步打造相应的雄安历史文化传承基地和展示区域，将传统文化融入雄安城市风貌之中。

（摘编自鲁达、崔涛《“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融入雄安规划建设》）

材料二

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人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过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传统经典敬祖先，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凝聚着中国人的制度设计和生活理念，不仅积淀数千年的发展史，更有超20万种的存世规模。受层累性特征的影响，从内容到表达，传统经典与当下难免有些脱节，阅读起来不太轻松。基于此，我们要指出阅读经典，从来有专业与通识之别。于学者，“以古释古”“汉话汉说”，力求恢复经典的原貌很重要，但对于大众，重点落在据实感悟，如朱熹所云“要体会亲切”，就很好，这从来是中国人读书的常态。所以，不一定非要明音韵、通训诂，而须避免“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的死在句下。传统经典既是历史的留存，又极具未来性，是一项有待发现和创造的资产，它总让人在不断的回溯中重新认识自己，拓展自己。案头研究是重新的认识和拓展，立足于当下生活的切己体悟又何尝不是呢？如要说得更深广些，则时移世异，如王国维《论政学疏稿》所说，“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种“道出于二”不仅打散了许多传统成说，也瓦解了传统的解经模式，使经典必须面对变化了的时势。经典再不是圣典，再不是只让人信仰不容人质疑的绝对真理，它需要重新解释，它的生机正蕴藏在重新解释中。故我们不要把传统经典看成是一种封闭静止的存在，它之所以具经典性，正是能克服时间的限制，拥有“超时间性”，甚至，还是构成所有现代性最重要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经典具有历史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特质，对它的研究是完全可以立足价值和导向的基础，引入包括现代诠释学在内的新方法，通过与当代结合，发挥其力量，进而如洪汉鼎先生所说，揭示其未来意义，畅明其价值“不是开放在末日黄昏，而是开放在未来的晨曦”。

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认为不仅人人可以读经典，还必须读经典。过程中有专家帮助自然好，如能借助权威注本，在移动设备支撑下展开移动式、微课程及自我量化等个性化的新型学习模式，也能让人与其中活的思想交接，并最终推进传统经典的大众化进程。总之，关键在融传统智慧于当下生活，让现实激活问题，让经验佐证经典，进而检视自己的直觉，印证古人的洞见。倘能这样，则经典文本就能在与生活世界的互动中，牢牢植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相信，正如每个人都有仅属于自己的缘分，也必定有自己心仪的经典。如果你找到了，并觉得受用，觉得智性浚发，活力开张，此即哈耶克所说的“生机勃勃的传统是创造性的源泉”，经典也就因你获得了新的生命。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说，“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所有这种理解最终都是自我理解”。它告诉人阅读经典不是一种复制行为，而是创造性行为。甚至因具有哲学反思的特征，它还能成就一种“创造性的自我认知的内化过程”。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体会到，伴随经典阅读与理解的完成，我们开始更好地理解自己，找到自己。

当然，传统经典需要在历史流程中呈现，更需要接受后来者基于发展了的眼光的检验，以为“吾道自足”，必难“化民成俗”。故所谓理解还应包括究问与质疑，甚至主要就是究问与质疑。只有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才能让经典延续，增值。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无知而增知，由知识人跃升为文化人，才能造就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重建惠及众生的人文关怀。而这，其实也是阅读传统经典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自汪涌豪《当下我们如何重读中国传统经典》）

材料二：

《孙子兵法》通篇都蕴含着“知兵非好战”“尚武不黩武”的战争观念。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主题时，我们学习研究《孙子兵法》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军事知识和战略知识，更是为了以历史的眼光、世界的视野和实践方法来掌握战略思想，更好地直面挑战，解决时代难题。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孙子兵法》的辩证思维和基本原理，才能做到守正创新，正如北宋兵学理论家何去非所言“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要与时俱进灵活运用。《孙子兵法》最大的特点是从哲学层面观察战争，揭示战争规律，指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中。《孙子兵法》中包含了中国古代儒、道、墨、法、阴阳等各学派的哲学思想和方法，阐发了在诸侯林立的复杂大环境中“富国强兵”的战略智慧，体现了崇道、尚义、勇武的兵学思想，具有丰厚的人文意蕴和道德情怀，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当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研究战争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研究避免战争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经典虽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却给了我们智慧与启迪，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人类最高的智慧在于思考昨天、把握今天、创造明天，我们需要在学习、反思、实践中找到人类走向更美好的答案。

（摘编自侯昂好、李元鹏《〈孙子兵法〉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缅怀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重温马克思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

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1835年，17岁的马克思在他的高中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一生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贫病交加的煎熬，但他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成就了伟大人生。

马克思的一生，是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马克思曾经写道：“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为创立科学理论体系，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最终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不仅深入了解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知识，而且深入了解和研究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努力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养料。马克思毕生忘我工作，经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为了《资本论》的写作，“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即使在多病的晚年，马克思仍然不断迈向新的科学领域和目标，写下了数量庞大的历史学、人类学、数学等学科笔记。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马克思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马克思毕生的使命就是为人民解放而奋斗。为了改变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马克思义无反顾投身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他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热情支持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巴黎公社革命，满腔热情、百折不挠推动各国工人运动发展。

（摘自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质的东西，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

但是，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这种职业不需要有不体面的行动（哪怕只是表面上不体面的行动），甚至最优秀的人物也会怀着崇高的自豪感去从事它。最合乎这些要求的职业，并不总是最高的职业，但往往是最可取的职业。

但是，正如有失尊严的职业会贬低我们一样，那种建立在我们后来认为是错误的思想上的职业也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沉重负担。

这里，我们除了自我欺骗，别无解救办法，而让人自我欺骗的解救办法是多么令人失望啊！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确立坚定的原则和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当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主导思想而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还是最高尚的。

这些职业能够使具有合适才干的人幸福，但是也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而贸然从事的人毁灭。

相反，重视作为我们职业的基础的思想，会使我们在社会上占有较高的地位，提高我们自己的尊严，使我们的行为不可动摇。

一个选择了自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会战战兢兢——这种人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高尚的，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守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摘自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②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③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二：

①亲戚关系，过去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联结，如今正在青年之中式微，他们以一种逃离的心态远离传统的亲戚关系甚至“断亲”。这里所说的“断亲”一般理解为跟直系亲属、同辈之间乃至与长辈之间日常的互动频率降低，或者没有交往，不是法律上所指的绝对的割断亲戚关系。

②传统社会中，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因为生产力、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人们总是要互助才能活下去。我们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更多以市场经济为主。我们现在越来越处在逐渐富足的状态，导致了每家每户都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家庭独立”的生存方式。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好的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我们不需要依赖传统的亲缘关系，来获取我们的生存机会。

③另外，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导致了各种内卷。尤其是教育的内卷，使孩子的大量时间都被各种辅导班和作业消耗掉了，他们从小到大都在“内卷化”的教育体系内生长生活，基本独立于扩大化的家庭。这种内卷化的社会生长环境，对于青少年而言，休闲生活被极大地压缩，社会交往特别是走亲戚形态的交往更少。与此同时，青少年从小就以学习为主，从小就与学校朋辈同学的见面、交流、互动显著增加，使得他们有了情感替代，用同学、朋友关系替换了亲缘关系。而且，围绕着孩子的教育，家长们形成了一个圈子，造成“朋友圈”的替代，也就把原来的那些亲戚关系逐渐拉远。

④作为中国典型的互联网“元世代”，00后在现实中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和生活半径的紧缩化。互联网让00后青年群体更加享受“人与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是现实中的“人与人”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抢占了青年的时间、空间和心理，造成了青年世代的交往惰性，“断亲”因沉溺网络生活方式而堂而皇之地上演。

⑤最近几十年，中国产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造成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乃至国外选择工作和成家立业。这种居住地的远距离分化，导致了表兄弟妹甚至亲兄弟妹之间也没法频繁交往。

⑥尽管互联网时代的青年呈现了比以往时代更加独立的个性和独自生活的适应能力，“断亲”的社会环境、时代条件和家庭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随着00后年龄增长，他们将成家生子，之后形成自己的核心家庭，而结婚带来新的亲戚关系，他们要不断适应成年人的亲戚网络，也将唤起新的亲缘。我把这个称为“亲缘唤醒”效应，只有亲自体验才能唤醒。这种心理也可以扩展到亲缘关系或朋友关系认知层面，即有的年轻人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血缘、亲缘与学缘、地缘同样重要，或许更重要。

⑦还有一个变化是，由于国家推行二孩三孩政策，未来很多年轻人会有二孩、三孩，独生子女的现状会有很大变化。那么他们又有了兄弟姐妹了，下一代就会有二代的表兄弟姐妹。这种回归，当然不一定是完全复原，但某种亲情唤醒的回归效应应该是会出现的。

（摘编自何国盛《“断亲”青年，谁还在走亲戚？》）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中，乡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长期占据主流。它们被视为传统与现代、静止与流动的象征，在文学叙事中常常彼此对照或对立。然而，这一视野却长期遮蔽了二者之间广阔而重要的过渡地带——县城及其所代表的“县域”。

实际上，县域不仅是一个行政或地理单元，它包含乡镇、县城、小城、县级市等多种形态，既是城乡之间的桥梁与枢纽，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中间景观”。因此，我们提出“县域书写”这一概念，它超越简单的“小城故事”或“县城文学”，更强调以县域为方法，即通过县域这一视角，来观察和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

县域书写的出现，与现代人对时间感受的变化密不可分。古代社会的时间感是“循环往复”的，就像春种秋收、四季更替，生活和社会秩序缺乏突破性变化。这种时间观下，空间的意义被弱化——不管是县城，还是大城市，甚至是乡下，本质上都处于同一个“循环时空”里，没有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的层级区分。现代社会的时间感变成“线性向前”的，“时间”本身也成了推动社会变化、产生差异的核心因素。这种时间观下，空间被赋予了“时间层级”，不同空间对应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明显的等级关系，比如大都市比小县城“现代”、城市比乡土“先进”。空间便成为人物命运的隐喻：从乡土到城市、从小县城到大都市，不仅是空间移动，更是从“传统时间”走向“现代时间”的跨越。这种空间变换会深刻影响人物的命运，也让人们清晰感受到不同空间的“时间感差异”。而县域往往成为这种等级差异的具象化场域。它一方面是承载着情感与记忆的故乡；另一方面又常被视为需要逃离或改造的对象。在保留传统人情社会余温的同时，它也持续承受着现代性浪潮的冲击。这种“在乡望城”或“在城望乡”的视角，构成了早期县域书写的情感基础。

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又使得县域“中间性”特征愈发凸显。从地理位置上看，县域是“半城半乡”的混合体，它是农民进城务工的“跳板”，也是部分人返乡创业或生活的“归宿”；既是城市化扩张的前沿，也是乡村接收外部信息的窗口。这种特殊位置使其在文学叙事中充满内在张力：县域常被描绘成“熟悉的陌生地”，那里留存着熟人社会的伦理与温情，却也渗透着市场逻辑带来的竞争与疏离；居民在享受现代化便利的同时，也经历着地方特色消退与文化同质化的深层焦虑。

在这一过程中，县域的时间感呈现出特有的矛盾性。全球化的触须已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偏远山区，最明显的表现是电脑和智能手机等带来距离感的消失。县域居民可与都市人群同步知晓天下事，体验着被压缩的、加速的现代时间；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县域又常常延续着一种“不快不慢”的节奏，一种基于农耕周期与人情往来的传统时间感。这种“双时制”的共存，使县域人物的精神世界往往徘徊于“留”与“走”、“变”与“不变”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现代性体验——他们渴望融入外部世界的进步浪潮，又试图守护本土生活的连续与安稳。这体现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时的同时性”。

与此同时，县域面临着同质化与独特性的博弈。统一的市场、标准的建筑、流行的消费文化不断消磨着县域的独特性，让许多县域的样子变得越来越像，这种“无地方性”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每个县域又都有自己的“小个性”，比如独特的美食、风景或文化，这些“地方性”的东西深深扎根在县域的土壤里，让它很难被完全复制。地方感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存在，而成为一种需要被自觉感知、审视乃至重建的情感结构。县域书写常常在“怀旧”与“展望”、“本土”与“外来”之间摆动。

县域社会兼具“熟人社会”的亲密性与“周遭世界”的现代流动性，这使它成为观察现代个体如何构建自我身份的绝佳现场。在这里，基于人情与信任的传统交往，与遵循规则、契约的现代方式并存；相对稳定的生活伦理，与偶然发生的外部风险相互交织。文学作品如何讲述在这种环境中个体的抉择、挣扎与自我寻找，如何平衡对地方传统的深切眷恋与对开放未来的理性追求，构成了县域书写的独特魅力与叙事挑战。

县域书写的意义，或许正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打破简单二元对立、理解中国现代化复杂图景的方法。读懂了城乡之间那道既模糊又清晰的“中间地带”，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也才能更深刻地明白“故乡”二字背后，那些关于坚守与突破、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情感。

（摘编自徐勇《作为方法的“县域书写”》）

鹿港小镇（节选）

罗大佑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

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

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告诉我的爹娘/

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再度我唱起这首歌/我的歌中和有风雨声/归不到的家园/鹿港的小镇/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繁荣的都市/过渡的小镇/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

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子子孙孙永宝用/世世代代传香火/

啊，鹿港的小镇……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变化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行政村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而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更是带来乡村社会普遍的空巢现象。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既有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等正在失去约束力。但是，这可以称之为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长期浸淫于熟悉社会而习得的“给予”和“亏欠”的人情传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等还存在巨大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虽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但依旧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也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虽然遭遇到大量陌生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等，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此确认其自我身份，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可以看出，熟悉社会已遭遇强烈冲击，但在日益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仍有影响。

（摘编自黄锐《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节选《桃花源记》（陶渊明）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变化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行政村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而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更是带来乡村社会普遍的空巢现象。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既有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等正在失去约束力。但是，这可以称之为物、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长期浸淫于熟悉社会而习得的“给予”和“亏欠”的人情传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等还存在巨大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虽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但依旧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也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虽然遭遇到大量陌生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等，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此确认其自我身份，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可以看出，熟悉社会已遭遇强烈冲击，但在日益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仍有影响。

（摘编自黄锐《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

材料三：

“熟悉的社会”是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结构特征的一种概括，而非指微观的、个别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状况。经历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变迁之后，乡村社会中诸多微观结构与行动都可能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然而，村落共同体的地方性以及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依然留存。

在村落共同体中，村民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熟悉的关系并非指具体的两个个体间的交往情况和熟知程度，而是指村落社会关系是相互熟知的。熟悉的社会是一种信息非常对称的社会，也是一种信息透明的社会。信息对称指的是自我与他人是知根知底的、相互能达成默契的。不论两个村民个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也不论一个人对其他个体具体情况的熟知程度如何，人们都能达到相互熟知或知根知底，因为村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们的行动信息也容易被村里人所知晓，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努力就能达到。

熟悉关系仍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一种特质，因为这是与城市社会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尽管在城镇化扩张和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熟悉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但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就继续留存。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